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是师道尊严的前提和基础，捍卫师道应有的尊严要靠教师内在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
●教师是大学精神的主要承载者、守护者与传承者，大学精神首先是大学学人的精神，教师要把大学精神传给学生，让具有大学精神的学生去引领社会、引领未来。
有人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关于教师的溢美之词不胜枚举。那么，教师的职责，尤其是现代大学教师的职责又应该如何界定呢？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责， 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这是我们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凝聚的最基本的共识。
大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培养人才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体现着大学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大学作为一个自由追求学问、探索真理的场所，肩负着创造知识、推动人类进步的使命。同时，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和人才密集的社会机构，也承担着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但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更不是隔离开来、各自独立的关系。人才培养是中心，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要围绕或服务于人才培养。因此，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工作，都应以人才培养为根本指向，这是大学的根本秩序，也是教师职业的固有逻辑。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责，这是由大学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天经地义。但是，如同大学的职能不是单一的一样，教师的职责也不是单一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明确，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多项工作任务之中，教书育人居于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是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始终的一条主线。教学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必须坚持传道、授业、解惑的内在统一。探索科学前沿、承担科研任务，是教师带领学生探求真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非单一的、孤立的目的和追求。优秀的教师，总是能够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关于社会服务，我始终认为，一所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和服务是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大学的社会服务要主动探索和承担大学适合、擅长并富有先导性的服务任务。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通过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动企业的创新实体建设是研究型大学现阶段的重要社会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可能同时承担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任务，不可能替代企业的创新实体作用。目前这种社会角色处理不当、社会分工不很明晰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牵制着大学及大学教师真正沉下心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上。我们建立技术研究开发院，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新体制、新机制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教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光辉的职业。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无不得益于教师的关心和帮助，教师所指引的方向、鼓励的话语，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一生的前进方向与动力。那些在我们记忆中留下美好印象的教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很好地诠释了师道应有的尊严。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师道尊严是尊师重教的社会教化的基础，全面、深刻地理解师道尊严的内涵，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教书育人职业的自尊。教师应该从内心认同自己的职业，并用自己的敬业精神和乐业行动去珍惜和维护它的崇高和神圣。二是来自教师群体之外，特别是社会（包括在校生和毕业生），对教师工作的认可和满意，对教师传授的知识、道理和技能而不仅仅是对教师个人的敬重。在师道尊严内涵的两个方面中，自尊是前提和基础，体现了大学教师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和责任担当。只有在自尊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保持一份责任、一份操守，才能让大学教师这一称谓真正获得社会敬意。
捍卫师道应有的尊严要靠教师内在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一大批老教师在学识和人格修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师德都曾给予我们熏陶和震撼。但是，现在这批老教师已经陆续离开教书育人的第一线，加之“文革”形成的人才断层，我们年轻一辈的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努力学习、感悟和提高。
学识的魅力，要靠刻苦钻研、严谨笃学来达到。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要成为合格教育者，必须终身学习、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必须崇尚科学、创新知识、勇攀高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本领。陶行知先生曾这样勉励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连理工大学提出的“求知问真，追求卓越；修身悟道，引领未来”，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要求和鼓励，同时也是我们全体教师的自勉和追求。
