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教育和一般的专业知识教育不同，它更偏重的是一种素质的培养。”7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认知科学系教授杨英锐、《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教材作者董毓，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汕头大学等多所院校的专家与会，围绕如何推动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进行研讨。
“批判性思维是国民必需的素质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提出，若想培养创造知识的学生，应扩展批判性思维教学内容。以创新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教育，除了现有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中所包括的论证逻辑部分，还应该扩大范围，一方面包括品德和技能的结合，另一方面在技能中，还应该包括有助于解决问题和学术认识创造的素质内容，比如信息分析能力，具体思考的意识和能力，深入思考能力等。“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必然需要这样的素质能力，而中国学生尤其缺乏它们。基本素质的缺乏就好像细胞没有活性，那机体还会强壮吗？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以培育人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为出发点来工作。”
一般来说，素质教育体现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壮虎认为，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一种素质教育，也应该体现在整个教学中。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还没有真正转向素质教育，也因为受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特别缺少理性，所以需要一门专门的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特别强调，批判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所以千万不能将之异化为传授某种必要的逻辑知识的公共课，而是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有所体现，要和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有较大的区别，更应该提倡学生的参与和实践，而且还需要有独立于课程教学的测试。
在开展批判性教育时应采取怎样的有效方式？多名专家纷纷表示，以学生为主体是关键，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运用批判性思维思考，而不仅仅是掌握专业理论知识。
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认为，创新教育不是奢侈品，创新教育更不能只限于重点大学和优秀学生，“要让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因此，让学生自由发展比因材施教更重要，问题视野比知识视野更重要。教育者自身首先要有批判性思维，在思想和教育方法上要首先以学生为中心，有“学生主体意识”，真正以学生为本，这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多样化人才的根本途径。
“批判性思维并非理论性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工具。用批判性思维教批判性思维，在学习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运用批判性思维，更能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肇庆学院政法学院淮芳老师对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有自己的体会：通过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形式上可采取学生讨论，教师与学生讨论，教师之间讨论、学生参与，等等。课堂上教师要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让学生讨论回答，或由学生就一个主题自主设置问题，充分感受如何提出问题，再由其他同学回答该提问，从而进一步运用批判性思维。在“教师讨论”教学中，通过邀请多位教师对同一话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不同的理解，能让学生知道学术研究并非一家之言，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并且在选择过程中让他们感受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于海琴认为，当前大学教学面临的危机是，课堂缺乏吸引力，逃课、玩手机，教学效率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知识论”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教学过于强调知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忽视学生对知识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探讨。她指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要在教学目标上以激发学生主动探讨知识为目标，而不是以掌握知识为目标。引导学生不仅仅了解现在的知识是什么，还要追寻知识产生的经验基础、方法和逻辑过程。
在香港城市大学“三创、三新、三动、三力”（3333）课程大纲中，创造、创新、再创业（即“三创”）三个阶段对应具体的结果和期待：新想法、新产品和新企业（即“三新”），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动脑思考、动手参与和动脚走向社会（即“三动”），不同阶段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能力，即想象能力、动手能力、领导能力（“三力”）。系统工程及工程管理学系孙洪义博士介绍，在课程的各个阶段，批判性思维作为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南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部的李蜜老师介绍，南开大学设计并实施了“伯苓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实验项目，研究包括教师能否突破学界对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等争议，将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的培养融合在一门课里；教师在设计课程大纲时，统一高标准的教学架构与可实现的细化目标、平衡教师的课堂引导和学生的自主学习，促进学生通过英语学习主动适应未来。四年多的试验证明，该项目在提高拔尖人才的培养质量，实现教师理念创新、个性化课程设计、有效教学实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专家们相信，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可以在各个领域应用，促进问题的解决。“经历了高考洗礼的当代大学生在标准答案的驯化下其思维模式受到一定影响。新媒介时代，他们与生俱来的‘萌’最易反思，‘屌’也易逆袭，具备养成批判性思维的元素和条件。”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广告系副教授高萍分析，当代媒介语境为批判性思维训练提供了各种题材，在“所见-所信-所爱”的心理接受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育和训练能够帮助大学生找回原本求真、求善、求美的主体性思维素质，助力他们成为当代高端理性群体和社会精英。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路军教授则建议，大学生在是否应该选择创业，乃至在商机判断、经营方式、合作伙伴对接等方面急需批判性思维训练，比如要有创业理想，不能轻信“一面之词”，不能耽于“一厢情愿”等，在创业相关种种问题上，要形成实事求是的独立性、理性认识，这样才易走上成功的创业之路。
