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教 参 考

2007年第28期（总第31期）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印 2007年 12月 7日

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促进文化素质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使人才的培养、流动方式发生改变，人力资源市场的新需求迫使大学进行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的改革，而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市场需求、社会需求，还要有更高的文化追求。大学精神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大学教育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方面的历史使命，大学人才系统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和先锋功能，是我们在倡导高等教育走向开放的同时不能忽略和放弃的。

从培养“人才”到培养“人”

高校素质教育发展至今，应把重点放在与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趋势合拍的方向上，建构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体系，逐步消弭基础教育环节的应试教育模式形成的学生视野狭窄、能力相对低下的弊端，克服大学教育阶段专业分化细致造成的学科屏障，缓解单一性知识灌输形成的发展障碍，并在学生身心健康、生涯规划、道德修养、职业准备、文化理解、社会融合、精神发展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课程辅导和实践训练机会，如果说专业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人才”，注重人的社会功能即工具性，那么通识教育重要着力点则在培养“人”，关注个体心灵成长和精神发展，注重人的主体性。专业教育注重学科分化和专业知识的深化，而通识教育可以打通学科界限，使学生体会到复杂学科背后共同的人类精神世界和文化追求，在概念体系的冰面下涌动出真正的学习和创造的激情，把知识学好用活。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应有国际视野

文化素质教育负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的重任。尤其对于非文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深入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甚少，与传统渐行渐远。语言文字文化与现代视听文化的逐步断裂，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弱化和模糊化。现代化的目标是促进民族文化新生，而非使一个民族文化体系悄无声息地消亡。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危机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核威胁、恐怖主义等也在伴随现代化和西化进程而全面扩散，文化生态的平衡对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系统化的不同文化体系，在各自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不同方式中，形成了不同的生存经验和生存理想的模式，这些生存模式可互补互证，互动互制，形成促进文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单一单极的文化往往以文化霸权主义消灭弱小的边缘的文化，把一种文明的优势和缺陷无限放大推广，增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风险。因此，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应有国际视野，有人类情怀，对本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他民族文化体系有同情的理解、客观中允的评判、去粗取精的吸收。

以通识教育培养“文化通感”

信息文明时代，创造力是第一生产力，而文化素质教育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打破学科界限的通识教育，对于狭隘的专业视域是有效突破，各领域创新型人才多有很好的文化通感。文理科互选课程收益更大，理科学生需要提升文化鉴赏力，文科学生需要理解科学精神，而文学及艺术教育对于各专业学生提升敏锐感受性、丰富的想象力、整体的感悟、细节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主观世界的深入了解和对情感的自如表达、顺畅交流等等方面有重要促进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是敏锐的青年文化与宏博的精英文化的结合，其建设对社会文化有强烈的辐射力和导向性，高校学生也是各种新媒体上文化创作的主体，而各校所处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偏重专业不同，也形成了校园文化的个性色彩和气质类型，而这些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的创新、现代人格的建构和现代文化多元化发展都是重要的优质资源。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应扬长补短，目前重心仍应放在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观念支持、人才系统、知识体系、理论导向方面。中国教育继承传统人文教育的合理因素和成功模式，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人在不少异质文化体系的生存中，都体现出乐于学习、善于融入、积极进取的特质，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应在继承本土传统的同时，认真总结和提升这些鲜活的经验。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端竞争中，更要善于汲取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快速进入同一发展平台，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时才能突出中国特色的优势，特色不应成为安于落后现状的借口和快速前进的绊脚石，而应成为不同类型的现代教育模式竞争中的铺路石和王牌。

建立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以往的素质教育已大致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外语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及科学文化通识教育的公选课程体系，现在学校工作重点应放在建立系统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合理全面的精神营养，可包括人文学科系列（如文史哲及伦理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系列（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等学科问题研究）、自然科学系列（重点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文化论、科技发展前沿问题介绍等）、艺术教育系列（可分艺术导论、艺术史、艺术鉴赏、艺术实践等层面），学校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普遍特点提供方向性指导，如列出少而精的必修课程或学科搭配框架，鼓励跨学科学习和学术视野交融，而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和需要进行菜单式选修，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识课程的目的主要是开阔学术视野、打破专业局限、培养文化通感和科学精神，要求教师能对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有深入系统的把握，对研究前沿动态有敏锐反应，并善于深入浅出地讲解，才能保证通识类课程既有深度又有新意，同时对不同学科学生有广泛吸引力。