学识的魅力，不仅是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彰显，只有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积淀深厚的学识素养和文化素养，两者相得益彰，才称得上是真正具有学识魅力的教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中青年教师普遍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合理和文化底蕴先天不足的弱点，加上学科和专业划分过细，我们的文化视域有些狭窄，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科学研究的视野。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那么什么是创新的灵魂呢？我认为是想象力，是思想。广大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只有站在人类科学和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有恢宏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和创新的灵感。一切有志于成为大师的大学教师，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学问家。
教师的魅力是德才兼备的升华，来源于对于学生的博大爱心、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来源于渊博的学识、教书育人的能力和从不满足的执著精神。教师是学生最大的教育环境，好的教师对待学生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最终做到师生同心，情感和谐，帮助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
大学应始终保持一种令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大学要成为优秀人才成长的殿堂，就必须确立自己的精神和营造高尚的精神氛围，使人身在其中能有所感悟，以至实现个人整体的超越与全面发展。
教师是大学精神的主要承载者、守护者与传承者。大学精神首先是大学学人的精神，作为教师，传道是第一位的，这个“道”，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要把大学之道——大学精神传给学生，让具有大学精神的学生去引领社会、引领未来。
大学是社会进步奔流不息的推动力量，大学也是社会精神的平衡器。我非常欣赏吴刚先生的话，大学应该是社会精神的一个平衡器：“当社会趋于功利时，大学倡导高尚精神；当社会趋于平庸时，大学追求卓越文化；当社会流于空谈时，大学鼓励求实创造；当社会失去规范时，大学力求匡扶正义；当社会失去公正时，大学重建民主意识……”大学的固守、适应与超越伴随着大学精神，特别包括大学教师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升华。因此，大学，特别是大学教师要始终不渝地以自由探究的精神、敢于批判的勇气引领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行为的规范与纯洁，坚守学术道德，在喧嚣的市场活动中始终发挥平衡器甚至航标灯的作用。
一所大学的声望，归根到底是学术的声望；一所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学术的发展；一所大学的魅力，归根到底是大师的魅力。但是近年来，受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大学学人从灵魂深处放弃了守护大学精神的使命，学术道德缺失，学术不端行为时常见诸报端，不能不令我们警醒并引以为戒。大学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升华，除了立足于大学外部、内部制度的革新与环境支撑外，还要以最根本的“人”的要素为内生动力，要依靠广大教师，通过制度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内外兼修，来实现大学之大、师之为师。
做一个承载大学精神的大学教师应该成为我们的自觉追求。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有一流的教师，才有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凭着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道义和理想精神，凭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一种强烈忧患意识，凭着大学教师的光荣使命来做好这份工作、尽好这份职责。我们要通过传道、授业、解惑，以及思考、探索和实践，点燃和升华学生的梦想，照亮学生的心灵，给学生的梦想插上强劲的翅膀，把大学的荣光照耀在千万学子身上，从而使我们培养的学生成为大学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服务于社会、建设好祖国、幸福地生活，同时使培养的学生还要时常有谋划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冲动、激情和追求。（作者：欧进萍）
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学教师已逐渐成为竞争激烈并令人羡慕的职业。
过去人们经常将教师比喻为蜡烛，即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这个流行的比喻显示了教师职业的崇高，突出了教师的付出，但我认为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不仅是教师职业，其实绝大多数职业都有服务与付出的方面，同时在劳动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报酬。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教学是刺激思维、激发灵感的重要方式，许多大学教师的学术观点受到学生的激发。教师在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精神上的回报，包括学术上的收获，因此，说“毁灭了自己”不够贴切。
特别是现代许多大学教师往往有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师生的关系较类似于古代书院中的师生关系，注重学术传承，师徒感情甚笃，关系密切。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既是教育关系，往往也同时是一种科研合作关系，许多导师的课题要依靠研究生的参与才能顺利完成，这在理工科更为明显。
后学需要先进提携，前辈也需要后学宣传延誉。韩愈曾谈道，前辈与后学之间其实是一种“相须”、“相资”的关系。弟子遍海内、桃李满天下，对教师而言就是很大的精神收获，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感。而且，教师的理论创新通常也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的途径来传播，教育史上许多新学说的传播往往是经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
在这方面，国外大学许多理论学派的形成有赖于培养继承衣钵的接班人，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便是典型的例子。中国教育史上也不乏此方面的事例。孔子学说的形成和流传，是孔子和其众多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论语》一书实际上是孔门师生的对话记录。朱熹的《朱子语类》也是弟子整理的结果。是否善于培养人才，往往关系到导师的学术能否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与韩愈同时活跃于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诗文和影响在当时不亚于韩愈，但由于韩愈注意奖掖后进，其学说因而流传得更广、更远。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或者说教学是大学教师的天职。备课、上课、主持讨论、批改作业、评阅试卷，构成教师生活中最经常的内容。站在讲台上或坐在报告桌边，是大学教师生存方式的一种形态。唐代教育家韩愈，将教师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属于教学或教书育人的范畴。
