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 stress)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ingere, 原意是困苦。工作压力的英文Job Stress( 或work stress) , 也称为工作紧张或工作应激。心理学家拉扎勒斯早已从环境要求与个人反应交互作用的角度定义了工作压力。从这样一个交互作用的视角看, 工作压力指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是一种当环境要求超过个人能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时, 危及其心理的平衡与工作生活步调的和谐与完整性时所产生的压力症状。所以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存在于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中。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急剧变革中, 大学教师无可逃脱地面对着由此而来的重重压力。近些年在全国范围的调查已显示高校教师在生理和心理上均承受着过大的压力。2002 年9 月广东省教育工会对全省19 所高校8417 名教师的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69.18% 的大学老师即约七成人群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亚健康人群中, 又有约1/ 3 至1/ 2 的人属重度亚健康, 即处于疾病边缘状态。2004 年河北省一项关于高校人力资源现状的调查表明, 高校教师中有68%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大, 有22% 的人甚至认为压力巨大。2005 年9 月, 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启动的一项8000 人参与的调查显示, 82. 2% 的教师反映压力大。对现在的大学教师而言, 承受的压力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种种问题, 比如科研的量化、教学的评估等, 更深层次的压力来源于一种艰难的选择, 来源于一种困境感与无助感。
一、改革和发展导致大学性质和价值观的变化给教师带来的压力
从1994 年开始, 教育部采取合格评估、优秀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和水平评估四种形式, 对有关本科高校进行了教学工作评估。2002 年, 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 适用对象为所有普通本科高校。2003 年，教育部又制定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对26 所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了评估试点, 2004 年在全国全面展开。教育部对高等院校教学评估工作提出了以评促建, 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 重在建设的基本思路。并在2005 年初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加以重申, 提出建立5 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 建立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状态数据采集和发布制度。总之，应充分发挥教学评估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将评估结果作为学校增设专业、确定招生计划、各级财政拨款、进行资源分配等的重要依据。
高等教育改革高校评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体制,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化的轨道, 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而且, 评估的确促进了高校如学生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某些方面的尽快发展完善。但是, 面对教育部颁发的各项评估指标, 没有哪所高等院校甘愿落后, 政府实行的与教学评估结果挂钩的分类支持, 将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高校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必备资源, 必然要完成一些硬性的规定指标, 于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成为许多高校难以摆脱的阴影。在各类评估、考核的指挥棒下, 学校一是重视科研文章的发表数目, 二是重视学科建设, 拥有多少硕士点、博士点成为了学校好坏的试金石。为了扩张学校的声誉, 有条件申报更多的硕士点或博士点, 各高校争相出高资频频引进人才。人才虽不乏真才实学者, 但引进所注重的与其说是学问大师, 不如说是已经网罗了盛名的资源占据者, 学校出巨资引进的回报便是利用这些人的资源或盛名为学校带来更大的利益。由于研究型大学在考核中居于最辉煌的位置, 论文不再是长期积累、水道渠成的学术成果, 而是急于求成、应付考核的工具。学校为了上报更多的科研经费, 以显示自己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和特色, 这方面的手段规定层出不穷。如科研统计细化为分值, 其中课题占据的比重不容轻视, 于是造假现象开始出现。一些大学的教师为了完成当年的工作量, 被迫加进了造假队伍, 手段往往是借助外面的公司, 用自己的钱充当科研经费打进学校的账户, 然后再利用报销的方法一点点索回。前两年北大教师抄袭专著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思, 学术腐败的产生是有其更为深刻的滋生土壤的。人们只忙着去声讨教师的道德水准, 却没有人去关心产生此类畸形行为背后的原因。社会只注重了个人的德行修养, 却忘记了人的言行大多是社会环境的折射。以培养人才为宗旨的大学精神已经受到繁荣的虚假学术泡沫的侵害, 在名为培养人才最重要, 实则获得课题项目最重要, 发表论文、专著最光荣的内部激励下, 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质量如何保障? 无限制的大学向上爬行为是高等教育的宏观不健康环境所导致。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就一定在高等学校泛滥成灾了。
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源于内部, 既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学校内部特别是教师群体。教育是与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教师肩负的使命促使他必须不断地革新教学、把自己的心得经验总结成文, 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 无愧于教师的职业特点, 这种革新是在岁月循环中自然完成的; 另一类则是源于外界, 即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 外生型的教育改革因其推进的主体不是学校和教师, 因此有可能低估学校和教师所推行和形成的现行教育模式和成果的价值, 并倾向于把自身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强加给教师。改革者对教师工作的表述和对教师专业任务的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与教师的价值标准和选择发生冲突。
由于注重的是评估, 所以许多标准流于形式, 简单化、绝对化。比如班级考试中优、良、中、差、不及格均有百分比规定; 必修课不但规定了闭卷考试, 还要规定考题类型、标准答案; 再如课件的制作, 本来是属于课堂教学的辅助工具, 却也成为了衡量一个老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思考批判的能力、量化的绝对性思维非但没有改革的先声, 反而把人的思维思想灵魂格式化、一统化, 使大学教育成为了高中教育的机械延续。过于量化的评估究竟是使教学质量科学研究得以发展了,还是迫使教师为生存问题投入过多精力, 反而延误了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的发展拓深?
