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在一项学术研究中融合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学科。其特征是跨越了学科的边界，特别是要进行跨学科的思维，进而在相关研究领域中有所创新。一般来说，跨学科是指跨越传统的学科，从而既拓宽了传统学科领域，也给新兴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现在，在西方很多高校中，跨学科已经演变为一个单独的、自成一体的学科，可以授予本科学士学位。
就跨学科研究本身而言，可以说由来已久，但现在更为盛行也是不争的事实。上个月，斯坦福大学校刊刊发了一则报道，称该校一位文学学者、斯坦福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埃科库正在探索“文学如何影响不同国度的医学领域”，重点揭示文学中对热带地区的虚构性叙事与疟疾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它们如何同时为全球卫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报道，埃科库之所以对文学与医学的跨学科研究感兴趣，还得益于2005年的一次学术讲座。那次讲座是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举行的，与会的学者分别来自文学研究与医学研究领域，而主讲人则是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同样身为医生的霍顿。
在论述了医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后，霍顿说，他期待着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出现一种与公众健康与卫生密切相关的新文学。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有一种全球人文主义的小说，这类小说会真实反映偏远地区人们的医疗困境，对此应有真知灼见，进而引发世人的关注与同情。
事实上，埃科库本人就是一位典型的文学与医学相结合的研究者。他本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当时就对医学与人文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就一直从事文学与医学的跨学科研究。然后，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文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还曾在叶史瓦大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担任过助理教授。之后，他来到斯坦福的人文研究中心做研究员。
在埃科库看来，霍顿的倡议代表着医学与人文学科间的一种新研究方向。埃科库认为，这一重要倡议的着力点在于，文学代表着社会，代表着不同的群体，代表着人们的疾病，目的是要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而卫生专家们由此可以得到人们经费、技术以及其他人力资源的支持，从而推动世界医疗向前发展。这样的倡议也是在号召人们回归到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时代，看看那时的文学是如何介入人们的健康卫生和医疗状况的。
埃科库的研究表明，就现代医学发展史而言，科学与文学间一直存在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埃科库主要研究的是英语文学与法语文学，主要涉及非裔及其流散问题、生物伦理学与医学人文主义，以及热带地区医学与全球健康卫生的学科发展史。在斯坦福，他继续自己对热带地区医学与全球健康卫生发展在文学中的地位问题的研究。他正在撰写的著作题为《全球健康的形式》，重点研究狄更斯、盖斯凯尔、康拉德和纪德等作家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家写有大量与热带地区、殖民空间等相关的小说，各种隐喻象征随处可见，而这些隐喻和象征常常被那些热带地区的“医学之父”们所引用。他们都曾经到过那些殖民地，回来后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就是为了要改善那些地方的卫生医疗状况。
埃科库认为，康拉德、纪德等作家一方面详细描述了热带地区的状况，同时也对时人所有的墨守成规的医疗经验提出了质疑。他们使用了讽刺的场景与嘲讽的语言，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得读者可以深入考察殖民主义的修辞与言说，进而质疑其所谓文明化的道德理想，也可以看到技术与医疗诊断的局限性。仔细研读这些作家会使人们意识到，伴随着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及公众医疗卫生形式的发展，一种与世界健康相关的文学应运而生。埃科库本人就主要研究19世纪的读者对于文学之于公众健康卫生意识的发展演变过程，重点挖掘社会改革类小说，进而探索当代国际健康卫生状况的复杂性。他的研究包含非洲殖民文学到二战之后的反殖民文学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
埃科库举例说，像布里克森在1937年所写的《走出非洲》，其起首最为读者所熟悉，就是直接用一种空间的术语——良好的空气和恶劣的空气来描写肯尼亚严重的疟疾状况，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健康手册就是用这样的术语来告诫人们要注意个人卫生与当地卫生环境的。类似作品所起到的一个良好效果，就是为了欧洲的移民和肯尼亚的土著的安全，人们下决心要建立一个无疟疾的社区。在20世纪后期，有些小说也有着类似的主题。
除了研究作家之外，埃科库还深入探讨了诸如施韦策、法农、维基斯、法莫等人的回忆录。同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诸多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种文件、宣言等，也都为埃科库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
埃科库上学期在斯坦福开设了一门《全球健康文学》课程，主要研究文学、伦理与健康卫生之间的关系。来自文学、生物学、工程以及非洲研究等专业的学生，共同探讨作家与医学专家的写作是如何运用其叙事来描述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道德准则的。法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缪的《鼠疫》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纲领都产生在1946年——1947年，在学习了这两部作品后，埃科库要求学生去思考改变现状的问题——要想世人对世界卫生有着更为理性的思维和更富伦理色彩的思考，我们该建立怎样的国际机构呢？