教学主要在于传播知识，而科研往往可以发现新知。在现代，大学教师单纯教学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而从事科研需不断探讨未知、获取新知，这是克服职业倦怠的一个有效办法。教学给听讲者的印象虽然可能深刻，但毕竟受影响者只有当时当地的学生。古话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种解释是没有文采的语言文字无法广泛流传，我认为还可解释为：光有语言而没有形成文字，则不能流传远方或流传久远。教学或讲演的受众只是面前的一部分人，文章的读者则可以远在天边，影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中国传统的说法中，科研就是做学问，或者叫治学。做学问的过程，就是通过刻苦的努力来达到快乐的境界的过程，或者说是经过艰苦奋斗来获得快乐的过程。当你看到自己的一篇精品论文发表或一本厚实的著作出版时，看到一项实验获得成功时，其快乐一点也不亚于农夫秋收时的喜悦。
为学的乐趣不仅存在于结果的收获之中，还往往体现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例如，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蓦然发现珍贵的资料；经过研究之后豁然开朗，得到重要发现，廓清误解；论文写作抽丝剥茧，破解谜团，等等，都是令人畅快淋漓的学术体验。
人生不一定都要在娱乐和休闲中才能享受，对有的学者而言，在读书和写作中也可以享受人生。能够专心致志地沉浸学术，含英咀华，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对有理想的大学教师来说，做学问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从事大学教职是一种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获得成就的生存方式。（作者：刘海峰）
“教学型教授”本来早巳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前段时间媒体报道江西理工大学设立“教学型教授”岗位又引发一些议论，这表明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和教学质量的高度关注，也反映出我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科学时报》2009年5月19日有学者撰文《设“教学型教授”有误导倾向》，担心由此会导致“重教学、轻科研”现象的出现。本人认为，此一担忧大可不必，高等学校的教学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大学的本质决定其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教学当然是第一位的。2009年2月，在教育部召开的每年一次的咨询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大学校长们几乎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教学或者说培养人才是根本。对于高校来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本质上都是为了育人，也就是说，其他两项功能要为教学服务。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基尔在其所著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现代大学功用有着多样性特色，但是，培养人才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大学最根本、最一般的使命和任务，这是大学永恒的办学理念。世界公认的著名大学，无论是什么层次什么类型，无不最终以培养出高素质人才而在社会和历史上赢得声誉和地位。
即使是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首要任务也是培养出高素质人才。世界一流大学的首要标准，就是大学应该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型人才的摇篮，不断培养出具有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成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追求卓越”的人才培养目标，高度重视教学工作，以高水平的教学保证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高等学校“重教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重教学”的过程已经将大学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其中，对其他工作有良好的带动作用。重教学的出发点是育人，搞好教学的最终检验标准是是否培养出合格人才。搞好教学必然注重科研，大学的科研毕竟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中心不同，在提倡科研为经济社会服务，与生产实际结合的同时，还要强调科研为教学服务。
“重科研、轻教学”，脱离教学搞科研，那是为了科研而科研，争项目、争经费、争获奖，于培养人才无益，还搞坏了学术风气；联系教学搞科研，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
“重教学”的过程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大学精神和教师的职业精神，扭转“高水平大学重科研，一般大学重创收”的不良现象。一个领导重视教学、教师严谨教学、学生积极向学的大学校园，一位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时时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勉励自己搞好教学的教师，不会给物欲横流、追名逐利、浮躁钻营的不良风气任何可乘之隙。
笔者一直认为，“教学型教授”是我国现阶段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相矛盾的概念，它是现行大学体制、校园文化和社会风气孕育的“怪胎”。教授教授，本来就是一个教学授业的过程。不上讲台，不教学生，何以成其为教授?不搞教学、只搞科研的人冠冕堂皇地当上教授，潜心于教学第一线、精于教学、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的还必须加上“教学型”才勉强成为教授，这本来就是很滑稽的事情。热爱教学、专心教学、教学有法、教学业绩突出，才是评聘教授的首要条件。“科学研究与学术水平”等其他方面的“硬件”必须与育人和教学成绩相关，它既然是“教学的活水源头”，就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展现，体现在教学业绩中。
笔者绝没有轻视科研、鄙薄科研的意思，那些在科研中作出成绩，解决了科学技术难题、为人类科学文明作出贡献的学者是很值得崇敬的。笔者只是呼吁大学要回归本位，教授要名副其实。不能再容忍教授不教、学生厌学的现象存在下去、蔓延开来。(作者：陈建新)
时代的学风反映时代的大学精神、大学气象,与时代潮流和社会风气相映衬，既折射当代高等教育的问题,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
