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教 参 考

2009年第11期（总第58期）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印 2009年９月３０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大众化阶段。当然，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仍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几点看法

构建合理的高教结构模式

理想的高等教育结构模式应该是分层次的，同时也是面向社会需求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多元化的，中专、技校，高职、高专，加上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需要有合理的比例，将来毕业生的出口也就呈现出多元化，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以求达到国家、家庭、受教育者本人“三赢”的最佳结局。

在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模式之下，没有必要贪大求全，应该强调高等学校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高校应该有一定的规模，但并不是越大越好，关键还是有没有特色和高水平的师资。现在往往追求大而全，通过合并、扩招，学生达到多少万人，校区面积达到多少万平方米，学科门类求全(文、理、工、医、农、艺样样都要有)，有些没条件的理工学院也要创建文科、医科等；一些特色学院改成了面面俱到的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结果反而丢掉了传统优势和特色，降低了水平。因此，建议今后适当控制高校的规模扩张，以提高高校的教育科研水平和突出特色为高校发展的特点。对高校建设的评价与“考核”也应该以此为基础。建设更多规模适当、教学科研水平高、特色突出的高校。

进一步加大对高教的投入

在多元化筹资机制中，财政拨款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仍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等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投入。国家应该加大力度，争取在“十一五”期间顺利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时也相应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此外，可以通过一定措施增加私人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高校都有私人捐助的大量基金。我国应从税收政策、社会舆论等方面着手，鼓励富豪和大企业捐助教育事业，提高捐赠公益事业的企业在人民中的声誉和品牌效应。要客观评价高校对不同教育项目的收费。高校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面对广大学生的基础性本科教育(很多硕士生也是如此)，一类是针对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型教育(主要指博士生)，还有一类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的职业型教育，主要包括EMBA、MBA、法学硕土等等。

最后一类显然不同于前两类，一是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二是这种教育本身可以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入。国外大学对这类学生普遍按照市场化原则收取高昂的学费，以此作为教育收入的一种补充，而我们现在把这类学生与前两类学生相提并论显然不合理。对高校的不同学生和教育类别需作合理区分和定位，需要控制收费的，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管理；可以市场化收费的，允许市场化收费，而不是一刀切地定义为“乱收费”。

改革高校管理体制

在我国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学校行政领导与师生的关系，往往重管理、轻服务。上级管理要求多，各种条例越来越具体、严格，各种检查评估也是轮番不断，而为学校设想的服务却考虑较少。学校行政领导对师生也是管理多、服务少。有些方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分，行政过多干涉学术。

今后应对高校管理体制予以改革。关于校长人选的任免，可由目前中央或地方政府任免改为由本校师生员工推荐，再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审查、任命。要提高教授的地位和权力。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教师，尤其是教授这一阶层。他们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个亟待研究解决问题。要想办好高等教育，除了优秀的师资力量，还要有一支精干的、甘于奉献的管理队伍。目前高校对这支队伍的定位尚不明确，虽然在职称评定上有研究员系列，但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与真正从事教学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紧密挂钩，因此也无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改进高校评估工作

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应是学科建设、教学科研；而现在往往以评估检查为中心。学校院系领导的精力大部分用于应付或参加各种评估检查、申报工作，少有精力抓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许多高校在评估检查、量化统计的压力下甚至不得不弄虚作假，不正之风盛起。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评估的初衷，必须进行深入反思，并作出改进。特别是对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采取统一的评估标准，不利于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发扬自身的办学特色。

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大学因其自身特点不同，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实施分类评估。对于具有长期办学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更多地关注教育思想与理念的提炼和总结，包括传统、特色、教育观念、教学改革、培养方案等。而对于一些办学时间还不长、基础稍差的教学型大学，应更多关注基础办学条件建设、教学管理规范化建设等。分类评估不仅体现在因评估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上，也可以体现在因评估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上，如对有的学校可以采用随机评估、通过网上审查材料方式即可，有的学校则采用固定周期评估、通过现场考察方式进行。

