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教 参 考

2010年第1期（总第61期）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印 2010年3月10日

多位校长代表探讨高校去行政化 建议政府少干预

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其中一个话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高校去行政化。高校是不是越来越像个衙门？为什么会这样？怎样能去除行政化？什么时候学校能更像个学校？……

3月4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与中青在线的两会系列访谈栏目，专门请来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和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行政部门干预过多会使教育体系完全崩溃

很多人一说高校行政化，第一反应就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但是，行政化不是简单的一个校长级别的行政化。行政化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赫冀成代表认为应该从3个关系去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是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政府是不是完全按照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把高校看成是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完全按照政府的管理模式去管理学校。还有，干部怎么选拔，包括政府和学校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怎么处理等等。

第二是学校内部的关系，比如说，学校内部的模式管理和设置，干部的提拔、应用等等。在赫冀成代表看来，目前中国的高校有3个体系，与之相对应的还有3种权利。一个是党的体系，这个在中国一定要有的；一个是以校长为首的体系；还有一个是教师们组成的学术体系。另外形成了3种权利，一般来说，多数的学校感觉到学术权利不够到位，有时学术权利可能被别的行政权利干扰，所以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第三是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除了教育部是高校的管理部门，其他主管部门的一些政策，高校都得充分考虑。比如说科技部，曾经下文说教师可以从事第二职业，在外面工作两年后回学校还必须接收。赫冀成代表一直反对这件事：一个教师如果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可以在外面做生意，同时还可以教课，两者很难兼顾。但是科技部门有这样的政策，学校就必须执行。

“我们感觉到政府各个部门对我们有很多制约，好像在他们的热心的指导下，我们的自主权不够了。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主导思想是想支持高校搞好。”赫冀成代表说。

王树国代表也同意这个观点：“从政府来讲，包括现在与高校有关系的部门，它们的愿望是好的，都希望我的支撑、我的干预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想到教育是有自身规律的，干预过多，会使教育体系自身完全崩溃。”

王树国代表说：“政府更应该关注教育的公平，让所有的孩子至少在机会上是公平的。这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这倒是学校自身的问题，政府不要干预。”王树国代表说。

校长不愿意干部队伍很大，更喜欢教师队伍很大

上世纪末，哈尔滨工业大学曾经进行过一次大力度的改革，精简行政机构，合并了13个部门。改革的本意是希望行政部门更好地为学术部门服务。没想到刚刚合并完机构，学校就接到与精简部门相对应的一些政府部门的电话，抱怨学校不重视自己的工作。

王树国代表感觉很无奈：不是学校不重视这些部门，从实际工作角度出发，合并后的机构一样可以满足工作的需要。但是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政府设置很多机构，学校是下面的一节链条。“现在支撑高校发展的资源绝大部分都来自行政部门，你必须顺应它的体系，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营。如果学校不按照这个行政体系去‘对应’，做不好很多文件的下达，可能就会受到批评。”他说。

人事制度也很让学校头疼。高校有很多特殊、优秀的人才，也必须按照国家现行的人事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但是这不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一方面是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把学校做好，另一方面学校要应对各个直属机构下达的任务。不能说这些任务不好，但是在某些方面它们和教育发展不是一个规律。”王树国代表说。

学校的行政管理也很重要。王树国代表说，如果有一支专业化的高校管理队伍，它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但是现在两者脱节。

赫冀成代表也有同感：“作为校长，我们都想把各个处压缩和减少。校长不愿意干部队伍很大，喜欢教师队伍很大。”

他们都对正在征求意见的《纲要》寄予厚望。“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次《纲要》提出来以后，包括去行政化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大学体制机制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有一条准则我认为大家要坚持，一切不利于人才培养的都应该把它去掉。”王树国代表说，“高等学校比社会更渴望能够去行政化。”

高校去行政化有利于出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

很多老学者都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行政运作体系来运行，在这种管理体系下大家同步走一个模子，不可能会出现创新思想。