今年以来,学术造假成了时尚秀,频频见诸媒体,让人大跌眼镜。许多教师学生抄袭论文不以为耻，不仅有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全文抄袭，还有教授论文、博导论文、校长论文、院士论文涉嫌抄袭，道德底线常常被突破，以至于学校和学术界也见怪不怪。这反映了学风不正现象非常普遍，促使人们全面审视高等教育的乱象频生。
在这轮全球化进程中，大学获得了空前的扩张，但也存在违背大学精神和大学使命的诸多倾向，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是出现了过分功利化的倾向。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了社会的普遍功利心理，大学也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走得很远,甚至变成了名利争夺场。如大学的运作越来越商业化，发展项目的设置越来越重视收益回报，大学的绩效考核对学术特性的背离，对教师的评价重视科研成果的数量指标和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而忽视了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远离学术精神，并从根本上削弱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底线，导致大学弥漫着浮躁的情绪，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这种功利化倾向，既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又对社会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反思这一倾向，匡正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二是出现了过分产业化的倾向。表现为大学企业化、教授老板化、考核绩效化，经济人假设和效益导向被当作发展的指导思想，导致大学发展方向迷失、大学精神被动摇、作为良知守望者的大学追求被淡化。高等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分支，但教育属性决定高等教育不能完全按照产业化运作。大学如果产业化就必然面临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的命运。有卖点的被操作放大，无卖点有社会价值则会被束之高阁。所以，要对大学产业化发展趋势和强调服务社会的一些不良倾向进行反思，是不是大学也和企业一样，让价格机制来指导一切。
三是出现过分强调适应社会的倾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迎合市场化和全球化，大学把适应社会甚至迎合潮流作为指导思想，大学精神不自觉地被淡化。这导致大学在适应社会与引领社会上形成新的不平衡，它远离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期待。正如弗莱克斯纳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更要引领社会发展。
四是出现了明显世俗化的倾向。表现为大学这个组织的信仰与信念的世俗化、大学组织的利益化与行政化、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的公开化等。这些世俗化的倾向，导致大学所追求的“旨在提高社会的知识氛围，培养国民的公心，净化国民的情趣，为浮躁的公众提供真正的公理，为公众的理想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大时代的思想库并注入冷静的思考，促进政治权力的行使，提高人际交流的质量”等崇高的使命没有被很好地坚守，使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之地、社会良知的守望地、社会发展的向导，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这些神圣的使命被弱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大学混乱的原因“就是追逐金钱”。因此，大学不应该在适应社会中成为经济动物，否则大学的发展将远离大学的精神和使命。
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处理好核心功能与延伸功能的关系。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的本质和特性是教育，是因培养人才而存在。大学承担的其他社会功能都是这一核心功能的延伸。当今中国的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辐射、国际责任等诸种功能，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受时局、社会与个人利益取舍的制约，往往把大学的核心功能给弱化了。领导对人才培养的时间投入不足，教学经费投入不足，教师教学精力投入不足，特别是，“严进宽出”的流弊由来已久。因此，大学教育受到社会广泛的诟病。
在处理核心功能与延伸功能的关系中，大学的理念与制度安排十分重要。如果大学的理念不是以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为中心，而是以争项目、发论文、搞创收为指针，学校的制度安排就会追求肤浅、远离大学的使命和精神，大学将会充满投机者而不是学者、答疑解惑的师者。所以，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坚守大学精神，是大学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一直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计划、统筹、管理能力很强，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但也存在包办过多、统得过死，管理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但政府的投入一直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课程建设经费、图书经费、实验经费、实习经费等投入不足是普遍现象,导致大学提高质量缺少必要支撑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推动得不够，比如构建权责对称的大学组织框架与治理结构、学术自由的科研制度、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教育体制、机制与管理还没有形成培养创新人才的系统支持环境。因此，理顺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处理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大学能否科学发展的保障条件。长期以来，在政府主导办学的体制下，学校主要由科层组织进行管理，行政权力往往主导甚至取代了学术权力，专业组织成员往往绝大多数是兼任行政职务的“双肩挑”人员，学术权力的行使过程容易被行政权力主导。因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大学甚至呈现行政化、官僚化趋势。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大学的本质属性。所以，如何保障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如何厘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行为边界，尤其是如何保证校院长在行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中不错位问题，成为大学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作者：林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