大学并不是追求经济效益的产业结构, 而是生产精神产品的教育文化机构, 知识的生产有异于经济的增长, 数量的追求显然违背了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 其结果势必带来种种造假与浮躁空气的产生。究其本源, 是因为教育主管部门评价一所大学是否优劣、评价一名教师是否称职的标准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主管部门的价值观改变所导致的。教育界价值取向的改变是和整个国家过于追求GDP, 急于赶超世界先进大国的价值观导向密切相关的。在这种改变面前, 学校的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随之发生改变, 教师的步伐是否也应该随之调整? 或是想方设法超越现实跟上提倡的标准, 或是潜心研究坚守内心的原则，由于二者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结果, 不能不引发教师内心的彷徨。
高校为了纳入985或是211, 争取到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除了调整学校发展的战略以适应上级政府的要求, 还必然要把急待完成的硬性指标落实到高校教师的身上, 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对高校教师业绩的评价标准上来。
当前, 高校对学术成果数量的偏爱和划分等级优劣的评价方式, 致使教师学术评价成为了学术评比，制度安排演化成了分配有限稀缺资源的游戏规则。评价目标因为受功利化的目的的影响, 指标过多地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而忽视了教学活动的学术价值。能够给所在学校带来直接利益的科研经费数量, 能够给学校带来声誉的SCI、ISTP和EI 索引论文的篇数等, 日趋成为一些高校领导者关心的重点内容。这种倾向不仅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在具体的评价指标上, 而且更多的是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意识中。在很多领导的眼里，完成上述任务的多少, 也就等同于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多少，其结果又往往和物质利益紧密相连。从学校发展的角度以及市场追求双赢的规则来看, 此种现象并非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如何在大学内使发展与保持共存, 如何使各类教师如科研型教师、教学型教师各自拥有其所该拥有的尊重、各自保持其所拥有的优势、各得其所是管理者特别应该思考的问题。
为了学校的生存发展, 在学科建设方面高校无疑需要善于设计谋划打造的专家。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年代, 没有这样一批专家显然是不行的, 他们为学校确立各方面的地位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学校毕竟是一个不太同于其他地方的所在, 一定的宽松更适于思想的产生。所以这里还应该有另外一些特点的人, 他们生活散淡却专心思想, 清心寡欲但热爱思考, 他们在学校影响、学科建设这些看的见、摸的着的地方似无贡献, 但当他们服务于学子们的精神熏染、知识培育方面时, 对学校的贡献显然是潜移默化的。如果学生们从他们热爱的学校离开后, 只记住了一大堆的称号和数字, 而没有多少他们真心感念的老师,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是, 人文思想的启蒙与课堂的责任感是无法量化的, 量化的却是评估的结果及其有可能带来的资源。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之潮中, 尽管质疑者声音不断: 科研在高校中占据最优先的地位, 其原因很简单, 科研比教学更容易判断和衡量, 因为科研往往是有形的, 而教学行为与教学风格无法统一衡量; 科研也是一所学校获得声誉、资源, 给高校带来发展机遇和竞争力以及教师获得晋升的重要手段。由于科研成果的功利价值远远高于教学的价值, 因此高校教师评价明显地反映出对科研的过分倚重。呼吁的声音盖不过急功近利的风潮, 演变为的现实是, 科研数量和项目数量已成为了考核机制中最重要的指标, 成为了每位大学教师面前的急待解决的难题。虽然科研的生产或是项目的获得与教师长期的积累和多年的奋斗有关, 但是, 众所周知, 因为普遍的考核标准与资源有限的矛盾, 片面地强调单一的标准, 势必会与附加因素有关, 势必会导致不正常的竞争。大学是社会的一角, 学校内部因为资源的获得而导致层级的划分, 本来也属正常现象, 问题是如果考核的标准暗含着褒扬与歧视, 不仅因此使教师的物质待遇、也使教师获得的尊重认可 分出三六九等,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大学教师内心的困境与压力。
关于评价标准单一所导致的高校教师的心理压力, 我们可以从鲁小彬大学教师心理压力和困惑的来源及其程度的调查研究中窥见一斑。2005 年鲁小彬以武汉地区在职大学教师为调查对象, 结果表明, 引起大学教师心理压力和困惑的因素包括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冲突、大学体制结构的反向趋势、大学体制变迁及相关社会宏观环境, 其中大学体制结构的反向趋势是引起心理压力及困惑的最主要因素。而在此项所包含的子因素中大学教师的晋升制度所引起的心理压力最高。因为大学教师的晋升与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有关, 一些高校教师不得不抛开那些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知识计划, 去追求发表能对职务职称晋升有直接作用的作品。这种压力与困惑不仅对大学教师个体生理和心理及其学术生涯造成危害, 同时也阻碍了学术水平和文化事业的真正发展。