以评估为例，赫冀成代表说，现在的评估是一套评估体系。他赞成单项评估，科研就是科研评估，教学就是教学评估，单项评估有可比性，能反映出学校的特点。

王树国代表补充说，学校评估并不是教育系统内部自身的事情。实际上学校应该接受社会的评估。因为你所有的成果，不管是科研成果还是其他成果最后都要交给社会，所以我们不要关起门来自己评估，还要听取社会的声音。“它有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需求，这才是真正教育的文化生态，这样的生态才是真正健全的。”

“说实在的，当校长有压力，压力也很大，但是这种压力来自同一个尺度下标准的衡量，所以这样做起来很累，因为你不是主动做，是接受任务去做和被动地做。”王树国代表说，“一旦把自主权给校长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是你自己要去想如何把学校质量办得更好，这对人是一种考验。”

王树国代表认为，从大学角度来说，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模式。如果国家真正能够协调相关的资源供给不受行政的干扰，在这个前提下各个学校会把自己的特色做得更好，甚至有一些潜在的还不敢实施的想法，能够在自主办学的体系下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们希望，如果真正让教育形成一个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氛围的话，高校一定要回归它本来的发展规律，按照教育发展规律，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是给高校增加了更多的责任感，然后在教育界出现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和生态环境。”王树国代表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教育去行政化有利于国家出现一批投身于教育的教育家。”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8日

大学“去行政化”须“内外兼修”

为何如此关注?

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

顾海良（武汉大学校长）：高校行政化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放在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这个总题目下来思考。二者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趋向，也是回归大学本源、彰显大学本质、实现大学使命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的制度条件。

柯杨（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的大学制度，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现不出“行政化”。为什么现在提出“去行政化”的概念?因为，从政府来说，已经走出了公务员之路，有其自身的规则；从企业来说，已经是市场化管理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的规则。唯独事业单位，尤其是大学这样有特殊规律的事业单位，没有人定下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规划纲要》中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部分”，的确表明了政府的决心——要做这件事了，但是在具体内容上似乎还是缺乏强有力的办法。

龚克（天津大学校长）：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抓住了盾的主要方面。为什么高校办学自主权不落实?主要还是过去计划管理的老观念、老做法没有改变，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高校当做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而不是独立办学实体。学校的招生数量、专业设置、职称比例乃至内部机构设置等问题上都由政府规定，这样的管理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来自“上级”的行政管理还有更加细化的倾向，这无疑是有害于高校发展的。这的确是现在我国大学治理的不足的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中提出要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这实际上就是大学治理的体制改革问题。我觉得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切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达成对于中国大学治理理念的一定的社会共识，切不能简单、片面甚至偏激地对待大学治理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

过度炒作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大学行政化这个问题在我国有些炒作过度，对大学的改革未必能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所谓“行政级别”，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对单位、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描述，是单位、个人和政府之间在交流中所需。不仅是在教育部门，在经济、文化、艺术、医疗、新闻等等几乎一切其他非行政管理的社会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描述。俄罗斯最重要大学的校长是正部级，而且有法律上的支持。

究竟是个什么问题?

一个多层次问题

龚克：现在社会关注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我总觉得这个概念不大确切，我理解这里所涉及的高校的管理制度问题，包括社会对高校的管理和高校内部的管理。我们不能从一个单独的角度看待高校行政化问题，所谓高校行政化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

总的来说，从学校外部看，大学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不是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从学校内部来看，大学是一个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学术机构，不能由行政权力决定一切管理一切。

外部体制+内部理念

程天权：大学行政化，当前在两方面确有问题。

首先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中不遵照教育规律，只是行政管理，或有该尽的行政责任不到位的倾向。国家办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毫无疑问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公立大学国家拨款应该是大学办学计费的主要来源。第二，国家应该制定以尊重教育基本规律为前提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这些纲领性的法规和文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第三，国家应该参与、监督大学校长的遴选。第四，国家应该监督大学的办学质量。除此之外，国家对大学管得越少越好。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四个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得太多、管得太死，而且管得不得当。比如说，国内有些高校的校长显然不能胜任教育工作，却调入管教育；教学评估中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现象引来责疑：是管法不当还是学校没了诚信。此外，博土点申请，各类课题、项目申请等等工作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等行为，也都表现出行政化的色彩。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权力寻租行为。