去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某全国知名中学的校庆活动。除了隆重的庆典大会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该校的“素质教育成果展”。一进校园，主干道两侧的橱窗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年来该校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的光荣榜，人数之多令人咋舌；接下来是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学科、科技、文艺及体育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往后是琳琅满目的学生书画作品。画我不大懂，但有几幅书法作品的确写得不错。高潮当然是在学校大礼堂里举行的交响音乐会。七八十名俊男靓女身着盛装，演绎了一首首西方经典名曲，水准之高恐怕不输于职业演出团体。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的北大自主选拔录取面试现场，同样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当我问起他们的专业志愿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专业作为第一选择。当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时，答案几乎又是惊人的一致：“挣钱多”。这些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不光学习成绩好，其他素质也非常突出，大多数学生至少能够演奏一种乐器，钢琴十级者比比皆是。不是说选金融专业一定不好——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当然需要大量金融专业人才——但所有最优秀的学生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金融专业，这至少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未免过于单一和短视。
我不太喜欢“素质教育成果展”这样的提法。既然是“成果”，一定是某种具有显示度的成就。但教育的成果是什么？是它所培养的学生在未来几十年里为国家、社会和人类作出的贡献。这样的成果，显然是当下的校长等不及的。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素质教育成果”，就变成了一张张书画、一座座奖杯以及交响乐和舞蹈，等等。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成果”和素质教育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采用应试教育的办法去训练了另一批也许学习成绩不够突出的学生。表面上看学校的素质教育开展得蓬蓬勃勃，要体育有体育人才，要文艺有文艺人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人才无非是按照某个预设目标制造出来的零件。从本质上说，他们和那些通过大规模重复训练而获得高分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
中学开展素质教育的途径，首先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设计一系列项目，然后选拔出每一个项目的佼佼者，集中资源进行强化训练并为之提供各种机会和平台。因此，这个从外表看来令人惊叹的素质教育的庞然大物只不过是由无数定制好的零件拼凑起来的机器人而已。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个体，最终在成就学校整体辉煌繁荣的同时也牺牲了自我的全面发展。至于那些似乎在任何一个项目上都没有特长的学生，则成为少数成功者的“陪读”。原本，素质教育是为了学生成长而服务的，现在，学生成了实现学校素质教育建设成就的载体和工具。
实际上，“素质教育”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年，下发了无数文件，却从来也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素质”，应该怎样开展“素质教育”。我们对素质教育的理解过于单一，过于统一，太缺乏想像力。在学校里，素质教育就是开展一些和升学考试无关的活动；在家长看来，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于是，一个完美中国学生的形象就是：成绩优秀的学霸，才艺出众的偶像。那些不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进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最后的结果是让孩子彻底丧失了对所有事物的兴趣。当我们的学生可以娴熟地背诵出大段大段的唐诗宋词时，却往往提不出自己关于某一问题的独到见解和观点；当他们在舞台上展示出堪称专业的才艺时，对艺术作品本身的理解却相当肤浅；当我们带着孩子在周末穿梭于各种各样的训练班时，却恰恰忘记了素质教育的核心：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对科学有理解力，对艺术有鉴赏力，使人的发展更为全面，生活更有品位和质量，等等，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繁荣校园文化和促进中学素质教育开展，各高校开始招收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然而，对素质教育缺乏想像力的狭隘理解却使校园文化开始变得凋零。2010年底，台湾大学代表团访问北大，两校学生共同演绎了一场“台大之夜”北大——台大学生联合文艺演出。北大参加演出的是民乐团、合唱团、舞蹈团和健美操队等专业团体；台大参加演出的是合唱团、嘻哈研究社、布袋研习社、魔术社等学生社团。演出结束后，台大同事由衷地赞叹：“北大学生就是了不起，个个都专业，不像我们的学生，都很业余。”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但听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感觉。北大参加表演的，都是千挑万选的艺术特长生；台大参加表演的，全部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论专业水准，北大学生要比台大学生高得多。但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的演出，到底谁的表演更精彩，到底哪一种表演更符合大学的气质和风格。