给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赋予更多的自由空间

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性。可是目前大学的人文学科完全在模仿自然科学，评价体系一样，学生做论文、教师做课题，也都在模仿自然科学的体制、标准和运作方式。这种完全模仿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是有害的。大学除了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培养、人文理念的培养，但目前的大学没有给人文学科的学者以更多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和保持个性特色的余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学没有给社会做出一种表率，没有对知识提供一种信任，没有从以知识为精神主导的意义上给社会提供一种范本。当前大学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只是制度化的措施，然而人文学科“传帮带”的传统非常重要，在人文学科中重新强调传统的教育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慎重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我国的高考制度虽然有一些缺点，但仍不失为一种最公平的选拔制度。目前对我国高考制度和方式的讨论也很多，认为需要对之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声音也不少。但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和方式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基本上是符合的，还找不到比当前高考制度更好的方式方法来为中国广大考生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处于偏远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考生来讲，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他们脱颖而出的为数不多的相对公平的机会，对发达地区和富裕家庭的考生来说，目前的高考制度同样使他们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而目前高考方式所选拔出的人才，从统计上来看，也是正常的。当然，我国的高考制度也暴露出不少缺点。对于存在的问题，应该在细致调研的基础上，找出稳妥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关系”与“后门”，主观性较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判断更使得偏远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考生处在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须慎重。同时，也应鼓励部分省市在高考制度方面率先进行一些探索，并认真总结经验，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推广。（作者：鲁安怀）

摘自《科学时报》2009年9月22日

时代呼唤有灵魂的大学

在功利化、行政化、官僚化、学术腐败等词语频频与大学挂钩的今天,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近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大学文化与思想解放高层论坛”上,大学如何成为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守崇高理想的文化组织,成为有灵魂的大学,成为关注焦点。

文化重建:大学面临的挑战

文化重建的课题对大学而言为什么如此迫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由此可见,大学文化不只是大学校园里的事,是关乎社会的。“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梭其中,但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大学不应设置高墙深院,但大学的文化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文化,大学在文化上要发挥引领的角色和使命。”对大学文化的这种特性,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以形象的方式表达。

然而,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崇尚物质,忽视人文”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大学科学理性精神正日趋淡化,难以发挥引领文化的使命。“大学正在由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最富创造力的学术殿堂、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向技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蜕变,这种‘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在我国表现得十分突出。”王冀生教授是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说起大学面临的文化挑战,充满忧虑。

具体到我国现实,一个最尴尬的现象是:在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背景下,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受到严峻考验并凸显出不适应。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认为,这是因为大学和人才在精神文化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批顶尖大学为国家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但现在这种势头明显趋缓,首要原因是学业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了国外。”胡显章说,“中国在进入市场经济和打开国门后,无论是大学或是青年大学生都面临巨大的诱惑,青年大学生所受的教育还不足以使他们都能做出理性的文化选择、就业选择和做好素质的准备。”

有数据显示,2006年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与此同时,中国学生在美取得博士学位希望继续留在美国的约有九成。

“不可否认,海外留学的积极作用,不过近年来虽然‘海归’在增长,但多数在美的业务尖子在文化和服务的选择上首先是美国,而不是他们的祖国。杨振宁先生曾在2005年一次讲话中说:‘目前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可是我感觉到很多大学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够认识’。”胡显章说。

王冀生教授说,文化是大学之魂,时代呼唤有灵魂的大学。

求真育人:大学文化的本质

那么,面临大学的文化重建,我们必须清楚:大学文化究竟是什么?