其次是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大学里有三支队伍：教师队伍；管理人员；后勤

保障人员。三支队伍职责不同、作用不同，但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都是大学办学的主体。教师是核心，是一所大学的竞争力所在，后勤人员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管理人员提供组织统筹方面的服务。大学内部的行政化问题，大多表现为管理工作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不够，有时对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理解尊重不够。比如对老师进行各类考核评价科学性不够，为老师的科研工作单纯管理多，热情服务少等等。

柯杨：高校行政化的现象确实存在，对行政化应有不同的理解，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谈。行政化问题可以粗分为两个方面：外部环境，体制的问题；内部环境，理念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制度只有百年的历史，大学的办学目的、宗旨、使命还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无论在大学外部还是内部，这部分都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探索建立符合大学规则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在干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上应该有新的模式。当然，同时不能脱离党的体系。

另一方面，政府习惯不放手。在政府资助的体制下，大学依靠政府的成分特别大。相比国外很好的捐款体制，我国高校经费还是依赖政府，因此高校就会变得比较软弱，对政府的指令百分百服从。而政府，给高校投钱了，要向全国人民交代，于是就对大学的每件事都不放心。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的自主权从哪儿来?

在高校内部，不应该强化级别观念，无论什么级别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应该有意识地区分大学和政府、企业的差异，应该尊重教师、尊重学生，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型的关注教育本身的行政管理。这恰恰是大学管理者这些年特别淡漠的方面。

大学管理者不应该把自己当“官”看。即使从事大学行政工作，也应该懂教育、研究教育、学习教育的规律，尤其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要实行服务型的行政管理。

教授“治学”而非“治校”

顾海良：教育需要行政，但是教育不能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应该的，指的是去掉行政的弊端，但是认为高校应该实施纯学术制度也是不对的。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这“五学”是大学该做的而且应该做好的事情，同时教授们应该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回归到学术上。如果把学校的行政全盘否定，学校事务全由教授来管理，这个学校也搞不好。

教授治学是优化高校管理体制结构的根本。高校体制结构的合理化，不仅有赖于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作用的发挥，而且还要依靠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学术主导和指导作用。离开了教授治学，就可能使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校长的“全面负责”失去根基和依据，就可能使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失去方向和基础。

但是，教授治学不是教授治校。“治校”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比“治学”更为复杂和更为宽泛的管理过程。所以，教授治学也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统一领导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负责，相反，它只能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只有既发挥教授治学的优势，又发挥高校党委和校长治校的优势，才能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与大学

顾海良：大学要回归本位，“去行政化”，须首先厘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前提下，明确界定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力和责任，改变当前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

一方面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方面作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尝试；同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做很多事情。不能永远期望等待整个环境改变后再来做事情，消极的心态永远进步不了，应该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失败，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龚克：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已规定了高校内部治理的四个元素：党委、校长(以其为首的行政机构)、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应该说，这一框架是非常好的“共同治理”框架。但在四个要素中，目前最弱的是学术委员会，而它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跟外部的影响是有关的，比如相关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审议学校的专业设置，但实际上，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很大程度上是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换句话说，由于目前教育行政部门收拢了太多的权力，大学内部的学术机构处于一种“说不上话”的状态。

高校的“去行政化”，需要国家和高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不是政府或者学校一厢情愿或者单方面就可以办成的。在这中间，政府主要去解决外部的问题，因为学校的资源是从外部来的，外部的资源控制决定学校很多内部的运转不得不适应这些要求。外部要为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创造条件和氛围。