大学是每一个个体与人类文化深度接触的基地，大学精神始终是现实社会和时代文化的浪潮中不灭的理想精神的灯塔。大学在培养工具性人才的同时，也在坚定地迈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课程体系建构正体现出这一目标的落实进程。通人情达世理、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也可成为今天集合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精华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出发点。(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岚)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19日

哈佛大学推进通识教育的四次改革

哈佛大学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

●第一次改革：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推动全面实行选修制，引起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场“革命”。他认为，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可以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自我责任感，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会将这种责任感发展成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课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课程的过程本身。

●第二次改革：1909年，劳伦斯•洛厄尔接替埃利奥特就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为了完善自由选修制，他开始推行“集中与分配制”，以避免学生选修的随意性，并引进了英国的导师制，实施了独立学习计划。他的基本理念是要在尊重学生学习自由和指导控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第三次改革：二战以后，科南特校长推动哈佛进行了第三次本科生课程体系的改革。他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发表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明确将“普通教育”定义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种教育”，强调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继承人类的知识财富。新的课程体系要求每一位学生必修以下三门课程：“文学名篇”、“西方思想和组织机构”以及任何一门物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课程。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各选一门全年的课程。这样的课程选择有利于达到更为一致的价值体系。

●第四次改革：1978年，哈佛大学推出《核心课程计划》。他们针对当时高教中过于偏重实用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建立起一套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涵盖“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量化推理、科学、社会分析”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要求学生必须在每方面各选一门课，并设立核心课程独立的管理和师资实体。核心课程的建构，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组织、运用和分析知识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培养学生的智能和思维方式的目的。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30日

通识教育：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通识教育的深刻内涵，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

通识教育理念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

“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自由教育，它的成形则在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每当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面临迅速变化时，通识教育总是被看作应付这些挑战、进行革新的催化剂。哈佛大学在300多年的历史中，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识教育与大学制度一道也被引进。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养“硕学闳材”，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只是在当时救国图强、求才急切的环境中，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行。“经世致用”更为人们所接受，连当时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楷模的教会大学，也不得不变通地大量开设实用科目。重视专业训练，传授一技之长，是当时中国大学普遍的现象。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但他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探索，发展了通识教育的理念。清华创办之初，他担任教务长，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他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1933年清华大学曾经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这种课程结构模式后来也为西南联大所继承。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跟通识教育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梅贻琦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通识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生根。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通识教育都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以通识教育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相适应的，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满足了国家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但是，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大学教育回归本然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人文精神缺失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被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

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负有一定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下，培养目标长期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长此以往，又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化依赖和社会对大学的专业化模式的定式认知。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习得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片断。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如果说，物质至上的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泯灭了青年们尝试更广泛和更深层思索的动机，畸形扭曲的高度专业化教育模式则是扼杀了青年们进行这种思索的能力。

大学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必须为人文精神寻找出路。通识教育正是通往这一出路的大门之一。通过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识教育能够向学生展示更为广阔的知识图景，极大地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冲动；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帮助他们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人生与社会等方面的反思，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养成健全而有力的人格。经受了这样的通识教育训练的青年，人文关怀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人文精神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当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文精神必将实现它的辉煌的回归。就此而言，通识教育乃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拨。

第二，创新动力不足

为什么几十年来大师稀少？这是社会对教育的质询。有人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了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泯灭了探索的兴趣。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高的家庭功利期待，使学生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追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大学教育更有责任去激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学生创造的欲望，为他们提供创新的燃料。我们很难为“创造性人才”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汲汲于知识的一隅、对专业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决不可能成为创造性人才。

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大师级人物，大多具有多个领域的深厚修养和造诣。许多时候，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这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佳话。有人甚至断言：“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如果不会拉小提琴，可能不会想出相对论。”

类似的例证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群体中也不乏其人。复旦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古典诗词和书法造诣深厚，独树一帜，受到多方推崇。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都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他们在很多大学讲授科学与艺术方面的课程。

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然要求。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抱负等素质，都是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方能得以造就的。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第三，素质结构失调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提前实现了大众化。这几年就业形势却不太乐观，问题出在哪里，因素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大学是要培养专业人才的，但是，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大学专业培养不可能完全跟着跑，我们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的能力、健全的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大力提倡通识教育，但是倡导通识教育需要认清三个关系：