“研究学术、创造知识、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培养人才是大学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大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四个字:求真、育人。在求真中育人,在育人中求真。”

大学要有大师,大师除了知识之外,还要有引领学界的精神,大师的主要精神就是求真。现在大学里有学问的教师很多,但是大师级的不多,有的教师为了排名、获奖,学术研究不惜粗制滥造,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失真现象。顾明远认为,要建设大学文化,就要还大学求真的本质,大学的教师除了知识外,还要有个人的睿智和人格魅力来引领学生。教师坚持优良学风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还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

大学文化建设还和功利主义是相斥的。顾明远认为,要建设良好的大学文化,首先在制度方面要改变“计件工资”的现象,不要一堂课多少钱,一篇文章多少钱的算,大学应该实行年薪制,鼓励教师坐冷板凳。其次,做学问不一定要出书,更重要的是求真,学校领导要带头。现在好多大学领导和教师争项目、争资金,教改也是校长牵头,这种风气需要改变。另外,在学校建设发展上,教授的发言权太少,如果不能反映教授的愿望,就不能形成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学校文化。

大学文化建设中必须改变“重科技、轻人文”的不利倾向。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黄居仁认为,如果说学习科技是把人培养成一名专业人才,那么人文则是教人怎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大学教育不只是教人做事的,更是教人为人的,教人如何去关怀人的,因此大学教育不只是普识教育,或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文教育。

重塑个性:办有灵魂的大学

王冀生教授如此表述了一所有着文化内涵的大学应当具备的要素:

优秀学生、知名教授、管理精英和杰出校长是大学文化的主体,大学行为文化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素养、气质、言行和作风之中,知名教授和杰出校长是大学文化人格化的主要象征,他们应当是教育家、著名学者和道德楷模的有机结合;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大学制度文化的根基,应当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教授治学育人,校长治理学校”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的中心任务是治学育人,应当为大学顺利完成治学育人任务构筑一种有利于促进人才健康成长和学术繁荣发展的和谐发展的校园文化生态环境。

然而,要实现这些要素,我国大学还要走过一条重塑个性的道路。

重塑个性,就必须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大学界出现了千校一面、缺失特色的普遍现象,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决定一所大学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它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使命,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践并重’,耶鲁大学的‘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的教育理念,表明了它们为何而生,为何而存。然而在我国,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不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评审检查过多过滥,办学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使学校缺乏实际办学的自主权,误导了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使大学失去应有特色。”郭传杰说。

大学如何走出有特色的道路?

首先是改革。“大学面临着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改革,面临着如何进行价值观建设的重大命题。”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说。

其次是创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潘懋元说:“要创新,就必须有否定,那么大学究竟该创新还是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威?创新应是对传统的扬弃,其公式是:科学基础+创新思维+实践检验=文化创新。同时,大学的教授要按照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的理念,对一切成功的或者未成功的创新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支持,鼓励,给予善意的指导,哪怕和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记者 王庆环 李玉兰）

摘自《光明日报》2009年9月16日

既是文化创新的前沿，又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阵地，大学的双重身份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潘懋元：文化创新是大学教授艰难的选择

作为世界上创新人才和创新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高校无疑承担着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同时，高校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面临着保守传统文化的压力，这样的“两难抉择”是每个高校教授都需要认真考虑的。在论坛发言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文化创新是时代的强音

潘懋元表示，文化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时代生产力提高和文明进步，其源泉都来自文化的创新。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人们对创新活动的认识不同，创新活动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

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由于社会发展缓慢，创新活动往往为传统的文化制度所抑制，人们不容易觉察到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社会所崇尚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祖宗之法”。在工业时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成为了人们的价值追求，但在18世纪以前，大学仍然拒绝科学技术进入课堂。

“19世纪后，大学才开始部分地参加科学研究，但主要任务仍是传承文化而非创新文化，洪堡首先将科学研究引进大学的教学过程中，但也只是作为培养人才的方法。”潘懋元说。那时的大部分大学仍处于科学的边缘，并且鄙薄技术教育。“保守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矛盾体现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的矛盾斗争，这种斗争一直贯穿于20世纪的大学中。”潘懋元说。

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经济的基础，高新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导致了拥有高新技术知识的大学已经从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创新成为科技的主旋律和时代的强音。大学正处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沿，遗憾的是，保守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矛盾并未消解。”潘懋元说。

徘徊于创新与保守的十字路口

在新时期；大学的独特地位也决定了它必须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

“现代大学的职能，不仅在于传承文化，也要承担创新文化的职能。”潘懋元说，因为大学首先拥有大批高学术水平人才，他们处于各自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其次，大学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他们是一个思想敏捷、富有好奇和探索精神、追求真理的知识群体；第三，大学拥有尖端的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这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和传递最新科技信息；最后，大学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多种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出创新的火花。

