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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评教:名存实亡

2016年09月21日 19:17  点击:[]

“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

“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

打开教务系统的教师入口,汪静昕(化名)移动鼠标滑过页面上的“教学质量评价”按钮,只点开旁边的栏目看了看新的教务通知。除非填表需要,这位山东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很少主动点开看学生对自己的评分。

如果汪静昕愿意,她能看到的内容有:评教平均分,给她打“优、良、中、差”的学生分别有多少,偶尔还能看到不具名的简短评语。评分和评语都是匿名的。

点开教学评价系统,贵州民族大学的大三学生何宇(化名)也没细看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打分项目,就全部勾选优、优、优。着急看成绩的同学还让他顺便帮忙评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先对这学期的课程全部进行网上评教,才能看见考试成绩。

为了让学生参与评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学校规定要先评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绩,有的学校要先评教才能选课,还有的学校规定不评教会影响期末成绩。

把学生和老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两端的评教系统,已经陆续覆盖了国内高校。这个1920年代起源于美国高校、针对教师教学效果而建立的评价模式,在中国高校却面临着名存而实亡的尴尬。

老师的纠结

汪静昕到山东财经大学教书有12年了,当老师以来,她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评教,但汪静昕很少关注自己的评教成绩,直到前几年评职称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分数的存在。

评职称要填表,包括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来自学生的评教分数被当作老师教学质量的反映。不少学校规定,如果教师的评教分数排名太靠后,可能会被领导“约谈”、职称申请延后一年至数年,乃至可能失去讲课资格。

也正因此,“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等说法在“青椒”们经常出没的论坛上层出不穷,还有的老师干脆指出:让学生评教有弊无利,早该废除。

“老师取悦学生”,在汪静昕身边也确有实例:有的老师给没吃早饭的学生煮鸡蛋、煮面送到学生宿舍,等等。这种做法在汪静昕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这位副教授说自己“没有野心”,并没有考虑评教授职称。她担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评教授,可能就会受评教分数的牵绊而“不敢管学生”。

汪静昕自认为对学生“该尽的心都尽了”,而学生大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自会判断哪些老师教学负责、哪些老师讲课纯属应付差事,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去关注学生怎么打分。

但汪静昕并不是不想知道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数的形式”。她觉得:“人在任何阶段,应该都不想被分数定义吧。”

汪静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类似的纠结。

伍媛媛发现,打开评教系统页面,自己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写评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偶尔有评语,也只是“很好”之类的泛泛之谈。有些高校的评教系统上,则根本没有写评语这一项,只允许学生打分。

伍媛媛选择采用其他评教方式获得学生的反馈。刚当老师时,伍媛媛还有些惶恐,担心自己讲不好课,就让学生们在纸条上写下对教学的建议。另外,学院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上的意见也会反馈给任课教师。

评“教”,还是评“关系”?

大二学生范慷(化名)从刚入学起就延续了初中的习惯——给所有任课老师都评“优”。

“反正就是走个形式,大家开心就好。”范慷还记得,初中时同学们填完的教学评估表,先是被搁置在老师办公室里,然后就被当废纸卖了。

上大学后,范慷发现评教手段更先进了:在电子教务系统上点击选项即可。而评教的强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辅导员曾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不参加评教,期末成绩会受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慷发现任课老师有可能看到哪个学生打了多少分,从那以后,他就更坚定了给所有老师都评优的做法:“说不定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呢。”范慷不愿意得罪掌握分数“生杀大权”的老师。

“反正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范慷说的“不为难”,指的是任课老师在期末划考试重点、考题不偏、上课时还算宽容,等等。

和范慷一样,范慷的室友们也是通通点击“非常满意”应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师的矛盾特别尖锐,学生才会打差评。”范慷说。

这种尖锐的师生矛盾,在范慷班上发生过真实的案例。大一时,有个任课老师骚扰班上女生,被骚扰的十几个女生在期末评教时集体给这个老师打了“不及格”。发现自己被打差评后,这个老师非常生气,后来这十几个女生这门课全都“挂了”。老师还警告她们:补考也过不了。

除了这种极端案例,师生的“尖锐矛盾”,更多是体现在教学上。

在2015秋季学期的期中测评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来的最低分数。对此,她丝毫不感到意外。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莫青所教的专业课挂了20多个学生,占到该班人数的一半。部分挂科的学生在新学期补考时又涉嫌作弊,最后仅有两人通过。

莫青所教的课程要上一年,自上学期末开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学期被学生给“差评”的心理准备。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莫青说。

说起挂科的学生,莫青感到无奈:50多个学生中,有30多个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时成绩后,不及格人数还是多达二十几个。而就在期末考试前十多天,莫青给学生们做了一次课堂测验。期末考试监考时,莫青发现有一道20分的大题与测验中的题目一模一样。她当时感到很高兴,但她的高兴在阅卷时便被泼了一盆冷水:这道题仅有两个学生得到满分,大多数学生只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课程是该校的品牌课程,又是考研和进企业工作的必需内容,莫青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好这门课。看到这种考试成绩,莫青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新学期开学第一节课,莫青问学生们对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绩好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成绩差的学生则给出分布于两个极端的评价——有人认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则认为过于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这两种相反的评价怎么可能集中在同一个老师身上?!”