一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有人以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误解。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通识教育所排斥的，只是当前被高度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专业教育，它并不排斥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对于学生而言，学会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修养。一个学生在某一学术领域中所获得的精神探险的经验，会成为他终身受用的素质。即使他以后并不从事所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活动，但他却可以是一个有学术精神的实际工作者，他能够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思考实际的工作问题，他拥有超越一般从业者的思想能力。这样的专业教育，乃是一种贯彻着博雅精神的专业教育，它与通识教育的精神并无二致。通识教育绝不是去造就空想家，而是要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并不绝对地排斥专业教育；反之，贯彻着博雅精神的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也一定不排斥通识教育。

二是知识传授与心智训练的关系。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关键在培养学生的品格、能力和智慧。有一种对通识教育的庸俗化的理解，认为通识教育就是拓宽知识面，增加若干概论性质的或者人文方面的课程。这是对通识教育的一种极其肤浅的理解。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别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从而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更高境界的把握。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追求，是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获得心智的训练和提升。物理学家吴大猷指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他认为，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的研究方法，让他们在感受科学探索的奥秘和愉悦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和敢于创造的习惯，就是对学生心智的训练和提升，就是人文精神和精神世界的闪耀和张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心智训练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三是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关系。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面对魔方般的世界，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会选择。通识教育为实现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和谐提供了途径，它既表达了对人才的共同要求，又给个人留下了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求同，在多宽的范围内允许选择，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量的问题。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满足个体的兴趣，激发学习的动力，但也会给“懒汉”以借口，给“势利”者以可趁之机，从而使通识教育的目的化为乌有。哈佛大学曾经要求学生在核心课程的选修中，选择一个与自己未来专业期望最远的门类，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让学生学会选择，这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在引导上下功夫，而不必在限制上锱铢必较。因此，通识教育要求我们真正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尽最大的可能，为学生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大学教育面临着社会的种种挑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任务。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大学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

推进通识教育需发挥主动性无固定模式

推行通识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形成趋势，这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普遍要求。尽管每个中国大学对于推进通识教育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所有的大学有着共同的使命和义务。我们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我们希望培养能够关心人类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关心百姓疾苦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作为一个校长，我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使命的重要性，这是我推进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力量之源。

当然，通识教育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每个大学都自己的教育思想与特色一样，每个大学的通识教育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体现着自己的社会认识、教育理念和培养定位。而所有大学不同的通识教育实践，则构成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和力量。所以，每个大学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对于大学内部来说，推进通识教育其实是系统的改革，它包括教育内容体系与课程结构的调整，涉及课程组织与选课制度建设，涉及教师的观念转变与能力建设等。所以，大学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精心安排设计教与学的关系及其调整办法。

推进通识教育是持续不断的事情，而且总会遇到各种障碍。我们需要更多的合适的师资，要有一批各学科热心于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师来承担课程教学，要有大批的教师支持和关心通识教育。问题同样存在于学生之中，专业给了他们太多的限制，他们被要求做的远超过自己想做的，他们需要真正的关心和引导。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正在重新开拓。但是，我们相信，贯彻通识教育的有效办法一定会在改革中最终形成和成熟起来，我国大学的使命也一定会在改革中得以充分实现。我们不会等待，我们也不能等待。（作者：王生洪 复旦大学校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30日

通识教育，如何突破资源瓶颈

通识教育，西方人称之为Gen-eralEducation，也译为博文教育、博雅教育，我们通常也称之为人文教育，它与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有相似之处，都是培育人们的精神人格的教育，它的目的是立人，是塑造人的心灵。

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研读的是儒家经典，重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通过加强人的内在修养，以“内圣”而达于“外王”，其“内圣”便是塑造人的精神人格。这种对人的精神人格的塑造，同样是当代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本科阶段前两年的课程几乎都是所谓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读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康德等西方经典，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精神人格和内在的价值尺度，而本科后面两年和研究生阶段学的才是专业知识。他们把育人放在比传授专业知识更加优先、更加重要的位置。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说：“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此言可谓是对通识教育的最佳注脚。

我们国家的通识教育，以目前的普遍情况看，是不能让人乐观的。我们的中学教育基本上还是应试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专业教育、技能教育，培养目的很明确，就是就业。在我们的整个教育环节中，并不缺乏传授谋生技能的教育，并不缺乏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的教育，但最缺乏的，恰恰是如何做人的教育。