精神生产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 成果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科研成果的生产, 二是人的培育提升。前者是手段, 后者更应成为大学之使命。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明确的教育理念,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 在明得,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人文素养是决定一个人成其为人和发展为人才的至关重要。如果说中学时代中学生们是俯案苦读的话, 那么大学时代是学生们扶起书桌站起来四处张望世界的时候, 而大学教师就应该成为搀扶同学们站立起来的人。正如教育学家霍尔丹勋爵所说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 从这个角度说, 每位大学老师都应努力恪守教师的职责。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他的大学理念里曾写到: 大学的职能是教学, 不是科研, 大学通过传授知识, 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 以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 纯洁国民的情趣, 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 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 使个人之间的生活交往文雅化, 从而提高社会格调。纽曼的思想为英国大学注重学生心智和品格发展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同样,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决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腾飞, 国民在思想上、观念上、态度上以及价值观上的转变也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或者说, 国民整体精神风貌的改观同样任重而路远。所以, 大学输出的一代
代新人除了将来称职于各行各业的技术业务岗位, 更事关我们民族文明素质的逐步提升, 事关我们国家未来的源源流长。
然而交换基础上的利益思维一旦凌驾于人文思维之上, 教师潜心备课教书、默默奉献的精神不再得以重视、提倡, 要课题争经费拉关系的经营活动能力却必不可少时, 商业气息带动官僚氛围必定会悄然弱化高等院校的人文特质。由于跨越式的发展, 大学渐渐失去学术殿堂的特色, 日益向行政机关靠拢。大学向行政机关靠拢, 不仅失去了大学校园精神家园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助长了大学内官本位思想的膨胀。学者对官场趋之若鹜有其深层原因, 尽管一旦担任职务做学问的精力少了甚至没了, 但拿到诸如课题之类的资源的机会却大大的增加了。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化导致学术作为一种资源被垄断, 影响了普通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削弱了大学教师的荣誉感, 造成了面积较大的职业倦怠感。
大学云集了全国各地高考来的优秀学子, 他们对高校怀着殿堂般的向往、对老师怀着大师般的期待,他们心目中的大学教师理应博览群书、胸怀天下, 真正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然而并非人人能够出色履行大学教师角色。教书者首先要读书, 育人者首先要育己, 这是成为一名教师的前提。然而, 素质的获得需要教师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人文积淀, 决不是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可以一蹴而成的。在希腊文中, 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学生或者教师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 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如果校园内每个人均处在赛跑状态下的追逐资源的如屡薄冰的紧张中,大学显然就不是大学了。然而, 在社会比较的压力下, 许多人的行为选择身不由己, 为了获得更多的名利而奔走忙碌, 却与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的个中含义渐行渐远。课堂是检验真伪的试金石, 当教师因此无法赢得学生的尊重认可时, 心里会充满失落感、挫败感, 因而蒙上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
教师需要压力, 需要来自于内心的压力, 没有压力便无法进步; 教师也惧怕压力, 惧怕来自于外面太多的压力, 那样会使教师艰于选择, 无所侍从。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 管理者不适宜的价值取向, 违背学术生产规律的考核标准以及过多的竞争, 不仅给教师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境与压力, 并且有可能背离教育的宗旨。作为管理者, 应该选取人性假设中社会人的假设, 而放弃经济人的假设。一定的自主性和足够的创造空间更有利于知识的生产与精神的传播。评估应立足于现实, 以教师、学生为主体, 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宗旨, 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和主体价值的实现, 而决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时刻需要检查考核的客体, 更不能把大学的发展作为建立政绩的一部分。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不应该也无法用数字来统计, 大学的进步与提升更不应该以功利思维来追逐, 使教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为学校创造效益显然是违背大学的人文精神的。