但是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学校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也就解决了。学校内部要真正把党、政、学、群的关系梳理好，特别是把党、政要真正尊重学术权力，能够把应由学术委员会作决定的事情交给教授，能够当出台涉及到学术的重大决策时认真听取学术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而“学术权力”也要克服“学科文化”的局限性，也要尊重党的领导和讲究管理效率，也要尊重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和要求，要将这件事真正做好，需要党政学群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韩圣浩（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校长）：“去行政化”的条文令人鼓舞，但

近两年完全做到还比较困难。因为行政与学术完全分开，要考虑到中国大学的特点，同时还牵涉到正在进行的高校工资改革，在这方面期待国家很快就有大的动作还不现实。建议在某个学校先做试点，待有了好的经验再逐步推开。

大学内部要检讨行政化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更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对大学少些干预，多些支持。

国外的一些大学自主权很大。比如加拿大，国家没有教育部，相比中国少了一个“婆婆”，而是由基金委员会负责大学的资金资助。大学校长选举不是上级任命，而是公开招聘，在个人申请后，由教授委员会推荐，大学董事会认可就行。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办出特色。

中国的大学主要还是应该由政府来办，同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应该给大学充分的自主权。要想大学办出特色，教育管理部门一定要松绑。《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大学在专业设置、招生、人事等方面都有自主权，这些值得期待。

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学校同一般行政管理单位最大的区别在于：从管理角度来说，学校有两条线，一条是行政管理，一条是学术管理。对所有高校来说，这两者应该是相对区分开采的。吉林大学采取的措施是，所有校领导都退出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纯粹由教授来组成。

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刚成立时，我提出三条：明确职责、坚守原则、以身作则。

明确职责，即学术方面的工作——主要指学术资源的配置——都交给学术委员会来做，具体包括教师职称评聘、校外人才引进、各种学术项目设计，以及各种学术奖励、评审等。这样做对学术、行政双方都有利。一方面，学术工作交给专家学者做，他们更熟悉情况，也更容易赢得老师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学校领导层可以更加集中精力抓好党政工作，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

坚守原则。就学术委员会来说，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制定的“游戏规则”能不能坚守。这里说的游戏规则，包括底线原则和择优原则。学术委员会成员不能把别人“抱”过去，而要让他们自己跨过门槛。

以身作则。学术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委员会成员能否以身作则。有一个说法叫“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就是说身为学者要有学术化的形象、学术化的权威。这决定了一名学者在学校怎样发挥作用。无欲则刚，我们要有相对独立性，不要事事求助于校领导。

每个学校都有学术和行政两条线，只是之前学术这条线弱化了，将行政权力扩大到学术管理当中去了。

当然，要将高校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对分开，会遇到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能否成为现实，既取决于学校是否下决心这样做，也取决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如果这两点都成立，只要下决心采取一定措施，建立相应的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利，高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相对剥离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龚克：目前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理念：一是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能过度民主，要强化行政意志，从而保证资源使用的集中；二是强调教授治校，排斥行政干预，即学校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教授来做。二者都有缺陷。

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所实行的“共同治理”模式，并没有简单地交给教授去治理大学。他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抑制教授的“学科文化”，即追求其相关学科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趋向，这将有碍于整体发展的利益，特别是常常会使新兴学科的发展受抑制，而这是长远发展的利益所在。学校的治理要超越这种“狭隘性”，就需要将行政人员的角色放人其中，将外部人员引入。行政人员不受学科的限制，易从学校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方面思考问题。但行政人员自身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不了解相关学科的学术规律，而且受限于遵命于上级的“行政文化”。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校内两种力量的相互协调。

程天权：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管理人员努力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研究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科学化管理方法，是消除大学内部行政化的重要途径。

美国的大学也分类，同时教师更关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发展，学校领导和管理者更关注学校运作和整体发展。行政运作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化”是要反对的。

大学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地位来自于大学的根本任务：文化知识的传承、优秀人才的培养、社会思想的引领。大学应以其崇高的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这就是大学应该拥有的“级别”。

