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小朋友迈克，今年刚上大学一年级。芝大经济系诺贝尔奖得主云集，是闻名全球的“芝加哥学派”的发祥地。在他的帮助下，我像大一新生一样背起书包，走进他们的Liberal Arts（文科）课堂听课。芝大的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在全美独树一帜，素以苛刻的标准和繁重的学业压力而著称，但也正因此保证了芝大本科人才培养的过硬质量。这一切大概要归功于哈钦斯校长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启动的本科教学改革。在那次堪称革命性的变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的General Education课程体系和小班教学模式。
我选了一门希腊思想史的讨论课。本来我还想多选一些，但迈克建议我最好只选一门。我听了很不服气。想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一学期至少要选十门课。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芝大的课程难一点，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迈克很直率地告诉我，他一学期只选了五门课，已经快要崩溃了。我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这门课的难度极大。学生平均两到三个星期要读完一本像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的著作。一学期下来大约要读四本原著，还不包括补充阅读材料。在课堂上，一般会有一个学生先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报告，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节课90分钟，老师只讲大约50分钟，而且老师讲课并非一个人的表演，会提很多问题，学生也可以随时插话提问，参与讨论。课后还有大量的作业。学生在课后必须要读原著，否则既不能完成作业，也无法参与课程讨论，而这些会统统计入学生的最终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上这样的课，从一开始就必须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课，否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有一次我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落了一节课，结果后面立即陷入听不懂的状态。
上完课后，迈克带我到食堂去吃饭。他几乎是连跑带颠地取完东西——顺带帮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从书包里拿出书和笔，一边吃一边在书上写写画画。说是吃饭，他基本上是在看书，饭其实是在五分钟之内吃完的。我问他怎么会这么紧张。他告诉我下午化学实验课的内容还没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话，课就没法上了。这使我大为惊奇。迈克的专业是经济学，如果要选数学课还可以理解，但和化学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饭后，迈克对我说，下个星期他会非常忙，因为要开始期中考试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时间和我见面。我马上说，没关系，你先忙，我们可以两个星期后再见面。迈克面露难色地说，恐怕也不行。这些期中考试会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也就是说，是和期末考试连在一起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迈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学生那么忙，以至于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不要以为这些学生只是在读书。迈克每个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时还要参加和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会。
相比而言，国内本科学生的单位课程压力要小很多。北大学生算是辛苦，但对于一些特别聪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来说，日子要轻松得多——他可以偷懒。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读自己喜欢的书和社会活动上，真正用在课业上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原因很简单，每次期末考试之前，我就把班里笔记记得最好的同学的笔记借来抄一遍。他的笔记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包括老师讲的笑话，然后在笔记本上注明（笑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种在没钱复印的时候只能抄笔记的办法，实际上帮助我加深了对老师授课内容的理解。因此，我特别怀念那些既没有钱技术也不发达的日子，后来有了钱，复印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再也没有辛辛苦苦地抄过笔记，考试成绩反而没那么好了。
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偷懒在芝大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和国内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单位课业负担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学生在选课时非常谨慎，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绝对不会出现借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来凑学分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学实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学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首要原因是选课制度。学校规定，学生选课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级的Liberal Arts课程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都有相应的学分要求。最重要的是，在学生的选课目录中，小班讨论课必须要达到一定比例。如果说，上大课时学生还有可能偷懒的话，那么，在十来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就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如果学生不读书，不完成课后作业，不要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连讨论都插不上嘴。而且学生必须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否则，稍有疏忽就会给后面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就好像欠了高利贷，一旦还不上，利滚利就会越滚越多，最后想补救都来不及。每一门课程的成绩都包括了平时成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因此，只靠期末考试前背背笔记就蒙混过关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目前，国内许多大学也实行了自由选课制度，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提出了学分要求，但仅具其形。如果没有小班讨论课和讨论课学分比例限制作为支持的话，自由选课制度也许会降低本科教育质量。原因在于，自由选课制类似于自由市场制度。在一个课程市场中，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有可能成为评判课程质量的标准。因此，教师上大课的动力要大于上小班课的动力——小班课更累，而且难以体现出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学生出于畏难情绪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会倾向于选修那些容易通过或老师给分比较高的课程。因此，从表面上看，学生可能选修了很多门课，甚至选修了双学位，但实际上这些课程的单位课业负担并不大，对学生的智慧和思维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很难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这就是学生们自己形容的所谓“水”课和“水”系。