大学里的文化艺术生活，应当由学生自己搭建舞台，自己表演，自己享受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不专业，也许很稚嫩，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游戏。我至今仍然怀念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大老图书馆前的草坪。仲夏之夜，皓月当空，微风习习，学生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不大的草坪上，听长发飘飘的师姐浅吟低唱自己创作的校园民谣。虽然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是世界上最空灵飘逸的歌声。后来，学校里的舞台渐渐让位于半专业性的艺术特长生。灯光舞美越来越绚丽，艺术水平越来越专业，但同时也渐渐丢掉了灵气和亲和力。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演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演出，而是“他们”的演出。大学文艺生活被割裂成了两个群体：特长生和非特长生；表演者和观众。
一个体育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体育运动，体育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捷径；一个艺术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艺术，艺术也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通道。今天，当我们开展素质教育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对艺术本身的追求，而是出于某种现实性的需要：要么是才艺表演时的炫耀；要么是学校素质教育成果的展示；要么是大学招生时的某种项目。因此，并不奇怪，那些小时候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的小提琴，一旦没有需要的话，立即被束之高阁，碰也不会再碰一下。艺术并没有因为素质教育的开展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内在需要。它甚至变成了我们为了实现某种现实性需要而借用的工具。
也许我们正在丢失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传统。自孔子以降，教育的核心从来就不是技巧，而是价值观。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见识，养成气度。一切不能实现“仁义礼智信”——这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东西都被斥之为“奇技淫巧”。尽管这一点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古代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保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强稳定性和文化延续性。今天，我们似乎正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围绕着大一统的高考而进行的应试训练正在把核心价值观事实性地驱逐出教育的领地。学生背诵了大量条目，却在考试之后忘得一干二净。价值观教育并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刻下痕迹；素质教育只训练了学生的技巧，却没有相应培养起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学生所参与的艺术活动既没有对他们的灵魂塑造产生作用，也没有使他们未来的人生变得更为丰满。他只是机械性地完成了家长和学校要求他们必须完成的某项任务而已。还记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里中美高中生的不同表现吗？“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这样的学生，也许高考分数很高，也许在才艺展现时光彩照人，但他们既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又严重脱离实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东汉末年，诸葛亮不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明亡之后，多尔衮日夜兼程与李自成主力决战山海关，这种见识和胆识，也许是很难在今天的教育中再出现的了。
记得刚到旧金山的时候，朋友女儿所在的高中举行慈善演出，邀请我们一家前去观赏。演出的礼堂虽说有些历史，却又小又破，和国内中学的豪华礼堂相比，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原来以为，美国高中的学生演出，一定是闹哄哄和乱糟糟的，至少也会以摇滚乐为主——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但那天晚上历时三个小时的演出，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或独唱，或对唱，或小合唱，或大合唱，旋律简单而优美，舒缓而温情。许多学生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站在台上就开始唱歌，没有多余的话语和动作。据说，整场演出全部由学生组织，观众都是家长，门票收入捐给非洲儿童用于购买食物。在那个美妙的夜晚，那些用心唱歌的学生目光纯净如水，我忽然间领悟到，也许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尽可能保留得更长久些吧。（作者：秦春华）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是一个典型的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博士，但对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阶段看得相对较轻。所以大量读了一年制硕士的海归回国后表现平平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本来含金量就有限。在本科和博士之间，天平又向本科倾斜。越是顶尖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这是它们的看家本钱。
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如此看重本科教育，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真心实意地把真金白银大把大把地往里投入。在资源分配上，当研究生的发展和利益与本科生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研究生要为本科生让位；当科研与本科生教学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科研要为本科生教学让位。当然，这种状态也并非生而有之，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复，但难得的是，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格局和文化，并且在实际中心甘情愿地遵循和履行。