与此同时，大学，尤其是著名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的学术文化无疑是大学的珍宝，保存、守护这些文化珍宝则是大学的天职。任何贬低、否定、破坏这些传统学术文化珍宝的行为，都必然会引发大学群体的反对和攻击。

“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文化珍宝的保护与文化创新成为大学教授们艰难的选择。他们在创新与保守的十字路口困惑、彷徨。”潘懋元说。

潘懋元表示，对于大学教授而言，一方面，他们之所以有学术上崇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掌握各自学科前人所积累的科学知识，甚至有些科学知识就是自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爱护、保护各自学科的传统学术文化珍宝是他们的天性，作为天性的行动，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位大学教授要有所创新。往往就意味着要有所否定。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要将自己所掌握的学术文化加以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对于很多学者而言，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大学的使命：引领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是致力于文化创新，从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还是固守传统的学术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的宝藏，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威，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文化创新的对立面?

对于这一问题，潘懋元认为，大学教授应该坚定地树立一个信念：大学的使命是引领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完成这一使命既是大学教授的神圣职责，也是个人无尚的光荣。“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都可能容纳的命题。”潘懋元说。

潘懋元表示，树立文化创新的信念，担当文化创新的任务，完成引领社会文化创新发展的使命，大学教授应当具备以下几项个人素质。

首先，投身于改革实践中，感受文化创新的气氛，从而激发文化创新的热情；

其次，按照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的理念，对一切成功或尚未成功的创新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支持、鼓励创新活动的试验并给予善意的指导，哪怕是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或否定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成就，也要持一种欢迎的态度。

第三，大学教授还要敢于面向实际，面向真理，主动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

解决矛盾的关键在思想方法

对于如何解决文化创新与保护、弘扬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潘懋元表示，要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关系。

潘懋元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文化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Aufheben)，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消灭’。”同时文化创新也必须是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而不是哗众取宠、任意炒作。“我们决对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潘懋元说。

潘懋元认为，传统优秀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升。“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思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产生文化的创新。”潘懋元说。

最后，潘懋元表示，文化创新对传统文化来说，是优秀文化的“复兴”，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复古”。“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理性、民主、自由而不是武力与等级制；中国国学的复兴是‘与时俱进’的伦理道德而不是回到封建社会。”复兴为的是更好地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地促进民族的、国际的文化现代化。(陈彬 崔雪芹 杨欢)

顾明远：大学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求真育人

在大学文化创新的探讨中，究竟何为文化?应如何建设大学文化?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育人中求真，在求真中育人

文化有先进和落后、高雅与庸俗之分，大学文化也是如此。顾明远表示，我们要从大学的本质来理解大学的文化。

大学的本质在于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造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培养人才，教学、科研、服务是大学的三个支点，但大学最本质之处则在于求真育人。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就要求教学必须成为大学的主导。” 顾明远说，“科学院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在科研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客观地培养了人才，但不以培养人才为其主要任务；中小学、幼儿园也都是育人的地方，但是他们仅仅是传授给学生现有的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只有大学才既要开展科学研究、创造知识，又要培养人才。”

顾明远认为，大学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求真育人，在求真中育人，在育人中求真，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一个最本质特征。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来讲，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教育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包含历史、文学、美术、音乐等很多内容，教育是文化的一个领域，而教育则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顾明远说。

教育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传承原有的文化，而是有所选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种文化选择。顾明远表示，大学教授在传授学问时，无论是知识的传授，还是对精神事物的创新和发展，都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传承、选择和创造。教育受文化影响，同时又对文化起到了传承、选择和创造的作用，而选择本身也是一种创造。“由于大学具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容忍社会新奇文化。”顾明远说。

