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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参考

2010年第3期(总第63期)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3日 | 点击:

高 教 参 考

2010年第3期(总第63期)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印 2010年4月13日

一流大学缺什么

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的差距

高校招生大幅度扩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用1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尤其是“985工程”实施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一流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科研水平也不断提升。根据有关学者对中德日三组一流大学的相关统计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的科研产出规模发展迅速,SCIE论文总量2002年已经超过德国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等7所高校,与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7所高校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按我国7所大学过去10年SCIE论文年平均增长率测算,我国7所高校的SCIE论文数将在2010年以后开始超越日本的7所高校。若再以SCI数据库统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流大学科研能力排名就一直不断上升。从世界大学排行榜来看,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等机构合办的“世界大学排名2009",我国大陆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所一流大学进入了榜单前200位,其中清华大学排名并列第49位,北京大学排名并列第52位。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可谓近在咫尺。

毋庸讳言,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又很远。从外在现象看,以发表论文质量来论,我国一流大学发表在Science与Nature等学术界公认的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很少且不稳定,并且总体而言,以论文被引用频率即“影响力”作为质量标准,我国一流大学的科研质量远远落后于其数量。比如,自1997~2007年这10年来,北京大学在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科等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分别为4247、4847、730和1217篇,远高于哈佛大学的3876、2563、525和974篇,但在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等代表原创性研究的指标数据上远远低于哈佛大学,仅以物理、化学两科为例,北京大学的物理论文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2099和5.20,而哈佛大学为81912和21.13,北京大学的化学论文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9345和6.05,而哈佛大学为77293和30.16。以人才培养质量来论,我国一流大学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确实缺乏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还不能说在世界科学史上占到应有的地位,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巨大差距,至今我国本土科学家还没有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而在英国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不在学校规模和论文数量,也不完全在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最主要的差距是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二者相比,更多地体现在“形似”而不是“神似”。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差距还只是一种外在差距,其本质差距在于一种理想主义。正如“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说到底,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是别的外在的因素,根本地还在缺乏一种潜在的、求真的“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因此,我国一流大学不仅要做到有其形,更要做到有其形,进而实现形神兼备。

一流大学更需要理想主义

纵观世界—流大学发展史,一流大学在其生成、演变、发展的背后始终隐藏和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理念和模式,“非功利性”理想主义都是大学“活的灵魂”。

一流大学是大学丛林中的中流砥柱和引领力量,是大学群体中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是大学精神世界的主心骨,也是—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流大学理想主义的有无、多少和强弱直接关系着整个大学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对整个大学群体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一流大学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就根本不可能引领和实现教育成长、科学创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严格说来,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百多年前,在列强人侵、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大学应运而生。起初,只是为了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愿望,但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步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国人治学也不断地由传统“格致”到“技术”再到“科学”转变。至此,中国大学“求真”的意识逐渐增强,“非功利性”理想主义也有了萌芽和成长,并一度成为一种大学理念,随之产生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及其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一些极富“非功利性”理想主义精神的大学。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校不仅没有大楼,反而因经费不足,建校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有的教授们为维持基本生活甚至不得不摆地摊、事养殖,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忘记做学问、搞研究。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却非常卓越,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等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都达到了当时国际前沿水平,并且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及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这难道不是大学理想主义光辉的经典写照吗?难道不是说明理想主义是引领一流大学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吗?

可是,由于受近现代社会动荡的侵蚀、自身“经世致用”传统思维的限制和外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国人仍然是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为此,中国大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也会表现为一种庸俗功利主义,即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时隐时现,有时也一度甚嚣尘上。针对这一现象,20世纪4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说:“现代所谓‘知识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种干禄的工具。我曾听到一位教授在编成一部讲义之后,心满意足地说:‘一生吃不尽了!”’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和“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就更是谬以千里了。因此,他提倡:“我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理想主义的重建

当前,理想主义在国内不少大学大有日趋动摇之势,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却日趋显现:在思维方式上,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也因此,在科学研究上,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在人才培养上,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依据教育长期规律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在中国大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学术风气上,—些学者急功近利,学术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蔑视“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在学校管理上,官本位的行政倾向和公司化的运作模式都在严重腐蚀学术的独立发展。大学作为精神灯塔的角色日趋弱化,时刻有成为“失魂的大学”的危险。