尽管美国顶尖大学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特别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截然不同，但在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还是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的特征：
首先，从招生阶段开始，严把入门关。几乎每一所顶尖大学都对招生极为重视。招生办公室主任地位很高，有时候就是仅次于校长和教务长的第三号人物，对是否录取每一个学生具有最终决定权。他们往往会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很长时间，从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识别学生的经验——哈佛大学的招办主任威廉姆·菲兹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就一口气干了40年。40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申请资料。不只是哈佛，许多大学的招办主任任职时间都在十年以上。此外，大学对招生部门的人员和经费予以充分保证，投入巨大；招生过程极为复杂甚至烦琐，每一个最终录取的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都会经过几轮测试和评估。
过去，我们对美国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有一个误解——“宽进严出”，似乎美国学生上大学要比中国学生参加高考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美国学生要想进入到最顶尖的大学，其竞争之激烈，难度之大，丝毫不逊于中国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美国顶尖大学的门，非但一点也不“宽”，反而“严”得不得了。一般来说，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缴纳申请费。虽然每一所大学的申请费不高，但是加在一起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有人会只申请一所大学。正因为有成本的制约，凡是提交申请的学生都是经过仔细掂量自认为有一定录取把握的。从这个角度看录取率，无论是斯坦福大学的5.1％，还是哈佛大学的5.9％，都是相当惊人的数据。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00个自认为能上哈佛的学生中挑走了不到6个人！你能想象得出其生源好到了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些一个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全部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除了个别看走眼的）——这就为学生入学之后的教育质量提供了第一层保障。
其次，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确保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生教学上。美国顶尖大学在招聘教师时非常看重其对教学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在MIT（麻省理工），重视本科生教学本身就是大学最核心的文化。教授不但必须要上课，而且他们也喜欢上课。然而，仅有文化和号召是不够的，教师是否喜欢上课是一回事，他们是否真的能够认真上课是另一回事。美国顶尖大学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引导和制约着教师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教授的工资通常只发放9个月，剩下3个月的收入必须要通过自己寻找研究课题和经费来解决。因此，并不奇怪，许多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一方面会回国工作几个月，另一方面，又无法做到全职回国工作，奥妙就在于此。教授所拿到的9个月工资，指的就是上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的报酬。如果教授不上课，收入就会锐减，甚至没有薪水；如果课程质量不高，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在芝加哥大学这样极为重视本科教学的大学里，情况又有不同。在芝加哥大学看来，教授的天职就是教学。至于科研，那属于教授的个人旨趣。学校当然会支持教授的研究工作，但绝不能因为科研而损害教学的利益。许多教授的工资是由本科学院发放的。教授必须按照本科学院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有可能拿不到工资。经济上的诱导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了教授的行为方式。这一点对正在开始重视本科教学的中国大学具有相当大的启迪。
第三，在教学方式上，采取小班教学模式。小班教学是美国顶尖大学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手段。而且，越是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越强调小班教学的重要性。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小班教学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0％。为什么小班教学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呢？原因在于，它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教师和学生的偷懒行为。上几百人的大课时教师和学生都有可能偷懒——学生可以睡觉，教师可以念教材——但在十几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如果学生偷懒，不要说会影响成绩，也很容易被教师发现；如果教师偷懒，学生会提出抗议——学生都是支付了高昂学费来上课的，如果你提供的产品达不到质量标准，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炒你的鱿鱼。例如，全美最顶尖的本科学院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高达6万美元，这意味着她们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都可以被换算成相应不菲的美元。学生们当然会倍加珍惜她们的学习机会。此外，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许多顶尖大学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选课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通过学校政策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比如，MIT对学生一学期的选课数量和学生选择专业的数量均有限制，防止学生贪多嚼不烂；芝加哥大学则直接规定在学生的课程表中，课业繁重、要求苛刻的小班讨论课的数量必须达到一定比例，防止学生偷懒混日子。
第四，对课程本身投入巨大。一方面，每一所顶尖大学的本科课程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许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所倡导的整体知识观直接相关。表面上看，课程是由某一位教授主持的，但整个课程体系却是由专门的课程委员会集中力量精心设计的。特别是像芝大和哥大的核心课程，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另一方面，学校和院系在本科生课程投入上毫不吝啬。比如，MIT电子工程系每年在一门课程上的投入就高达30万美元，少的也有10多万美元。这些经费并不包含教师的工资，是纯粹投入到课程本身的，分配给各个学生小组来使用。许多学生的作品很快就会被企业发现和使用，直接转化成产品。