莫青已经有教授职称,这次的低分不会影响到她的职称,但可能导致她在新学期重新“被听课”——按照该校的规定,新教师和评教分数过低的老师都会被督导听课一学期。

“虽然没啥实质影响,但心里还是觉得很委屈。”莫青说。

学生评教,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通过过去几年的评教经历,莫青发现,学生学得越好,给老师的评教分数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学,才越能感受到老师教得好坏”。

近年来,莫青所在的学校规定,教师若要参评教学一等奖,学生评教等级必须达到“优秀”。自从有了这个规定以后,莫青从未主动申报过,尽管在这之前她也拿过几次教学一等奖。

“我为了拿这个奖,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学生拦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当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会向学生邀宠”。

莫青认为,高校里教风、学风逐渐恶化,部分就与学生评教有关。

“教风严,学风才能好。”但当老师面临学生评教的压力,还敢不敢管学生?莫青这样担心。 “学生评教,就是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贺利坚曾是烟台大学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评价科的第一任科长,出任之初,贺利坚遇到过不少麻烦,有老师直接踹门进来找他理论:“学生不能给老师评教!”

贺利坚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每个学期末收集数据,人工浏览六七万条学生评语,并删掉纯属泄愤谩骂的评语,然后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及任课老师。

贺利坚原本觉得,评教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好的沟通渠道、给各种观点以表达平台,从而促进教学工作的改进。

但他发现,评教在实践中慢慢变味:一开始,评教是自愿行为。但学生们的参评率上不去,学院就有压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长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账号去评教。时间久了,评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师也就不大重视评教结果了:随便吧。

贺利坚认为,评教最大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起草《教学评价工作条例》时,贺利坚明确表示评教分数应只供教师改进教学用,暂时不要作为考评、晋升的依据,至少给出一段时间,培育出师生能够无功利评价的氛围。但是,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却希望立刻就将评教分数与津贴、职称等挂钩——这是一种省事的处理方法。贺利坚理解,却也感到无奈。

贺利坚关注过老师的行为和评教分数之间的关系。他听说过:有的老师为得到高分而去讨好学生、也有的吓唬学生,但这样的老师,得分并不会很高;而真正严格、对工作负责的老师,也不是传闻中的低分,只不过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让莫青愿意忽略评教分数、继续坚持严格要求的,是毕业生或准毕业生的反馈。

去年12月底,莫青路过教学楼,遇到一群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学生们高兴地冲她打招呼,感谢她过去上课时的严格要求。看到学生的笑脸,莫青感觉自己的坚持有了意义。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莫青说。

师生交流,可另辟蹊径;教学监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评教的目的主要有“奖惩”和“促进发展”两种。“以奖惩为目的”指将评教结果作为老师晋级与否、加薪与否的依据,“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指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技能提供建议。

但在实际操作中,“奖惩”往往压倒了“发展”,评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学生反馈、改进教学的老师只能另辟蹊径。

近年来,同济大学航空与力学学院教授沈海军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学期末都会把学生的评教结果一字不落地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沈海军喜欢写博客,他的博客也成了与学生交流的“据点”。

有一次,沈海军在科学网博客上谈论《飞机结构疲劳与断裂》,有个学生匿名留言说:课堂上“应力比对材料S-N曲线的影响”讲反了。沈海军努力回想:难道是自己口误讲错了?他对此完全没有印象,但既然学生指出来,很可能确有其事。于是沈海军回复了这条评论,他重新解释了这个知识点,并向学生道了歉。

这件11年前的旧事让沈海军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那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上课严谨、心怀敬畏”的习惯。

莫青也发现,不少国外高校虽然也做学生评教,但只把它作为教学改进的建议,而不是教师考核的依据。

“(老师)课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权威。”莫青认为,同行和教学督导的听课评价,是评估教学质量更客观的依据。

沈海军建议,可以邀请往届毕业生来评价自己当年的老师——当师生之间已经没有利害关系,社会阅历也使得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成熟,这样的评价会更加客观、公正和理性。(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1月8日 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黄和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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