在埃科库看来，文学为读者所提供的不仅是情感共鸣，更是一种积极参与的机会，人们能由此阐释新的医学领域，也为该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增砖添瓦。无疑，埃科库的研究将会对世界文学与后殖民文学、文学研究与医学研究领域有所贡献，同时也必将对建立一种健康卫生的道德准则有所助益。这或许就是文学与医学相结合的意义所在。（作者：郭英剑）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在“以学为中心”的认识下，大学的三个利益攸关者在人才培养上各自的地位又如何呢？
第一是学生。大学因有学生而称为大学。学生怎么学、学得怎么样？也就是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表现是决定大学培养目标成败的关键。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听被动学，学习结果大不一样。
第二是教师。教师的学术水准如何？怎么教、教得怎么样？这决定学习的方式和状态。是灌输式还是启发引导式，教学效果也大不一样。
第三是管理者。怎么管、管得怎么样？用什么政策手段、体制机制管？这决定课程怎么设、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教学科研怎么评。是机械的教条的还是创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或者教与学的局面大不一样。
这三个利益攸关者通过大学的招生（输入）——培养（教育过程）——毕业（输出），这样三个过程环节构成了一种大学教育实践，形成一种大学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培养环节，这个培养过程中有两个指标最重要：一个是学业挑战度，一个是环境支持度。
对于这两个关系教育质量的核心支撑指标，一流的创新型大学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个就是教师把学生带到学术、实践、政策的前沿，启发他们终生去思考、去探寻解决之道，从而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第二个就是学校以学为中心，以师生为本，创造出追求卓越的学习、研究、生活的软硬环境。一句话，创新型的大学是一群自信的有竞争力的学习者和探索者的共同体。
以学为中心是大学教育理念的灵魂，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它具体包括以学习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术为中心，以教学为中心等。本文认为，以学为中心首先是以学习为中心，进一步具体地说，就是以学习质量为中心，来设计和评估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主要包括学习质量、教学质量、学术质量、管理质量等，其中学习质量是教育的核心和最终目标，其它质量服务于学习质量。
Astin（1991）指出，本科教育质量应该关注学生经历了本科教育后，在各种学习结果上所出现的变化；他进一步从认知—情感和心理—行为两个维度，分析了可资评估的4 种学习结果类型。Pascarella & Terenzini（2005）对美国1969 年以后的有关美国大学对学生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提出大学经历的本质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主要通过“学生课程和课堂经历”、“辅助课程和课外经历”会对学生的“学术产出和认知结果”、“社会心理发展、态度和价值观变化、道德推理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Huba & Freed（2000）提出教育质量观念和评价要从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才能实现卓越的教育。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评估的实践从以院校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移，并在不同程度上用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衡量其教育质量和水准，衡量教育质量的导向也从直接评估转向间接评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发起了全美学生学习投入调查（简称NSSE)，加州大学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倡导和组建了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验调研联盟（简称SERU）。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正是发达国家适应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因应培养创新人才和提高教育质量而进行的教育改革的新趋势、新潮流。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高校都引入了美国NSSE 和SERU 的大学生学习调查项目，开始把教育质量的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行为与产出。
当前，争创一流，立德树人，质量导向，内涵提升，以学为中心，办学以教师为本，教育以学生为本，回归科学原创精神是我国大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趋势要求大学的教育管理者、设计者在人才培养上做到“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瞄准国家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目标定位；天就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句话，就是保障中国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或者说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立地，就是深入剖析影响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国情、世情、校情、教情和学情，了解师生学习、研究的现实状态，提出有针对性、有效的应对办法。“顶天立地”最终都需要通过学生的学习实践来践行、来检验。