大学校长职业化

顾海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过程。大学校长和书记需要培训。一些大学校长不会跟社会打交道，有的甚至走向了歧途。大学具有自身管理的特殊性。以前感性的管理模式，或者专业院士用自身学科的思维进行的大学管理模式都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

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 （记者：陆琦 孙琛辉 陈彬 袁建胜）

摘自《科学时报》2010年3月9日

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

以往的教育理论研究表明，大学行政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深刻的。行政化的表现虽然在当下，但其根子却在历史的深处，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深处。因而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无疑是一次涉及教育观念、制度、文化、利益格局的思想和制度革命；还由于我国的大学制度不仅与国家整体的教育制度密切联系，而且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因而大学的“去行政化”，还要涉及国家的整体教育制度改革及政治制度改革。

“去行政化”的前提是国家级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 “去行政化”活动不仅是对现行大学制度的更新和超越，而且是对新的、体现大学本质和宗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为此，社会需要首先改变对大学本质和宗旨的认识。前已述及，我国的大学制度是在世界大学职能和意义转向之后才从德、美、苏等国引进的，我国对世界大学制度和思想的移植，只是注重了他们思想的后期阶段及制度的形式，亦即大学发挥科研职能以及为社会服务职能的思想，而缺少了大学弘扬基督教普遍精神和提升人生意义的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思想，因而人们在观念上总是将大学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大学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目的，进而忽视了大学对社会文化革新和改造的提升和引领作用，忽视了大学文化的创造及对人高贵灵魂的塑造作用。而大学对社会的精神引导作用及对大学本身意义的重视，一般是需要经过大学自己的努力、再与社会达成妥协来完成的。然而这样的条件我国目前的大学并不具备，需要由大学之外的社会力量来推动。纵观我国大学的历史，可见大学制度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都是由外力推动完成的。恢复高考制度是这样，大学收费制度制定及大学合并、扩招活动的发生也是这样。又由于我国的大学制度本质上还属于政治制度，因而必须得到国家政治方面的支持。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完成大学制度的“去行政化”，则必须得到国家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并由他们中的“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来完成。所以，国家高层对大学本质、意义、作用认识的改变，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思想和精神前提。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国家的高教决策层对大学中党政关系本质理解的改变。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与社会其他行业结构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党政“二元”结构。其渊源一是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一是根据地大学中的党委领导制。这种结构与我国早期大学从国外移植的大学制度差异明显，对大学活动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因而一直是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大学制度争议的焦点。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对这种体制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为了解决大学中的体制问题，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改革中，曾经在100多所大学进行过党政分开的改革试验，期望能够在大学领导的党政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而笔者其所以提出需要重新理解党政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我国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大学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系，而且也与大学中的党委领导体制有关系，由于大学校长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不涉及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极可能是治标不治本，行政化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实大学中的党政双重领导结构，不仅使大学中的领导和管理机构繁多，非教学人员数量庞大（一般为教学人员的2倍），使大学承受着巨大的经费压力和内耗行为的干扰，而且使大学中官员的数量庞大（社会上传说的“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可以说毫不夸张），出现一个掌握了大学财、物资源的行政管理集团，他们中有些人的“自利”行为自然地引发了大学中的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现象。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及“官本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党政双重领导体制引起的。所以，要在大学中“去行政化”，就首先必须考虑改革这种体制。但要改革这种“二元”体制，就必须提高决策者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对大学中的党政关系进行深刻理解。

在此问题上，笔者以为，党作为一种组织和观念，并非需要专门人员来代表，同样是人，为什么只有党委书记能够代表党，而校长就不能代表党呢？党委所属机构的功能为什么就不能由行政机构代行呢？事实上，有些高校的党政领导职务由一人兼任的现象，正说明党的意志是可以由行政领导者同时完成的，党委所属机构的功能也是可以融入到行政机构的职能中的。总之，对大学中党政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否则，任何“去行政化”的设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空想。