在顾明远看来，求真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讲过“大学要有大师”，“什么样的教师才能称得上是大师?除了拥有渊博的知识以外，还要有一种容忍不同观点的气度。大师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求真。”顾明远说。现在国内有学问的教师很多，但像刚刚逝去的季羡林、任继愈这样的大师已经很少了。近些年，国内高教界普遍比较浮躁，很多人为了排名、获奖而不惜粗制滥造，在求真的问题上无法做到严于律己，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

如何建设大学文化

顾明远认为，建设大学文化就是要还大学求真的本质。“大学的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从而带领青年学子开展科研，创造知识。但同时还要以个人的人格魅力来培养和影响人才，引领学界追求真理。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要重在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顾明远说。

针对目前时有发生的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的行为，顾明远表示，坚持优良学风，反对学术腐败已经不单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了，而是关系到用什么人格来影响学生，关系到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

“大学文化建设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办大学不能不讲功利，但是不能讲功利主义。”顾明远说，在制度方面，要改变高校中现有的“重量不重质”的要求。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时，梁启超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云祥询问陈寅恪在哪里获得博土学位，有过什么学术著作，梁启超说陈寅恪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也没有什么著作。校长说道：“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大学教授?”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于是陈寅恪最终成为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名垂青史。

“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思考，做学问不一定要读多少书，取得什么学位，发表多少著作，但重要的是要有求真的精神。”顾明远说。

在学风建设方面，顾明远表示，学校领导首先要带好头，要重视学校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核心。依靠教师、充分发挥教师的职能，校长要真正融人到教师团队当中，与教师成为知心朋友。

“除此之外，当今大学文化缺失的另一个现象是行政化太浓，这在高校的形式和内容上均有体现。”顾明远说，从形式上看，目前国内高校的行政层次过多，办事程序繁杂，导致了领导和教师之间缺少沟通；从内容上看，学校在学科和专业的建设过程中，教师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往往是只要行政会议作出了决定，教师即使再反映问题也无济于事。

“大学内部应真正成为共同体，互相沟通，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学校文化。”顾明远说。

“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产生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表示为物质和精神层面，也是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大学师生的活动方式、活动成果就体现为文化。”顾明远说。

在顾明远看来，学校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冲突和融合中建立起来的。大学是各种文化交流的地方，是各界文化交流的舞台，只有做到了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优势与缺点，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觉”，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时，才能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创造我们自己的大学文化。(陈彬 崔雪芹 杨欢)

吴国盛：何为真正意义的大学?

“大学”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词汇，然而真正意义的大学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在论坛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大学的三个特征

吴国盛表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对大学进行考察来获知大学的真正意义：一是大学的历史；二是大学被赋予的功能。

在通过第一种途径进行考察时，人们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即需要面对两个历史：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吴国盛表示，我们所说的现代大学(university)，其意义原本来自西方，而中国的大学又无法离开自己的高教传统。“从现实功能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考察大学的意义，但历史对大学的要求和现实又有所不同。”吴国盛说。

吴国盛介绍说，大学固有的“university”传统来自于中世纪。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正处于一个“三权分立”的时期，教权、皇权、民间社会的世俗权力三股力量并存，而大学代表了一种社会力量和公众空间。所以大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自治。“说白了就是教师和学生自行组织，捍卫自己权利，向罗马教皇和当地国王要求权力的民间组织。所以自治是大学固有的第—个特征。”吴国盛说。

大学的第二个特征为“文凭”，即职业化教育。吴国盛表示，西方市民社会发育的标志就是行业间形成了准入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就担当了一种“资质评判”的职能。早期的大学只有三个学院，即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这也正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大优越职业。

大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培养人”。文艺复兴后，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也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基本职能在于“培养人”。“年轻学生进入大学时，首先要进入文学院学习，随着学龄的增长学生需要就业时，便会进入神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学习，而这个传统在西方一直流传至今天。”吴国盛说。

中国的高教传统

相对于西方，中国拥有其固有的高教传统和自己的底蕴，从而形成了自身的高教传统，这一传统也同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国家意志是中国高教的突出特点，这与西方的自治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吴国盛认为，形成这一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不存在教权、皇权、民间社会的世俗权力之间的“三权分立”。“没有独立的宗教组织，不存在教权和皇权的斗争，也不存在独立的公共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学老觉得‘国家管得多了一点’的原因，这是传统遗留下来的。”吴国盛说。