我国大学的学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纵深发展，在南京大学率先引入，教育部和高校推广SCI、SSCI、CSSCI 量化评价的背景下，科研评价一度远离学术精神，重数量、重刊物、重项目、重经费。现在，从教育部到“985 工程大学”，“211 工程大学”，逐步回归到重视学术贡献，开始推行代表作制度。也就是，学术的新趋势是回归到质量为主、创新为主的科学原创精神。
我国大学教学，从20 世纪“面向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到“新世纪教改”到“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都是以教为本、以教师为中心。这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包括注重基础，注重课堂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注重对全体学生的共性教育，强调师道尊严。另一方面，这种教育也存在忽视学生个性发展，轻视实践，对调查分析不够重视，缺乏跨学科的广度，对学生的道德推理、批判思维、战略思维、政策思维的培养不够，导致学习中缺乏挑战权威的学习氛围。同时，国内高校教育质量评价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以教为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评价目的和过程以教师为导向；二是以管理为中心，评价的结果和目的为便于管理、提高管理效能服务；同时存在教学事务管理系统和学生事务管理系统两条线各自运行、各自为阵；三是以教育投入和教师的教学水准来衡量教学质量，认为“教育投入和教师投入决定教学质量”。这三大问题导致国内学生是一种管制型学习状态，学生评价教学质量的指标体系和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的使用都远离以学为中心，实际上忽视了学生培养质量到底如何并如何改进提升这一核心和最终目标，同时没有形成闭环反馈的教学评价与提高互动机制，对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没有进行诊断和评价，评估结果对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改进教师教学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而教育的落脚点应“以学为本”，因为教育质量的衡量最终要用学生学习的质量来确认。因此，加快建设一流大学需要把学生的学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当前，我国大学改革与发展已进入“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阶段，国家“十二五”教育、科技、人才三个规划纲要、教育体制改革和中央政府都明确要求大学把提高质量放在核心位置。这要求大学的领导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面来，营造“人心向学”的立德树人环境，这是大学新时期发展的切入点和抓手。
“以学为中心”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回归。现在，知识爆炸性增长和信息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使“老师和书本”是学生知识主要来源的格局正在巨变。自主选择、自主学习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学生自己决定何时学、何地学，如何看。更重要的理念：一是学术和学风是大学的立身之本；二是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必须依靠学生的主动配合才能得以保证；三是要更加重视学习方法、研究方法、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这些知识影响人一生。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才会使学生终生受益；四是教得好最终要靠学得好来验证。
首先，要根据国际公认的学术评价标准，按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重要性和严格性的等级划分，完善科研考核和奖励政策，为科学研究树立正确的导航。比如每五年，最多提供4 个代表作，最少1 个。以质为主，以量为辅，成果按照国际研究质量标准的“原创性、重要性和严格性”来评级。教师科研成果可划分为世界领先、国际优秀、国际认可、国内认可，其他为不入流。各个层次你有多少教师，决定你是几流大学。这样，才能给建设一流大学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树立科学的学术导航。
其次，人才培养过程，尤其是课程教育过程，要贯穿学术标准和学术精神。学术标准、学术精神贯穿在人才培养过程，就是把严谨的规范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贯穿到课堂教学、学术训练之中，使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养成良好的学风，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成为有竞争力的学习者和探索者。
我国高等教育甚至高中教育，现在到了从整体上系统改革的阶段，到了从学习、引进、模仿、跟踪西方，到自主综合创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有教育的自觉和自信，要统一教、学、做于一体。因为教得好是为了学得好，学得好是为了做得好，因此教学做是三位一体的。创新人才培养就得着眼于做。这个做首先是如何做人，其次是如何做事，最后是如何做学问。也就是说，不仅包括实际工作的做人做事，而且包括学术怎么做。同时，要思考未来10年、20 年甚至50 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培养什么样的人来引导世界，参与到世界发展的设计与改革中。因此，所谓创新就是瞄准中国和世界未来人才需求。这个阶段要求我们回归到大学的本我，以学生为本，以学为中心，关注学习规律，研究成才成长规律。
基于上述认识，我把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概括为一句话：培养自信的有竞争力的学习者和探索者的教育。这个答案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性状态，就是大学要成就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
自信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状态。包括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这是人前进的动力，使人知道奋斗的方向，明白人生的意义所在。