作为大学, 是集多方利益于一身的载体, 除了贯彻领导人组织发展的规划, 也要顾及作为组织成员的大学教师个人的利益, 而组织成员的身心健康是组织成员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大学的管理体制影响着教师专业水平的发挥以及群体中的人际交往关系; 另一方面, 教师的心理与行为也影响着大学功能的发挥, 教师的素质与人格的健康直接影响着大学的生命力与效能的扩展。大学只有构建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才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意义, 否则, 既不利于教师的身心健康, 也有悖于大学培养人、塑造人的真实使命。（作者：商 磊）
每周三中午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江苏某高校新闻学院的大二学生李薇和她的室友都会预测下午的“广告策划学”课上会放哪部动画片。 李薇将这门课的授课过程总结为“三段论”：“老师侃大山+学生课堂报告+播放动画片”。每次上课时，老师会讲一些他觉得最近比较好玩儿的事情，然后挑选几个人上台作课堂报告。课堂报告结束时，距离下课通常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他会说，‘大家上课上累了，我们看一部动画片调整一下吧。’”老师基本不讲课，学生也没了学习劲头。“老师与学生一起应付，老师混课时我们混学分，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李薇的室友王小璐说。“老师与学生一起应付”，这并非大学生们学习之余的调侃之语，而是不少大学课堂的真实写照。本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89.1%的人感叹当今好老师不常有，66.7%的人感觉当下大学生不认真上课情况普遍。
“老师混课时，学生混学分”，在上述数据的背后，是很多大学课堂上老师与学生心照不宣一起走过场的尴尬现实。“他上课时总是强调要加强课程的互动性，把课程主动权交给学生。可是这也得有个度吧。”几次课之后，李薇和她的室友觉得这样上课学不到任何东西，一度想要退课，但是又听到师兄师姐说这门课期末不考试，交一篇论文就行，而且给分很“厚道”，于是又打消了退课的念头。
不过随着课程的进展，李薇渐渐觉得用“应付”二字并不能完全概括老师对这门课的态度。她发现老师之所以在课上放动画片，是因为他的专业方向就是动画研究，而对于广告策划，他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学生多多少。“也许不是他不想讲，而是不会讲。”
任课教师对所授课程不够了解的情况并不少见，并且大多集中在选修类课程上。
近年来，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师队伍也急剧扩张，导致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师资紧张，一些老师常会被安排教授与自己的专业沾点儿边、但却并未涉足过的课程。这常让任课老师感到力不从心，课程含金量也因此缩水。
四川某高校大三学生陆峰一想起自己上学期选的“国际礼仪指导”课程，就“忍不住想乐”。“刚开学的时候在课程手册上看到这门课觉得挺有意思，但老师是历史系的。历史和国际礼仪有啥关系？”抱着好奇的心理，陆峰去试听了一次课，发现上课就是放《百家讲坛》，然后大家集体讨论。
“讲座视频互联网上到处都是，这也算一门课？”陆峰觉得自己有种受欺骗的感觉，但他很快又了解到，往年这门课程不考试，不点名，只用在课程结束时交一篇观后感即可，而且大家分数都很高。“这么‘水’的课，老师肯定不好意思为难学生，不选白不选。”
整个学期，陆峰只去听了3次课，最后拿了90多分。他觉得，这是他上大学以来“性价比”最高的一门课，“几乎没花力气就挣到了学分，挺好。”
甘肃某高校一位教授认为，陆峰所遇到的情况在许多高校普遍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决定的。他表示，许多二线高校明确规定各职级教师必须按一定频次开设选修课，可是有些教师因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开设选修课的能力及经验，开出的选修课程五花八门、水平参差，教务部门也缺乏必要的审核筛选，因此课程质量难以保证。“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学校迫使老师误人子弟。”
“老师们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情景。
这样温馨融洽的教学场景，令北京某文科类重点高校的大三学生张欣深深向往。
大一、大二时，张欣一直按照“作业少，给分高”的标准安排自己的课程，但进入大三之后，她的想法有了变化。“这些老师学生互相应付的课，有学分但是没有营养，学了和没学差不多。大学里还是要上一些货真价实的课。”
带着对“名师精讲”的憧憬，张欣这个学期连选了几门“名师课”。她在选课时为自己列了几条标准：老师有一定的声望，课程内容是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连续开课5年以上。张欣做好了下苦功却拿不到好成绩的心理准备，“大学四年，总得上几门终生受益的课。”