第二，考试制度是中国高教的特征之一。科学史的研究表明，考试制度是由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吴国盛表示，中国人发明的考试制度具有很多正面意义，科举制度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一个自然流动的渠道，成为文官选拔制度的一个稳定程序。“从考试的角度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更多地延续了中国高教的固有传统，而西方的自治传统却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吴国盛说。

第三，强调对“通人”的培养。中国传统不但是“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对“作文”和“做人”也是统一要求，对官员的考核也不单要重视才能，也重视对道德品质的考察，这点是与西方的教育理念相一致的。

中西方教育思想的碰撞

近代以来，中国人遭遇了之前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对比传统中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特征和西方大学的三大特征，有哪些特征被保留，又有哪些遭到遗失呢?

吴国盛表示，今天中国的大学保留了国家意志、考试制度以及职业化特征，但是丢掉了自治与“通人教育”；

从现实要求上来看，一方面，知识生产作为当代大学的功能之一，恰恰要求国家意志不得对大学进行干预。“自治有利于知识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承认了大学是以知识生产为特征的话，那么就必须还中国大学以自治。”吴国盛说。

另一方面还牵扯到社会良心的问题。吴国盛说，大学是高尚的道德圣所，但大学的“圣所”功能与“知识生产”的功能是没有关系的，现代西方大学很难将自己说成为道德圣所，他们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认为学生进大学就是要成为职业化的人，道德的考量是单独的。

“虽然西方高校也要求学生通过社区服务等方式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整个大学的机制并不包含这些内容，更多的是提供知识生产。”吴国盛说。

“正因为如此，当代的中国大学建设面临很多的困惑，传统的高教思想强烈的占领着我们的观念意识，而真正‘university’意义上的大学精神，除了学到职业化之外，我们仍然比较匮乏。”吴国盛说。

中西高教传统如何整合?

中国的高教传统和西方的大学传统如何整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吴国盛认为，结合当代中国大学功能的要求，国家意志首先应该淡化。“在知识生产这个环节，国家意志应该淡化，但并不排斥道德教化。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充分展开批判功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吴国盛说。

解决大学中西传统的整合问题，吴国盛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有条不紊得推进适度多元化，应该恢复部委办大学、地方政府办大学等多元格局，允许民办大学、私立大学上规模、上层次，允许民办大学办成不同风格，使知识生产更有效率。第二，应该继续坚持通人教育。有条件的学校要率先淡化专业，加强对学生关于人类文明、价值观的训练，确定一套通人教育的科学体系。第三，在本科计划中，增加复合学科教育，帮助高校、学生的全方位发展。(陈彬 崔雪芹 杨欢)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育人为本”的机构。千百年来，大学的功能因为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拓展，但是其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如何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大学办学的根本问题。

湖南大学副校长章兢：育人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以文教化”是大学文化整体育人的内容，“化文成人”是大学文化整体育人的方法。文化整体育人要求把课程施力点放在如何促进知识内化的环节，并强调文化知识转化为自身内在的人文精神。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黄居仁：大学有必要实行通才培养计划，重视人文教育，培养学生触类旁通，汲取知识为己所用的能力，以适应技能更替迅速的职场环境。

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所谓大学特色，就是能分出“同中之异”的东西，能区分这所大学与那所大学的东西。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的大学界，却出现了千校一面、缺乏特色的现象。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王冀生：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倡导坚持科学理性和哲学智慧构建大学文化的理论体系，把“人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永恒主题，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生态环境。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大学文化自觉既包含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重新解读，也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借鉴和批判。在文化发展观念上，一是要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守望、清理、批判、传播的责任；二是要自觉担负起对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的责任。