有竞争力首先是掌握科学的学习研究方法，其次是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最后是综合素质高、有全球视野。所谓综合素质，我的理解就是有精神，既要有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也要有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所谓全球视野是指师生都处于学术、政 策和实践的国内国际前沿，而不是仅仅使用国际语言，熟悉国际学术和发展的规则，更不是停留在引入课程、教材和一些国外教师以及教学方法。
学习者和探索者，不仅包括学生，而且也包括教师、管理者和服务者。因为大学本身就是学习的场域，本质上就是一种学习型的组织。
怎样达到一流的本科教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建立了一种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叫体制机制。不仅教得好、管得好，更在于学得好。教、管、学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就是养成一种自信的有竞争力的学习者和探索者的教育。
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有这样五个重要的挑战或问题：
一是有近一半的专业，近一半的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甚满意。专业兴趣不浓，学习动力不足。这与我们的高校招生策略、专业设置过细和学习制度僵化有关。这是个大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给予恰当的解决。
二是有60%左右的学生被动学习，部分学生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很大一部分学生课内学习投入多，课外投入少，导致学习效果不甚理想。这与我们的培养设计不够科学有关。比如：与从高中学习向大学学习过渡的衔接设计不够科学有关，与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考核方式有关，也与我们的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有关。
三是大学有1/3 左右的课程可以称为注水课程，或者说放水课程。上课像讲座，学生左耳进右耳出；部分课程内容重复率很高，课程设置不合理，分得太细；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的考核和要求不严，学生出勤率不高。一句话：这些课程学生学习投入的不足，但背后是教师教学投入的不足，是我们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备、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四是大部分专业的学业挑战度不够。没有把学生带到学术、实践和政策的思考前沿，离培养创新人才还有很大差距。这是核心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是教师学术研究所做的功课还不够好，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是大学对教师科学研究的考核体制机制不够科学有关，过于重视短期考核的数量、项目、经费等目标，而对长期才能形成的质量和创新的重视不够、支持不够。
五是教与学的环境支持度不够理想。比如校园文化流于肤浅、管理文化呆滞僵化等。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教育的管理者、设计者，需要整体思考，系统推进。
一是树立“以学生为本，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确实实施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卓越教育，促进学生学习真知识、发现真问题、开展真研究、提出真见解，全面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长期探索中成为创新人才。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大学还没有扎根普及，需要在思想上、宣传上、组织上进行深入的普及和培植。
二是深化学分制培养与学位授予制度改革，推进专业和课程管理制度改革，扩大学生学习自由度。按照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实施本科培养的学分制，推动按年级招生、入学后自主选择专业或者不分专业，实行选课自由，学习自由，推进学生自主学习；可根据学生学习的学位核心课程授予学位，这样才能满足学生学习要求，解决学习兴趣问题，从而为创新人才的大批涌现提供最基础的支撑条件。这样做无疑会给大学现有的管理系统带来冲击，带来大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增加大学的管理成本，对大学的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有的大学会自问，我们的管理队伍能否跟得上。而上述管理制度的改革正是大学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性制度改革。
三是推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根据怎么做确定怎么学。要按照学科专业知识谱系（核心概念、基本定理、基本规律）设置课程体系，压缩课程，减少教学重复内容；要完善“专业导论课”教学，引导学生适应大学学习，将学生带到专业的学术、实践、政策的前沿；要完善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比如增设“专业交流课”，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表达能力、展示能力。推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倡导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主张的：“教得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么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需要通过教师理念的变化、课程教学模式的改变、学习评价方式的改进和学习支持环境的完善等协同并进，来推进教育教学的深刻转型。