迈克还告诉我，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费用太高，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接近6万美元。因此，在芝大学习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课，都可以相应地折算成学费。他必须要在芝大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否则对不起爸爸妈妈付出的高昂成本。换句话说，当每一个学生付出的学费同样多时，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谁学到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谁获得的超额利润越高。因此，每个学生都铆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奖学金是按照年度发放的。学生如果不努力，成绩不好，很可能意味着下一年度会失去奖学金；另一方面，那些本来上不起芝大的学生因为获得奖学金而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并且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取得成就反馈母校曾经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效果最为显著。
我原来以为，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是因为他们实行“宽进严出”制度，淘汰率高，在过程中迫使学生不敢偷懒。这可能是一个误读。实际上，对于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来说，入学竞争极为激烈，条件一点也不“宽”——入门条件“宽”的多数是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除了像加州理工学院等少数大学外，许多大学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芝大也是如此。尽管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培养质量，但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太难为学生。只不过，对学生而言，如果成绩单上都是C的话，不要说自己看着不好意思，在就业时也会丧失竞争力——就业机构并不会因为你仅仅是芝大毕业生就会雇佣你。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如果你不能获得一个具有理想收入的职位，那就意味着你为上大学所付出的巨额投资将付之东流，这显然是学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国大学——即使是最顶尖的北大、清华——的学费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币，还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和学校往往对这部分学生有减免学费的政策——之外，许多学生并不觉得上大学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说，他们对于上大学的成本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因此，多学一点和少学一点对他们而言是无差异的。另一方面，由于高考之前的重复性训练的确是过于艰苦，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难免会产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于大学课程和社会需求脱节，用人机构不能从课程成绩单中观测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只能通过替代性的指标——比如学校名气、社会活动，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录用与否的决定，反过来也影响到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重视。因此，和美国学生上大学以后异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辛苦——的现象恰好相反，中国学生上大学以后相对要轻松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轻松——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这一现象，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和美国的大学制度、就业市场的多样性以及社会诚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美国教育是与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适应相匹配的复杂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忽略了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单纯倡导甚至移植某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谓的“宽进严出”和AP课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作者：秦春华）
上海和香港都是亚洲国际化程度最好的大都市，但香港的高校在2013年的QS亚洲大学排行榜上明显比上海各大学靠前。
2013年《QS亚洲大学排名（QS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为亚洲约300所大学评分排名，香港和上海的入选的大学及名次如下：
QS排行依据是学校的学术声誉、学生就业后雇主的评价、生师比、教职员的平均论文数、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国际业内评价、国际学生评价、国内学生交流、国际学生交流等方面的得分。
另外，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2013年发布的当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香港大学名列第35，香港科技大学名列第65，都进入了前100名；复旦大学名列201-225位之间，上海交通大学名列276-300位之间。
对比两地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投入、毛入学率等，两地差别不大。
究竟是什么使上海各高校排名全面落后于香港大学？主要原因是：香港的大学注重差异化发展，在学校文化、特色课程和重点学科的发展上各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香港注重良好的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营造，包括以优厚的薪酬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登陆港岛，和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
特色发展是香港高校获得优势的主要原因。香港大学大多注重本校特色的建设。而内地大学由于投入机制和评价机制的影响，追求“大而全”。