“去行政化”的基础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度是社会各种组织活动的规范和标准，也是一种组织和规范体系。制度以一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为前提，既是这种思想、观念、理论的反映，又是这种思想、观念、理论的载体。制度对事业或活动有非常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好的制度可以促进事业成功，取得胜利；坏的制度可以使事业衰落，风气败坏。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表明，我国现实的大学制度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需要进行革新或置换。要“去行政化”，就必须对现行体制进行革新，建立反映大学本质和宗旨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世界大学的制度形态，可见保证国外大学其所以为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又是一种教育和文化机构的现实存在，其基本内涵为反映了大学活动规律、融汇了大学先进思想、体现了大学本质和精神、能够保证大学师生教育和学习权利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内容。这种制度其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通行，是因为大学是一种普世性事业，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以国别、地区、民族的差异为转移。大学的这种性质表明大学制度也同样具有普世的性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制度，也同样可以被引进为我国的大学制度。事实上，我国早期大学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对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制度的移植和引进。所以，我国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活动必须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为基础。否则，打破了旧的制度，却没有新的制度予以补充，大学的活动将失去制度的基础。其行为会像没有河床的水流，既漫无边际，又给人类造成灾难。

“去行政化”的突破口是对大学校长实行教授委员会选举或公开选聘。大学“去行政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观念、制度、风气、人员素质等多方面进行努力。但立足于我国大学的实际，一个最合理的突破口就是校长的公开选拔和聘任。由于校长是大学的核心要素，是大学名正言顺的领导者，也是大学应然意义上的统帅和灵魂。一个大学的办学是否成功，全在于校长的人选是否得当。我国的大学是这样，外国的大学也是这样。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历史上肯定都有过一任或几任杰出的校长。世界著名大学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著名大学校长的历史。我国大学要“去行政化”，其首要的工作无疑是应该选拔出具有教育家素养和情怀的大学校长。然而，审视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还是一种典型的行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方式，所选拔出的大学校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行政化现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若期望由他们来进行“去行政化”，无疑只是一种奢望。所以，要“去行政化”，就应该改目前的由“上级”委派大学校长为由大学中的教授委员会公开选举或由教授委员会公开聘任大学校长，变以往的大学校长只对上负责为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变以往的注重追求政绩为追求教育本质和宗旨，追求大学的品格和精神。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应该对大学校长选拔体制进行改革，说明公开选拔或选聘大学校长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若教育决策者们能够下定决心，改大学校长的委派制为公开选聘制，那一定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支持，也能成为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带动大学体制的革新和超越，促进大学制度的实质性进步。

显而易见，上述的“去行政化”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去行政化”的目标则是难以实现的。这正是我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不变革，大学将面临深刻的危机，遭受社会严厉的批评和诟病；要变革，我们却往往缺乏决心和勇气，不敢打破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使改革失去合适的机会。所以，社会的大学“去行政化”诉求，正在考验决策者们的智慧和勇气。（作者：王长乐为江苏大学教授）

摘自《科学时报》2010年2年26日

一位大学校长的去行政化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委员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2009年9月，这位已退休的大学校长接受了一所正在筹建中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而他之所以愿意重新出山的理由很简单：这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成为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学。这所新大学的一大理念就是去行政化。他这位校长就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由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层层筛选决定的。

新任的、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高校行政化的氛围中，切实体会到没有级别的学校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朱清时笑言。

没了级别的大学校长，使用机场贵宾室得交费

最简单的就是机场贵宾室的使用问题。在合肥，朱清时委员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却要交费，每次800元，“很心疼。”他说。

没有级别，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亲自管你。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时，由于是副部级待遇，安徽省教育厅不大管中国科大，有事情他们就直接找副省长对话。

一个没有级别的学校要在高校行政化的氛围中成长，有很多事情是理想化的朱清时想不到的。

2009年9月10日他接过南方科技大学的聘书，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实际上，就在来北京开会的前几天，他才刚刚拿到文件，正式成为学校的法人代表。非行政体系内的人不了解：没有这个文件，即使朱清时拿到学校的聘书，也不能成为学校的法人代表。而只有成为学校的法人代表，社会才能给学校一个单位的户口，才能有银行账户，才能在全球招揽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现在，朱清时还是个光杆儿司令。