四是完善学习支持环境。比如，建立自主学习辅导中心、网上学习载体，为学生多样化学习提供基本条件。完善教与学的考核与评价，建立以学为本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把评教与评学、自评和他评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培养创新人才不仅仅是课程、教学领域的变革与调整，还包括学生在学习期间所能体验、所能获得的各种经历，尤其是研究实践、体验实践、社会实践等课外实践，这些经历改变着学生的旨趣、学识和气质，对学生社会心理发展、态度和价值观转变，甚至学习产出、认知结果的变化、道德推理的形成等，都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总之，大学教育需要回归到“人心向学”，回归到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本，培养自信的有竞争的学习者和探索者。学生不仅学会习，更主要的是学会问，学会术（学习与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养成良好的学风，这样才能营造培育创新人才的教育大气候、大环境。（作者：林光彬）
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高等院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级人才。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对教育而言，国内外有句类似的名言讲得十分深刻、生动、简朴：“让学生成为他自己。”这与孔子实行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是，对这句名言必须作解释。我认为，用《礼记·中庸》开章明义的三句话来作解释，可以说，是极为精彩、精辟、精炼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的前一句半讲的是“学生成为他自己”，后一句半讲的是“让”。当然，这三句话应加以现代的解释与系统的论述。林语堂先生对《中庸》的评价是：“研究儒家哲学时，《中庸》一书本身，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
“性”，即人性、个人的本性，可以认为是先天遗传的基因所赋予的先天素质，也就是后天发展的基础。“教”，即教化，可以认为是教育。要多讲几句的是“道”，即正道、规律，“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正道、规律。朱熹认为，道“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中庸》接着这三句指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规律，既在人生活在的外在世界及其变化中，又在人的身心处处与人的一切活动中。
这三句的现代诠释可以是，先天遗传的基因所赋予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先天素质，循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开发出其所蕴含且至少不危害外在世界的潜能的、即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就是相应的规律，使人修明能“循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开发出其所蕴含且至少不危害外在世界的潜能的、即人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这个相应规律的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修道”而“率性”的教育。“天命”非人力之所能及，人力所能及的就是“修道”而“率性”的教育。要“率性”，必须“修道”，“修道”就是要“修文化”。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就是“率性”；从教育宗旨这点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教育的基本方式，就是“修道”，就是“修文化”，即以文化育人，是对人以文化的熏陶、教化、养成的“修道”，使“率性”得以实现；从教育方式这点讲，教育就是文化教育。教育就是通过文化来提高国民素质的。
那么，正道、规律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一切活动都会过去、消失，沉淀下来的就是文化。大自然创造了人、人类社会，人、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以文化、文明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此即，大自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创造了人、人类社会，而人、人类社会能使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活动，也就必须符合或反映大自然自身的规待，凡不符合或不反映的就必不能实现或必招致灭亡；这一切活动的沉淀就是人、人类社会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感知、体悟与反应的沉淀，就是文化。换而言之，文化就是人、人类社会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感知、体悟与反应，是在物质上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历史沉淀。这规律既包括一般所谓的大自然规律，也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而使社会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社会道德伦理，还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而使个人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个人身心活动。