有鉴于此,从回归大学的本源及反对功利主义取向的要求来说,我国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首先要有自省意识,对自身的本质和现状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不断培育和养成“非功利性”理想主义,使之成为核心价值理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也曾指出,到底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笔者认为,大学应该是个理想化的所在,希望学生能在理想化的环境中,成为理想化的人。具体来讲,第一,重回学术本位,心无旁骛地“求真”。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种志业。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最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更好的服务社会。我国一流大学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倾听社会的呼声,采取适当的方式为国家战略服务,尤其对中国这样—个后发展国家更是如此。不过,必须明确,知识服务仅仅只是知识完成后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知识研究之始就指向的皈依。大学服务社会也不是简单的服务经济增长,更不是片面的服务企业经营,最根本的服务还是提高创新知识和创新人才。而且,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一流大学要抵制浑浑噩噩的市侩生活,保持—种超越的生活观,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引领社会。

我国一流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仍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等,但“反求诸己”,一流大学缺的不是更多的外在的东西,而是更深的内在的东西,缺的就是—种本应蕴含于自身当中但还远远没有被建构起来的大学理想主义。“作画形易而神难”,为理想主义而奋斗,为提高自身的水平和品质,对我国一流大学来说,至今仍然是—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作者朱庆葆 王永义)

摘自《科学时报》2009年11月3日

什么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贡献

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世界100强的大学。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说到底,是中国著名大学对世界所做的“贡献”还很不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国“985”高校定位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并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仔细地研究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独特贡献或应该达到的“贡献境界”,对我们如何把握自身的“贡献点”和“贡献面”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一、创造“最优标准”,培育“精英人才”

英国剑桥大学第344任校长艾利森•F•理查德教授指出:“对于一个大学来说,你培育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地位,而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对于学生的求学经历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首要贡献”是创造人才的“最优标准”或“最高标准”,并为所在国家乃至全世界培养各类“精英人才”。

美国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为哈佛本科生制定了5项严格标准,这些标准是哈佛本科毕业生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哈佛大学培养了众多领军人物,应该说与其人才培养的标准关系十分密切。其本科生的基本素质要求之内容是:(1)必须能够清晰而明白地写作;(2)应该对认识和理解世界、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的能力;(3)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并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安排自己的生活;(4)了解并思考过道德和伦理问题,在做道德选择时具有正确判断的能力;(5)在某些知识领域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生教育委员会”于2000年发表“本科生教育最终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新的本科毕业生标准,要求本科毕业生必须具备六项素质:(1)熟悉艺术、文学、数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2)能够收集、筛选、综合、评价来自不同领域并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信息;(3)理解研究过程和如何创造新的知识;(4)能够与人合作共事,并能创造性地转换环境;(5)具有解决问题和作出决定所必要的技能,并能考虑决定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其伦理意义;(6)能够处理模糊性,能够灵活思考并具有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发展智力和知识的技能。

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教育战略计划委员会”对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生提出了12项标准:(1)具有清楚的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3)具有形成概念与解决问题的能力;(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7)具有判断什么意味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8)具有辨识重要事物与琐碎的事物,持久的事物与短暂的事物的能力;(9)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定量、历史、科学、道德、美学);(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不难看出,以上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对精英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在精神内涵上十分一致,那就是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型人格、智能和身心素质。若换用一句中国话来说,这就是教育部周济部长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未来社会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人才,就是“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激情,有坚定正确的方向;“立地”就是能够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善于团结合作、具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本事”,就是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科学方法,富有创新精神。

二、勇担“人类使命”,挑战“人类未知”

站在发现知识的前沿、挑战人类未知世界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共性特征。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贡献也是来源于此。换言之,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培育和输送精英人才以外,还应该对“人类学术”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2007年7月,在教育部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第一届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中,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指出,一所优秀大学的使命就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换言之,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探索未知世界、为人类阐释未知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无独有偶,芝加哥大学前校长乔治•韦尔斯•比德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一所著名大学不能够运用知识、智慧和力量来帮助解决严峻的问题,那么还能指望谁来做这些呢?……我们必须将这份努力持续下去,如若成功,那么我们将会为整个国家树立一个模式。这是一个杰出大学的崇高目标。”

三、造就“顶尖大师”,贡献“原创性成果”

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向来以诞生诺贝尔奖得主和拥有众多世界顶级奖项获得者为自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世界顶级奖项代表了研究型大学对探索人类未知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的贡献将长期性甚至永久性地影响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历史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不久就明确它的“历史使命”:“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扩大人类知识并造福社会。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学院里,在交叉学科的气氛中,研究科学技术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基本问题,同时教育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社会中富有创造性的成员。”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爱德华•赫希•列维教授坚持认为,芝加哥大学的使命主要是用知识去追求真理和传播知识价值观;“芝加哥大学的成功可以体现在大批的学校毕业生身上,以及在校学者发表的那些数量极其可观并且有很高的学术造诣的专著上”。加州理工学院的观点以及芝加哥大学的成功,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美国众多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成就。换言之,正是这一理念的指导和实施而发挥的作用,导致了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杰出贡献。