应该说我们的知识界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目前要在大中学校全面开展人文通识教育，其难度是巨大的。其瓶颈就在于各学校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资源——无法满足开展人文通识教育的需要。美国的大学里往往汇集了世界各国的第一流学者，他们又以本校的第一流教授讲授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他们的教育资源是充分而丰富的。而我国的第一流学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几所名牌大学里，且主要教授研究生课程，普通高校这方面的资源就显得非常缺乏，而专科学校和中学的这方面师资则显得更加贫弱。这些年来，虽然社会各界都在努力推动着人文通识教育工作，但收效却并不十分显著。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可能并非我们教育制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本身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本身所接受的教育中，都比较缺乏通识教育的陶养。

蔡元培先生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如果教育者本身未曾接受通识教育的陶养，教育者本人缺乏人文情怀，如何指望他去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如何期待他的教育不是机械之教育呢？因此，各大中学在培育学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努力加强对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人文通识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当务之急。

通识教育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也不只是知识界的事，它是全社会的事。开展有效的通识教育，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其中最为有效的整合资源、传播资源的途径，应该首推出版。

东南大学是一座人文学术重镇，当年有吴宓、梅匡迪、柳诒徵、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等一批著名学者坐镇，有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衡派”。从1997年起，该校从未间断地举行“人文大讲座”，邀请国内外人文学术界第一流的名家学者到校演讲，出席演讲的名家学者有叶嘉莹、许倬云、李欧梵、金耀基、陈鼓应、费孝通、陈平原、严家炎、许渊冲、乐黛云、汤一介、谢冕、楼宇烈、叶秀山、庞朴、陈乐民、余秋雨、易中天和杨振宁、王选、吴良镛等著名学者，演讲者阵容之宏大、之整饬，为国内罕见，他们的演讲内容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多个领域，他们的演讲受到了国内各界的热切关注，也受到了大学师生的广泛欢迎。这样的演讲整理成书出版，不仅福泽东大学子，也将把中国的人文通识教育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人文通识讲演录》便是这一整理的成果，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古代文学卷”、“现当代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学术人生卷”等八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装饰自己，显示给别人看。这套讲演录正是力倡“为己之学”。它的目的是加强人的自身修养，培育人们的精神人格，塑造人们的心灵。它以分卷出版，每卷一个主题。譬如，“哲学卷”集中探讨了中西方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创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哲学以及全球伦理，使读者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思、有所悟，从而找回自己的精神依托与价值依凭；“古代文学卷”集中讨论了唐宋诗词、《红楼梦》以及其他古代小说名著，演讲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在读者而言，则是陶冶身心的最佳精神食粮；“现代文学卷”则探讨了文学与人生、现代文学与历史、中外文学的精神对接、鲁迅小说及鲁迅精神等，缤纷多彩，郁郁乎文哉；“历史卷”则从历史点滴探讨中华文明的源流与其精神内涵，处处使人体悟到读历史如同读人生，启发人们去追索、去发现、去选择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美学卷”从美育、艺术与审美、美学思想与美的精神等角度，给人一双审美的慧眼，从生活中去发现美，从心灵中去发现美；“文化卷”则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它们的各种形态与内涵，它们与我们现实人生的关系，使人在思考中追寻自己立身的根本“学术人生卷”是名家学者谈自己的人生心得，名家学者是怎样成就他们自己的，他们身上究竟体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读来对人深有启发；“人文教育卷”则揭示了人文通识教育的主题，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我们如何去做这样的人，人文教育应如何做起，我们普通人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这些问题都可在本卷中找到理想的答案。同时，这套讲演录大部分演讲后面都配有“现场提问选摘”，名家学者与听众的现场交流，解答听众疑惑的问题，使人如临其境。

根据我国人文通识教育的现状、需求以及现有资源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人文通识讲演录》不仅将摆上全国众多大学师生的案头、枕边，也将成为中学教师人文素质培训的最佳读物，更是每一个希望提升自己人文素养的人的精神套餐。（作者：恕堂）