最后，强化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美国顶尖大学极为重视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但其评估的方式不是由被评估者提交材料由评估者审读检查——就像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样——而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全覆盖的评价，同行之间的评估、高级职员对低级职员的评估、学生对老师的评估，等等，几乎无处不在，并且这种评估结果会对教师的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重的影响。评估通常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有时也采取记名但绝对保密（有法律保障，泄密要负法律责任）的调查方式，因此每个人都会在评估时凭良心和职业精神自由负责任地表达其真实的观点。例如，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听课是最主要的监控教学质量的方式之一。教授要听副教授的课程，副教授要听助理教授的课程，听课之后都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职称晋升和收入。对于教授，学校有三年一次的评估。与此同时，学生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如果学生对某个教师不满意，他就得就地走人。又比如，在MIT，很多时候同一门课程是由几位教师分别主持的，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对教师的课程评估都被公布在网上，供下一级学生选课时参考，这样就在教师之间形成了竞争。学生的评估结果影响到教师的收入水平。如果某一位教师的课程不受欢迎，没有学生选课，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下课”了。因此，没有人敢不尽心尽力。近年来，MIT对教师和教学质量的评估开始采用更长期的根据学生毕业后5—10年的发展情况来进行，则显得更为科学和客观了。
对比以上几个方面，中国大学在保证本科教育质量上的确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招生阶段，大学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入学学生的情况，包括招生办公室主任；教师收入和上课与否基本上没有关系；教学模式仍然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演讲式”大课；至于教学评估，要么是走“运动式”的过场，要么评估结果对个人利益不产生直接作用，等等。粗看起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国大学的样子我们基本上都学来了，学分制、GPA（平均绩点）、自由选课、弹性学制、教学评估，等等，但哪一样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呢？照猫画虎，画画是可以的，要想真的得到虎，就必须下苦功夫踏踏实实地按照虎的本质要求去做。否则，徒具其形，做出来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头巴脑不起实际作用的玩具而已，受损失的，还是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学生。（作者：秦春华）
编者按：铸造行业“一将难求”，轴承专业成为行业“独生子”，类似这样的问题正在深深困扰着我国工业的发展。虽然工业“四基”即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促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基本保障，但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工业“四基”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笔者认为，不精不深的工科教育模式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需要深刻反思，在高等教育力求提升质量，进行综合改革的今天，这一提议显得尤其具有价值。
凡去过铸造厂或铸造车间的人，都会对其苦、累、脏的恶劣工作环境印象深刻，一提到铸造专业，考生和家长马上会与“傻大黑粗”联系在一起，加之待遇不高，别说城市考生，连农村考生都不愿报考，高校也纷纷撤销铸造专业，于是全国铸造专业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局面。用沈阳市铸造协会理事长葛厚彦的话说，如今铸造专业技术人才成了“稀罕物”，全国铸造行业都面临“一将难求”的尴尬局面。
作为汽车、电力、钢铁、石化、机械等支柱产业的基础产业，铸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所有机械装备都需要大量铸件，都离不开铸造业，都与铸造专业这一特色工科专业关系密切。从2000年起，我国铸件产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但全行业技术人才总数不超过2000人，与这个庞大的产业很不相称。2000人摊在全国几百家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及拥有铸造车间的企业，每家才寥寥几个技术人才。可见，铸造专业技术人才严重断档，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更令人忧心的是，人才严重断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年龄上，很多铸造厂由于招不到新毕业的铸造专业毕业生，其担当技术人才主力的居然还是“文革”前毕业的技术人才，他们都已年过花甲，却因没有新人接替而退不下来。
铸造行业为何“一将难求”？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原本是冶金类工科专业中四个特色工科专业，是工业“四基”中基础工艺技术的对口专业，而现在，这四个对口的特色工科专业纷纷被撤销，大都被合并为宽口径的金属热加工专业（有的大学称之为材料成型专业）。全国保留铸造专业的高校仅三家（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根本无法满足需要。铸造企业只好向金属热加工专业要人，但铸造企业普遍反映，金属热加工专业毕业生由于其宽口径的特性，铸造仅是其专业的一部分，因毕业生对铸造理论学得不深不精，到了工作岗位还要补学很多知识，毕业生对工作适应能力差，胜任工作的时间延长，毕业生本人也为此而烦恼。为此，企业强烈要求高校恢复铸造专业。
轴承是工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关键零部件，凡是需要转动或运动的机械装备均离不开轴承，没有轴承，很多武器装备将会成为一堆废铁，所以在二战中，盟军曾把纳粹德国轴承工厂作为战略轰炸重点，差点使纳粹德国战争机器失灵。