四、夯实“基础研究”,追求“开拓性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的开拓性发展,不仅表现在培育顶尖大师、造就原创性成果上,而且表现在服务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上。这种贡献绝对地依赖于研究型大学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以及对成果的技术转化和广泛使用。美国耶鲁大学理查德•莱文校长认为,大学可以从许多方面为社会提供服务,但他认为主要是在基础研究、能力培养和公共事业三个方面。长期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无不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同时美国基础研究经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美国研究型大学。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莱文校长以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MIT为例说明研究型大学的“开拓性发展”之意识和胆识。他认为,二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大多数的美国大学并没有主动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和服务,这种状况在二战后持续了35年。这个时期,大多数美国学校的聚焦点都在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MIT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园区都是依托著名研究型大学发展起来的。近年来,与美国“硅谷奇迹”齐名的“剑桥奇迹”更是闻名遐迩。从1970年创立剑桥科技园区以来,剑桥大学已经建立了千余个高技术公司,剑桥已经成为知识型企业的全球中心。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微软公司在剑桥投入了6000万英镑,用于扩大研发活动领域。应该说,世界一流大学的这种开拓性发展值得中国大学学习和借鉴。

五、张扬“大学之道”,哺育人类精神情怀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独特情怀可以为任何大学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退休校长弗兰克H•T•罗德斯说:“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和学习氛围是独特的、丰富的、高要求的、实际的、专业化的、个别化的,永不停歇的。学习成为一种终身追求,精益求精成为一种标准。其结果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种改造。”(作者:耿有权)

摘自《江苏高教》2009年第2期

略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

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新体系,可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助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应用型创新人才缺失的问题,为大批面向行业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年,应用型教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既有实际行动,也有理论探讨。一些大学经过论证和反思,纷纷提出应用型定位,这是适应时代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的。提出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为了既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型大学,也区别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这是社会发展赋予高等教育的当然使命。因为,从人才培养上看,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加适合全方位的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上,应用型本科院校能更广泛地与实际工作、生活紧密结合,并具备灵活的应变能力;从课程与教学方面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内容更加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教学,能够很好地将产学研结合起来。

另外,发展应用型本科院校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追赶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大学不能仅培养有高深学问的精英人才,而且要培养工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在现实中,一些高校虽然想办成应用型的,但苦于缺乏实践经验与理论指导,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很盲目,因此,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

1.发展目标定位

发展目标是大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它对学校的办学思想、总体发展方向、思路、运行模式、工作重心、培养目标等具有导向作用。一所大学的发展目标决定其发展方向,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是大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影响其发展的后劲和未来前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目标的制定,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办学特色、办学质量和效益之上,要紧紧围绕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一方面要大力培育自身特色,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整体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必须从实际出发,围绕社会需要,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如果抛开市场需求,不顾自身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去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其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湖北荆楚理工学院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其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学院领导班子办学思路清晰,发展目标定位科学合理,全院上下很快就学院的未来发展定位达成共识,决心把荆楚理工学院办成一所面向地方、服务行业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本科院校,他们培养的人才深受社会欢迎,这坚定了学院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决心和信心。

2.学科专业定位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以本科教育为主,可进行一定数量的研究生教育,也可进行适量的高职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则在于实施应用性本科教育,培养大量应用型创新人才,因此,必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通过学科带动和促进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学科建设与发展要服务于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要深入分析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调整专业或专业方向,及时增设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性专业,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各种应用型创新人才。同时,以灵活实用的课程设置来培养具有多种技能的学生。在课题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很好地结合了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置专业,不断调整专业方向,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结合专业调整,他们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实施“双证书”和“多证书”制,培养了大批面向北京地区的实用型人才,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双高”人才做出了示范。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必须突出应用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方面有所突破,形成特色和品牌,不盲目追求高、大、全,及时增设市场急需的应用性专业,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设置多学科复合型专业,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应集中体现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学科专业结构既决定人才培养规格,也直接影响办学的特色与质量。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根据自己的独特优势,发展一些重点学科,建设好特色学科并使之成为优势学科。在优势学科上培养一批有特色、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产生一批社会需求的科技成果,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形成自己特色的基本出发点。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不能沿袭传统的课程体系,而需要构建充分反映社会需求,满足地方、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应用性课程体系。构建应用课程体系必须注重基础理论教学,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同时要高度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的相互融合,通过实践项目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要防止因突出应用而使专业设置缺乏学科支撑,进而导致发展后劲不足。