其实，广而言之，在大自然中存在着与发展着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符合或反映大自然的规律。人类如此，动物如此，生命体如此，非生命体也如此。迄今为止，据人类所知，还没有任何一类生命体活动的历史沉淀成为它的文化，水垂不朽地焕射着它的精神光辉，折射着大自然规律的万丈光芒。只有人、人类社会才能如此。人、人类社会创造了文化。从而，也可以讲，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本质上就蕴含了“文化”。例如经济活动，我赞成这样的论点：经济的起点、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过程。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所接触的、所感受的、所体验的、所认识的、所受影响的、所能赋予的等等，无不与文化有关。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人因文化的产生，从动物人变化成社会人；因文化的进步，从野蛮人发展成文明人；因文化的升华，从低级文明人提升成高级文明人；人以文“化”，固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创造了人。正因为人以文“化”，从而人类社会就是从动物社会变化成人类社会，从野蛮社会发展成文明社会，从低级文明社会升牮成高级文明社会，并向着人类理想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胡锦涛同志2006年11月10日在全国作协、文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这也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上的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社会”化与社会的“人”化。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亦即化人，人化。不管是化人还是人化，这个“化”是自觉的也好，不自觉的也好，都必须符合或反映大自然规律，即合于道。
文化是大自然通过人的活动赐予人类社会的“基因”，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延续靠文化这个“基因”的传承，而其发展与进步则靠文化这个“基因”的创新。这个“基因”反映了、从而沟通了、从而统一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讲的多么生动、多么深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这正是我斟“天人合一”、“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足一道？”这一哲学思想的科学表达。教育在此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生物基因靠自然的遗传而延续，靠自然的突变而演化；但是，文化这个“基因”靠人类社会环境（其中主要靠教育）来延续与传承，并且教育又是这个“基因”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与前提。教育定位于文化领域中，正如前述，教育就是文化教育。
人的先天墓因是决无彼此完全相同的，先天基因所体现出的后天禀赋与所蕴含的潜能也一定是相互区别的。这就是“天命之性”。“性”中确有孔子所讲的不可改变的“上智”与“下愚”，但第一者极少极少，第二即使是“上智”，但无必要的后天环境，也只能演成王安石笔下的《伤仲永》悲剧。先天基因是十分重要的，后天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先天基因是内因，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后天因素是条件，是对先天基因将会如何起作用有着决定影响的外部条件。后天因素就是“率”的主体。“天命之性”是人出生后就有了的，“率性之性”是在“天命之性”的基础上与后天因素的“率”同时作用而形成的，就是今天所讲人的素质，后天因素既包括后天环境因素，家庭、学校、社会，特别是其中的教育，更包括个人的主观因素。在先天基因已经存在的一般情况下，后天因素就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后天因素中，只要有了必要的后天环境因素，个人的主观因素就可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个主观因素既同先天基因有关，更同后天环境有关，而且个人的主观因素极为重要。许多名人都讲过相同的一句话：一个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己；或者，一个人要能战胜外部的敌人或困难，首先要能战胜自己。教育成败的关键，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能从求业到受业到创业，能从困惑到释惑到明惑，能从闻道到承道到弘道，能“率性”弘“文”。
换一个角度讲：要能创造“让学生成为他自己”的外部条件，“让学生成为他自己”。
怎么去主观努力？应该是三方面：学习（学）是基础，思考（思）是关键，实践（行）是根本，结合方成才。知识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学习知识自然是以“文”化人的基础，学习要勤奋，要“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殆焉”，“一生之计在于勤”。思维是文化的关键，那么，思考自然是以“文”化人的关键，思考要深入，恩格斯讲得生动、准确：“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人类的智慧，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方法是文化的根本，那么，体现着方法的实践自然是以“文”化人的根本。要全心实践，王夫之讲得多么概括：“躬行为启化之源。”三者结合方成才，这是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要提倡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对大学生所要求的“知识丰富、本领过硬”。本领主要就是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知可理解为学与思。“天命之性”在极大程度上体现在以思维为核心的学、思、行相互结合的对外界的反映上。也可以认为，人的最核心的素质就是在先天基因在后天环境作用下，经个人主观努力而形成的大脑神经
系统的状态。这也是最重要的经“修道”、“率性”而获得的“率性之性”。
后天环境因素中关键是教育，是教师。“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如何使学生能主观努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良师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位益友，尚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评论，何况对于引导学生走上健康成长道路的良师。阿斗是扶不起来的，没有受精的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然而，即使不是阿斗，即使是受了精的鸡蛋，没有合适的外部条件也是培养不出人才的，也是孵不出小鸡的。教育中的教师就是最具重要影响的外部条件。当然，高徒不一定名师出；但毕竟“名师出高徒”，这已为历史充分证实。为什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就是以文化育人，“让学生成为他自己”的人最直接的践行者。