他这个曾经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在深圳参加大会，也让主办方有些为难。第一次参加大会，作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被排在深圳的一所职业院校后面。第二次开会，主办方又把朱清时安排在这所职业院校的前面。

“实际上，我很高兴这种待遇。”朱清时说。这是他熟悉的大学的氛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即便教育部长去访问，开会时也要坐在台下。英国的剑桥大学没有级别，但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受尊重的。

当校长这么久，没脸去做学术报告

在他原来任职的中国科技大学也一直在尽力捍卫去行政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在中国科大，有的校领导始终没有评上教授。学校一直坚持，教授是学术称号，一定要搞学术的人才能评教授。领导职务再高、再出色，也不能当教授。

中国科大的后勤、人事和科研处长，都是业务骨干竞聘上岗。“为什么要做？因为体制是这样的。”朱清时很理解骨干们的苦衷。在现行体制下，如果是纯粹的教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就是一个简单的组织会议，只能让学生跑腿，没有任何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反之，如果是处长，有很多公共资源可以用，还可以用权力得到很多东西。

“很多搞业务的人追求这种东西。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不是看业务好到什么程度，而是看权势大到什么程度。”他说。

朱清时最早在国内组织绿色化学国际会议，并一直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一直都在会上做主题报告。去年这个会议在中国召开，请他做报告。朱清时回绝了，理由很简单：自己当校长这么久，离学术很远了，没脸去做报告。对方不这样认为，说朱校长不去就是不给面子。为这个问题，两人争执了很长时间。

最后，朱清时用这个理由去说服对方：“这是一种落后的价值标准：开会一定要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讲话，而不是看谁的讲话最精彩。我们要改变过来，让最有资格的人去讲。而我现在就适合在下面听讲，帮你们找钱，为你们服务。不要一说院士就了不起，要转变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学术才真正有希望。这也是我们去行政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这是办大学的必由之路。”

在朱清时看来，搞学问跟梅兰芳唱戏是一样的。梅兰芳的戏唱的好，是多年一直琢磨，学习别人的长处，最后到了顶峰。因为那时剧团的所有人都为他唱好戏服务。后来风气变了，整个剧团崇尚行政权力，靠行政权力运转，而不是唱功有多好，梅兰芳唱的就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校。如果都去崇尚权势，学问就不可能做到最佳。

真正去行政化应该从新学校开始

让他痛心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崇尚的不是学问卓越，学术正在衰退。朱清时委员认为，要改变年轻人的态度，首先体制要改变：要让大家一心追求学术卓越，不要当官。钱学森先生生前回忆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氛围：一个教授贴海报，要讲数学的一个问题，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不服气，也贴了海报，也要讲这个问题。

“你做的好，我做的比你还好。这种气氛必然会诞生大师。”朱清时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倡导这种氛围：让年轻人都追求卓越，把学问做的好上又好。”

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同事都在这种去行政化的氛围中慢慢磨合。前段时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带着一群教授来拜访南方科技大学。就餐时的位置排序是个大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原校长吴家玮给朱清时出主意，不要排名，只设主人和主宾席，然后把各人的名牌放在桌子上，每个人自己拿走，愿意坐哪里就是哪里。现在，这种排法在南方科大推广开来。

有人说，南方科技大学是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孤军奋战。朱清时不这样认为。“去行政化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老的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缓慢改变。真正去行政化是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中国每年有几百所新建学校。国家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应该很快。南方科大这样的新学校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我们不会孤独。”

“去行政化必然影响到现在的副部级领导，局级领导。这是一种疼痛，这种疼痛是新生婴儿出生前的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学术机构的人员不追求学术而去追求‘官印’，必然导致失败。我们要追求未来的大学所有的人赢得尊重靠的是本事，是教学科研成绩，是管理工作做的好，而不是凭行政级别取得尊重。”朱清时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