3.服务面向定位

服务面向是指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时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明确“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主动适应地方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坚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尽力以地方为依托,不断拓展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多是地方性本科院校,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在区域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职能是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然而,现有应用型本科院校定位没有很好地突出服务地方这一特点,没有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如何更好、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社会发展上。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遵循服务地方的原则,坚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务方向,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建设学科、设置专业,成为地方的人才培养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地方院校主动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是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4.教学定位

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层次和类型,有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应用型大学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必须努力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及实践教学,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这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选择。

因此,必须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运行机制。建立与完善校内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其成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练,获取实践经验,形成应用能力的基地。紧密依托行业、企业,加强校企联合、合作办学,使其成为学生实践训练的基地,也使其成为科研、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基地。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如开展课堂模拟教学,进行职前实战训练;开展实践教学,教师在实践活动中教,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教师边讲边做,学生边学边干。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重视实践教学在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上的重要作用,采取多种方案,形成完整的、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确实体现应用性特色。应用型院校的教学模式,要由理论主导型向理论与能力并重型转变;教学内容要根据市场需要,反映本学科应用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要求;教学方法要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积极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要多样化,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加强校企合作。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实现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5.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培养什么类型人才的问题。目前一部分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不明,大多重视学术型人才,而轻视应用型人才。这种重学术轻应用、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取向,不利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和多样化人才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其人才培养应既有别于传统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型人才,又有别于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传统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基础知识宽厚、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自学能力的研究型、学术型人才,它承担着为更高层次教育提供生源的任务。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是面向生产、服务、建设、管理第一线的技术型人才,他们的知识更新能力、专业提升能力甚至综合素质都相对弱一些。应用型大学培养的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其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等。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走出传统的“精英教育”办学理念和“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开展应用性教育,培养面向地方、服务基层的本科层次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不是要求知识的全面系统,而是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安于本科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面向区域和行业经济的发展,积极开展应用技术开发研究,发展应用技术产业,努力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局面,培养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理清办学思路,确立办学宗旨,明确发展目标,把握发展方向,确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应用性的学科专业建设,发挥优势,形成特色。

6.师资队伍定位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结构优化、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基本保障。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一大批熟悉业务和专业知识的“双师型”教师,他们不仅能传授本专业的基本知识,也熟悉岗位操作,并善于通过恰当的教学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因此,传统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胜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此,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需要大力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深入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双师型”师资,同时,可以通过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作为兼职教师,逐步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较强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关于这一点,已成为制约应用型院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在调研中,几所学校都面临着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有的学校已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些基本经验。共同的做法是通过在职培训和鼓励年轻教师与社会各部门或企业合作,来提升实际动手能力。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湖北荆楚理工学院等,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校培养了一批合格教师。概括来说,应用型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既要抓好新任教师的职前培训,又要加强在岗教师的职中培训,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加快与市场接轨的步伐,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双师型”教师是关键。要大力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保证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为此,必须通过引进、培训、自学、兼职等途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以满足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另外,应用型院校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也可根据自身情况,举办应用型研究生教育,以此来培养师资。

7.科学研究定位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研要以社会需求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为行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要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跳出封闭性的教育体系,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科研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衡量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积极探索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开发基地,这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大力促进师资队伍和产学研基地建设,积极兴办科技产业,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从性质、内容、对象、方法、要求、目的和意义,都与学术型大学的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应用性开发研究,较少关注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其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是围绕着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展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目标是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而不是对高深学问的追求。通过积极开展高新技术开发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和技术创新来培养大批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应用型不是层次的高低,而是类型的不同。由于感觉“应用”比“科学”、“研究”低一个层次,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想提高知名度,就努力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看齐,不少学校甚至不惜丢弃专业特色而去追求“高层次”。一些高校应用性专业的教师,缺少行业企业的工作经历,更缺少参与大型项目技术研发的经历,产学研合作不深入,培养的人才应用性不强。还有不少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处于“品牌弱势”,录取的大都是分数段靠后的学生,教师抱怨生源质量不佳,学生对学习信心不足。因此,国家应从宏观上进行分类指导,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符合“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各校在制订发展战略时,要立足于各自层次和类型争创一流,切忌随大流与急功近利。(作者:潘懋元,车如山)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