“授业”，就是传授知识，因为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所以，传授知识是文化育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还得“解惑”，这是文化育人的关键之所在。“解惑”，就是要启迪思维，指点方法，让知识变活，活得能应用，能拓展，能创新，能超越本身，能干出合乎规律的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事业。再在“授业”、“解惑”的基础上，进一步“传道”，这是文化育人的宗旨之所在。“传道”就是要明确原则，升华精神，真正学到文化，达到以“文”化人的思想境界，而且夯实能正确地以“人”化物的能力基础。对文化而言，文化内涵的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等各个方面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那么，授业、解惑、传道即传授知识、启迪思维、指点方法、明确原则。升华精神这5个方面不可分割；固然，这5个方面有特色，各有重点，各有主导，各有先后，不能彼此代替，但必然会彼此渗透，相互支持，紧密结合。教师正是以鲜活的文化来育鲜活的人，而不是按死的模型与方式来制死的器。教师要起到一个教师真正能以文他育人的作用，本身就应是鲜活的文化承载者与体现者。孔子是万世师表，此表明教师至少要做到三个方面：
第一，倾心热爱学生。爱生是第一位的师德。没有一流的爱，就没有一流的师德；没有一流的师德，就没有一流的教师；没有一流的教师，就没有一流的学校。爱，就是一种真挚、深厚而强烈的责任感。热爱学生，才可能真正关心学生，深入了解学生，慈祥体贴学生，正确引导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有效帮助学生，“引而不发”地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有无主观能动性，即学生有无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这是学生能否成为他自己的决定性的因素。教师最关键的作用与最可贵的贡献就是要做到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精于业务教学。如果讲，“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那么，“教师大计，教学为本”。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教师向学生面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教师与学生的直接的互动与交流，这种直接的方式不是其他任何方式，包括最佳网络方式所能代替的。如能代替，那么学校就不必办了，一流名校就更不必办了，所有的一流名师都上网教学去好了。教师的讲台首先是学术论坛，适应当时学生情况，句句“传道、授业、解惑”，启迪学生进一步去承道、受业、释惑。教师的讲台还应是艺术舞台，适应当时学生情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给学生展示一个美妙的境界，触动学生，吸引学生，兴奋学生，鼓舞学生去迷恋、回味、探索教师所讲的。一个学术论坛，一个艺术舞台，指的主要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教学绝非易事，不能淡然更不能漠然置之。一节课，可以备4小时、3小时、2小时、1小时、半小时、5分钟，甚至不备，现在采用多媒体教学，还可搬已有的教学软件来个“照屏宣科”。教师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在教学上，在备课上，自己花了多少心血，只有自己一清二楚。教学必须精益求精。
第三，坚持学术探索。高等学校之所以“高等”，固然其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级人才、育人，但同时其基本性质是必须开展学术探索（即做学问，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作品创造、决策咨询、社会调研等等）、治学，而且育人必须立足于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两者均服务于社会。教师不治学，不坚持学术探索，就没有育人的学术基础，就精不了业务教学，就培养不了高级专门人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此类似。毫无疑问，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级人才，也正因为如此，其最基础的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领军人才与骨干人才的选拔、培养与引进始终是高等学校必须关心的大事；舍此，就谈不上办大学，更无从谈办一流大学。高等院校的水平集中在两个指标上：第一，毕业生的培养质量；第二，教师的学术水平，而且这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绝不是说，学校其他方面、其他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重要，甚至
很重要。例如，战争时，“一切为了前线”。这句话，千真万确，因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前线。这不是说，后方不重要，特别是指挥机关不重要；指挥机关极为重要，乃至第一重要：然而，指挥机关的一切决策要体现在前线作战上、体现在前线的官兵行动上。决策能否实现．战争能否胜利，取决于官兵的质量高低与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决策失误，官兵质量再高，战争也要失败。怎么能说指挥机关不重要？然而，战争的胜负毕竟要体现在前线的胜负上。我们强调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最基础的建设，而绝不是学校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的建设不重要，相反，特别是在我国，这是学校关键性的建设。毛泽东同志讲得对：“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毫无疑问，学校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一定要把学生与教师始终放在心坎上，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好务，绝非神气十足地高踞于师生之上。邓小平同志讲得极其深刻、生动：领导就是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办好学校，才有可能“让学生成为他自己’’（作者：杨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