摘自《光明日报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社会需求呼唤通识教育

——一位“80后”毕业生的感受与思考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今年刚刚硕士毕业。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我们算是幸运的一代，没有经历文革，不用愁吃愁穿，能够安心地在学校里学习，而且国家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越来越多，所以学识积累应该比他们更好才是。但是，读了一二十年的书，别的方面不加比较，从我们所接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我感觉尚不如他们，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人基础比较薄弱，对基础性学科的知识了解不深，掌握不够牢固，更不用说融会贯通了。很多人热衷出国，热衷于学外语，外语说得很娴熟、很地道，但是中文水平却让人担忧，低级错误层出不穷。看到本刊讨论通识教育，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和切身体会。

我觉得理想的通识教育，是不排斥专业的，是既强调基础性知识又重视专业性知识的教育，是厚基础、宽口径的教育。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既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等各个学科的知识，也有深厚的本学科、本专业知识。

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一方面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要求也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才知识面尽可能宽广，技能尽可能多，能胜任多个岗位的工作。我今年毕业时，也经历了找工作时既漫长又痛苦的时期。在此期间，有一种现象让人深思：招聘者对应聘人员的条件越来越宽，很多公司招聘文员或文秘，除了中文专业可以应聘外，经济、法律等专业毕业生也可以，他们的要求是除了文笔要好，还要有法律或者经济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招聘高校教师、科研机构人员、工厂技术人员，又很注重专业学识，要看科研成果的多少和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得是否全面，是否扎实。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朝通识教育这一方向发展的。

提倡通识教育，不能偏科，对每一个学科都要抱着认真的态度去学习。有人就是喜欢理科，不喜欢文科，或者只喜欢文科，不喜欢理科，通识教育首先应该改变这种现象。对某一学科感兴趣、擅长可以，但是也要注意和其他科目保持均衡发展，多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提倡通识教育，不要扼杀天性、个性，强逼学生去学习，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学生的天赋，让学生学习他们愿意学的、喜欢学的。（作者：张荣荣）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30日

我眼中的通识教育

接受了一年的通识教育，我确信自己有了一定的收获。不敢说我变得多么博学，但至少我想比起只学专业课，我的知识面拓宽了，也学到了许多其他有益的东西。

说通识教育到底给了我什么，我想是它向我打开了一扇面向多学科的知识之窗，让我除自己的专业之外，接触了一些新鲜有益的知识。中文是一个地道的文科专业，如果不主动的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很容易变的眼界狭窄，思想也会有局限。但在这一年中，我的课程丰富多彩。不但有与中文相近的历史、思想政治、哲学，还有法律、经管等与之较远的学科，更有生物、药学、卫生学等理科的课程。我学到了许多除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说不上博，也说不上精，但至少让我的头脑丰富了。

通识教育带给我更有意义的是一种多学科的学习方法，多角度的思维方式。这一年中，我学会了如何写自然科学类的文献综述，如何从卫生学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的生存环境，甚至还有医药作用机理、健康生活常识等，对于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些，如果没有通识教育，我是学不到的。

通识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是有着现实意义的。相信在通识教育的不断完善发展中，会有更多的大学生从中受益。（作者：刘娜）

来源：复旦大学网站

通识教育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拨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的问题的广泛关注。通识教育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高等教育在变，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本质乃是培养健全的人。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先生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就这一意义而言，本然的教育即应该是通识教育。然而，在一段时期里，我国的高等教育偏离了本然的教育。目前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这种社会弊病很容易发生。另一方面，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 “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经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负有一定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培养目标长期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长此以往，又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化依赖和社会对大学的专业化模式的定势认知。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习得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片断。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如果说，物质至上的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泯灭了青年们尝试更广泛和更深层思索的动机，畸形扭曲的高度专业化教育模式则是扼杀了青年们进行这种思索的能力。

大学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必须为人文精神寻找出路。通识教育正是通往这一出路的大门之一。通过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识教育能够向学生展示远为广阔的知识图景，极大地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冲动；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帮助他们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人生与社会等方面的反思，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养成健全而有力的人格。经受了这样的通识教育的训练的青年，人文关怀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人文精神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当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文精神必将实现它的辉煌的回归。就此而言，通识教育乃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拨。

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一个大胆有益的尝试，目前复旦的“通识教育”还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开端，当然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还是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通识教育”应该是在自愿前提下让有能力的学生文理并举，两翼齐飞的“大通识”。文理贯通，才是培养大师的必要条件。(作者：李于虎)

来源： 复旦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