摘自《科学时报》2009年９月15日

让学生学会生存

“我们的学生考试都及格了，但是就业后到了岗位上，我们的行业企业并不一定满意”。“高职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学会生存”。对已经有半壁江山称誉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近乎老套的话题，但是其中的内涵不能不引人思考。今年暑期在青岛举办的2009高等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上,汇聚了国内外相关院校的校长专家和学者对于高职教育的现状，特别是新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下高职教育如何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高等职业教育面临改变。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史忠健教授一口气提出了有关高职教育发展的一大串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异同何在？

人才培养的普适性规格与行业标准如何衔接？专业设置与职业相关度的关系如何把握？教师队伍的需求状态以及如何达成？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经济、社会发展、人事劳动部门之间，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分工、互动，以及与高等职业院校的责任？

高等院校在社会文化学术传统继承发扬中的历史地位、作用与高校服务于社会、提供与满足于社会现在需要间的辩证关系？

高等职业院校领导体制是否需要改进？是否需要完善？与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如何评价？

市场、政府与行业、企事业在高等职业教育当中的地位和能动的方式？

史忠健说，我们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危机与缺失，我主要的思考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从体制上看，我们高等职业教育生存、运行环境方面的制约，称之为“惯性危机”。另外一种是高等教育，特别是院校本身内部的一种治理的不完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的要求也是颠覆性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供给方在人才培养规格、数量、质量乃至对接时间、地点等要求，同社会需求方产生的差距与矛盾。

史忠健思考的第二方面是高等职业教育同社会紧密的联系，不仅仅取决于制度、市场方面，还取决于高职院校自身治理的状况。

他认为，国有高等院校以国家所有制为前提，由国家和国家委托下的下级政府，或者是有关的组织来设立与管理。在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由省、市两级人民政府或者公共行业组织设立并进行管理。这就产生了权益治理的问题，所有者权益与决策者权益的缺位，办学决策与实施后果的一定程度、或多或少的剥离，导致了高职院校都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甚至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不同层面很严重的后果，有决策方面的，有战略方面的，也有日常管理方面的。这些管理造成了决策者与实施者实施后果的剥离。这些问题不容回避。高职教育要讲求学生个性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李进说：“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职前、职后贯通这么一条路，培养社会所适应、所需求的人才。于是我们会面临三个共同的话题：一是我们输送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二是我们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学习？三是我们要营造什么样的学校？”

“高职院校输送什么样的学生，不是由学校说了算，而是由社会、行业、企业说了算。”李教授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在外企工作的技能。因为本土的人才有几个硬伤：一个是外语应用能力弱；二是专业应用技能弱；三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弱；四是跨文化认同能力弱。

高职教育没有统一的模式，绝对不能拘泥于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个性特色。

李进认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放在碗里，是碗的形状；放在杯子里，是杯子的形状，有非常强的适应的能力，这种使命能力保障我们的学生适应岗位变动的频率，保障我们的学生适应技术能级提升的速率。因此高职教育不是简单的教育，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他十分欣赏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说过的一句话：永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品德。这也十分符合中国古人的观点“不能养德，终归末技”。“1+1+1应当大于3”。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研讨会上提出，职业教育跨越了教育和学习两个阶段，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职业的规律，一个是教育的规律，两者是不可分离。

姜研究员说，职业教育这个大的体系包含的一个是学科体系，一个就是一个行动体系。

学科体系的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过程特征是神散而形不散。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学习的过程，总是由部分求整体，把每一个内容都学好了之后，就认为掌握了整体。比如说重视理论，我们就开出了很多课，理论1、理论2、理论N。实践上要关注技能，我们又开了很多的技能课，技能1、技能2、技能N。学生理论知道了，技能也知道了，但是又说还要关注人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于是我们又开很多的课，价值观1、价值观2、价值观N，但是我们终究培养不出来创新型的人才。

他说，亚里士多德早说过，系统的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如果我们系统和要素之间分离学的话，系统的整体功能1+1+1一定小于3；如果我们系统要素要整体的把握的话，1+1+1肯定是大于3的，我们的课题整体是什么？我们把这三者求合，不是做加法，而是积分。（记者：朱振国）

摘自《光明日报》200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