很多人都见过自行车、轿车、洗衣机、工具上配备的轴承，在许多外行人看来，轴承是种结构简单的零部件，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轴承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轴承，而高端轴承技术复杂程度是低端轴承无法相比的，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介绍，高端轴承研发涉及材料、油脂及润滑、制造、设计、轴承制造装备、检测与试验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还涉及接触力学、润滑理论、摩擦学、疲劳与破坏、热处理与材料组织等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高端轴承技术的极端复杂性需要很高的研究能力，日本轴承巨头NSK，其总部就有1800个研发人员。
2012年我国轴承产业销售额达1420亿人民币，这在我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业行业，但遗憾的是，我们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轴承，而高端轴承则主要依靠进口。
我国轴承产业技术落后与人才短缺密切相关，全国轴承企业技术人才普遍存在断层现象。以哈尔滨轴承集团为例，从1994年到2002年毕业的轴承专业大学生一个也没有引进，2002年以后，每年即使能引进轴承专业大学生，数量最多四五个，最少年份才引进1个，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与人才断层现象，其他轴承企业也存在类似问题。技术人才断层的首要原因是高校人才培养岀现断层，原机械工业部所属数所高校均设有轴承专业，但后来以发展“宽口径专业”为名而被裁减合并到机械专业中，成了依附于（“宽口径”）机械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全国211与985重点高校中竟无一所高校设轴承专业，轴承专业毕业人数急剧减少。
现在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成了全国仅存的“独生子”，迄今为止该校已为全国轴承行业培养了近2000名本科生和硕士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已成为轴承行业的技术骨干，河南科技大学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轴承行业的黄埔军校”。但该校轴承专业每年仅提供60多名的毕业生，远远不能满足全国上千家轴承厂的需求。
轴承看上去小，但绝不是“小儿科专业”，相反还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一些高端轴承西方还一直对中国禁运。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轴承专业“独生子”的现状，清华等重点工科大学应重新恢复设立轴承产业，同时，对轴承专业应实行低收费乃至免收费教育，以吸引一流考生报考。
我国工业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是与宽口径教育模式造成的“不精不深”密切相关的。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有不少国务院各部委所直属的行业性质高等院校，如铁道学院、纺织学院、化工学院、钢铁学院等，这些高校都设有为所在行业服务，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我们不妨称之为特色工科专业。如机械类特色工科专业有冶金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等，原冶金部所属高校设有冶金机械专业；原化工部所属高校设有化工机械专业；原纺织部所属高校设有纺织机械专业……然而随着这些部委在体制改革中被撤销或合并，原来这些部委所属高等院校被划归教育部或地方，逐步转变为综合型大学，加之宽口径教育模式推行，各类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正不断被合并与取消。如机械类特色工科专业纷纷被合并为机械工程或机械设计与制造之类综合性的宽口径工科专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高校工科专业设置是照搬苏联模式，专业划分很细。1998年高校专业目录调整后则是宽口径通才教育模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培养本科生的专业目录是按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模式，按宽口径通才教育模式来设置。如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开设的机械工程专业是一个涉及机械各行业、各门类的覆盖面广的综合性的宽口径工科专业。且不说美国的宽口径教育模式是否完全适用文科、理科，单就工科而言，宽口径教育模式带来的弊端不容忽视。对高校来说，过去不少特色工科专业是与工业“四基”对口的专业，专门培养工业“四基”专业技术人才，但在合并为宽口径工科专业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四基”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乃至断档。以轴承专业为例，一个学综合性、宽口径的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的轴承课时只有数十个小时，如此短的学时，只是学了轴承这门高深学问的皮毛，这样的本科生投身轴承行业工作时，几乎需要从头学起，让企业头疼不已。
今年2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了《加快推进工业强基指导意见》旨在提升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即工业“四基”的发展水平，推进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我们看到“四基”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工业强基还必须进一步引起中央决策层、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所设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大都与工业“四基”有关，用于培养“四基”专业技术人才。工业强基战略的推行意味着企业对与工业“四基”相关的特色工科专业毕业生需求量很大，企业并不是只需要宽口径的全才型工科生，所以大力培养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必要，不能随便把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一撤了之，或者与其他工科专业合并为某个宽口径专业。
另一方面，与轴承专业类似，每一个特色工科专业都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都是不可或缺。管理学上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盛水量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桶，如果轻易撤并某个特色工科专业，其所对应的相关行业发展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就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我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国轴承技术人才的断层与轴承产业的落后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特色工科专业不仅不应被合并、取消，相反还要应适当地保留、恢复和发展。 （作者：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