开学头几周，张欣所选的几门课几乎每门都是座无虚席，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张欣暗自欣喜，觉得自己眼光不错。但是过了几周之后，她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张欣期待值最高的两门课程，一门课的老师在上了两周课之后宣布以后主要由他的博士生代上，另一门课的老师则常常缺课，外出参加各类研讨会。没过多久，原本人声鼎沸的名师课堂渐渐变得冷清下来。
张欣渐渐感觉到，有些课虽然老师的名气很大，水平很高，但老师对待课程的态度与他的学术水平并不太相称。老师很少备课，而是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底自由发挥，体系性不强。课程要求也并不严格，甚至还要比其他课程更宽松一些。“听说我们交的论文都是由助教批改打分，甚至连考试试题都是助教出的，因为老师太忙了。”
最让张欣不能接受的是，她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老师布置的作业竟然是让同学们分成小组，整理他的课堂录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版社希望把这门课的内容整理成书，“老师说哪个小组整理得最好，就把小组成员的名字都列到编者名单里。”
而同学们对待课程的态度，也让张欣感到意外。“课堂上干什么的人都有，唯独听课的不多。”张欣觉得，名教授的课往往艰深晦涩，需要下些硬功夫才能消化，一些学生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精彩场面不太吻合，于是便选择了逃避。而之所以没有退课而是继续听下去，“是因为修了名教授的课程，无论是对于找工作还是读研究生，都有好处。”
“折腾了半天，原来还是老师学生一起应付。”张欣显然有些不甘。
在功利化的办学氛围中没有淡定的老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安排没有相关经验的老师上课，还是“名师”挂名却让助教上课，都体现出当今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功利化弊病。高校对教师的考核重在学术研究，上课只是为了完成相应的工作量，于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所投入的精力便十分不足。“由于课堂缺乏吸引力，学生感觉学不到什么东西，但该走的形式又必须走，因此上课便成了走过场。”
在熊丙奇看来，之所以出现“老师与学生一起应付”的情况，学生的学习态度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究其根本，症结仍在学校身上。“学生的学习态度，与长期以来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密切相关。优秀的教育应当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态度，而非批评学生的学习态度，这本就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熊丙奇认为，在功利化的办学氛围与学校管理中，教育的生态已经被破坏，不可能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调整学校管理模式，避免行政对学校办学的干扰，在此基础上，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建立学术共同体，以此让教育回归本位，同时恢复学术尊严，让大学有真教育、有真学术。 （作者：何瑫）
《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89.1%的人感叹当今好老师不常有，66.7%的人感觉当下大学生不认真上课情况普遍。该报昨日报道了江苏某大学师生共同走过场现象，并认为“老师与学生一起应付”，这并非大学生们的调侃之语，而是不少大学课堂的真实写照。
其实不仅是本科师生如此，一些博士、硕士教学课程，也存在大量走过场、“教师混课时，学生混学分”的现象，一位在读研究生来信告诉我，说他们院校的知名教授，上课时主要是闲扯自己的生活琐事，或见闻，甚至家里养猫养狗的事情也经常津津有味地拿到课堂上讲，有身份地位的教授如此混课时，即便学生投诉到学校，也会不了了之，因为学校领导可能都是他的学生辈。
从高考学习压力下解放出来的学生们，对学校的宽松管理或混课时教师，也习以为常，一是即便老师认真教学，许多内容也是老套路，不仅内容老套，一些教材、专业设置也没有跟上社会需要。大学解决的，似乎是上大学之难，让更多的学生上大学，但并没有让学生们上对自己或对社会真正有价值的大学。“大学”成为一个概念或一种待遇，让大学生们或家长们接受了，并为此支付昂贵的买单。
没有任何力量监督管理高校教学，这是高校师生共同“混课堂”的根本原因，大学行政化，行政管理者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学校的秩序稳定，还有就是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但教学质量呢，难以评估，在教授治校的时代，教授们是知识共同体，而学校还会有董事会来监管学校教学过程与教学质量，都可以起到制约作用。而现在，学校可以通过制造就业登记表或就业率，来应付上级部门的考核，师生混课堂，成为无可无不可的小问题了。
大学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使学生获得知识与独立思考能力、创意能力，如果让大学生们一混四年，其实就相当于高中时代的一种变相延长，许多学生还没明白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毕业论文写作或开始毕业论文的拼凑写作，一切均是为了学分而应付，结果呢，用人单位接收到新毕业的大学生，会发现与自己想象的大学生能力方面相距甚远。
许多教师现在离学生、离课堂都越来越远，教学只成为自己职业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如何改变这样的不良教风与学风，需要从教育制度层面上去思考与改变。（作者：吴祚来）
摘自《新京报》2010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