香港八大高校，每所院校都有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如香港大学在临床医学、化学、植物和动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科大在纳米科技、电子资讯等领域走在国际前沿；中大在中国研究、生物医学科学、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领域尤为突出，接近世界一流水准；理工大学及城市大学是英式研究型学院，用来培养高端人才；浸会大学及岭南大学则是推动通识教育的博雅学院型。
大学多元性定位是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必然结果。香港教资委担负起香港高等教育战略规划者的角色，引导不同高校向不同方向发展。
上海高校则缺乏特色。这与大学的自身定位不够明确有直接关系。
现代大学的主要任务一是人才培养，一是科学研究。本科人才培养更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世界各著名高校无不如此，没有优秀的本科人才的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QS大学排行榜的各项大学评价指标中，有一项是生师比，这是代表学校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是目前唯一的易得且可具全球可比性的指标。香港各校的平均得分是88.86，上海高校77.85。
大学人才培养更直接的指标是雇主评价，这代表社会对高校学生培养质量的认可程度。香港高校平均得分为69.40分，上海高校为50.67分，香港明显高于上海。
此外，另有几个指标可以帮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观察大学教学的质量。如外国学生和交换学生的得分。在外国学生一栏，香港大学平均得分高达74.76分，特别是名列前四位的高校，平均得分为100分。而上海高校平均得分为64.13分。
而且，香港各高校有完全不同的特色课程。上海高校本科教学的特色培育明显重视不够。
在科学研究，上海和香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香港各大学注重重点突破，不同的大学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
在QS大学排行榜的学术声誉一项上，两地的顶级大学差异并不明显。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平均得分为98.17分；香港列前四位的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平均得分为99.9分。但是香港各校的平均得分为96.16分，而上海高校的平均得分为72.20分。
香港高校往往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或几点，并不追求全面发展。因此，除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香港各大学都有三个以上的学科进入世界前25名。而内地高校，包括上海高校，发展目标不明确，追求各个学科齐头并进，很难形成自己学科建设上的特色。（作者：刘民钢;吴大器;安琦;严伟）
这里的“肚量”，当然不涉及“扩招”。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日前到武汉发表演讲，言及教育制度改革，“要改到容得下张五常”。据称，在香港大学，张教授讲课从不备课，也没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且数次被列为“最劣教师”。一所大学要容得下这样的主儿，可不得有些肚量！
不过且慢，让我们假设，这样的五常先生来到内地，各大学将有怎样的反应？我想大家仍会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将其纳入自家门下。其人虽授课“最劣”，学问上却具世界声誉，这样的“金字招牌”，有哪所大学会却之不受呢。因此要说大学的肚量，五常先生拿自己举例其实并不恰切。
大学提倡兼容并包，始之于蔡元培。最有名的两例，都在民国年间，一为梁漱溟先生，一为沈从文先生。两人相同的地方，一是均无大学文凭，且师出无名；二是都年轻，资历是根本谈不上；三是进的都还是名校北大。梁先生不过先前发表过几篇佛学方面的文章，便被慧眼独具的蔡元培先生聘为印度哲学的讲师。沈先生则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小说，在社会上有了一点文名，即被胡适先生请进北大讲授写作课程。以当下眼光，这对后者的“兼容并包”甚至有些离谱。但往后的事实已经证明，那时的北大并未看走眼。
不能说今日之大学全然没有彼时大学的包容之举。我所知道的，厦门大学就引进了仅有中专文凭的中年学者谢泳。没有上过大学的作家王安忆也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自然还有更多我们无从了解到的破格者。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破格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的人，之前几乎都暴得大名。与其说引进他们反映了大学的肚量，毋宁意味着他们的加入为学校增值了无形资产。这诚然与当年梁、沈二先生被请进北大是两回事。当下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的公认门槛是拥有博士学位。换作今日，梁、沈二先生能否进入北大，是大可怀疑的。
说过先生，也不妨说说学生。画家陈丹青为报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被外语卡住愤而辞职的往事，早已尘埃落定。怎样看待这件事，社会上曾莫衷一是。日前在电视上看到对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公子、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凱先生的访谈。重提此事，潘公凱有自己的见解，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潘先生以为，所谓“打造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真正的一流人才，哪里有现成的培养模式。而既有的“模式”，或对占七八成中等资质的学生有效。正因如此，大学的包容品质，不啻一流人才成长之福音。
当代大学，无疑乃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学术共同体”和“知识、思想、文化、创造策源地”的定位，当是大学更为本质的存在。回到五常先生的演讲，说起他十分推崇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德，“他只有学士学位，不发表文章，不喜欢教书，这样的人在中国连最低等级的教授也做不了”。可见容得下他的芝加哥大学的肚量。(作者：梅明蕾)
高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它是文化自觉的倡导者、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文化创新的实践者和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从根本上说，高校就是通过文化来培养人和创造人的，它的办学过程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文化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先行基础。从文化的角度看，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即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的特色发展，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发展，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的契合发展。
物质文化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和载体，直观地反映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特色和价值，是现代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校园环境、人文景观、教学和科研设施等有形事物，不仅是高校历代师生长期建设的物质成果，同时也是师生劳动、智慧的收获与物化。高校物质文化既能强化师生员工对精神文化的现实认同和直观理解，又为增强高校的发展力、竞争力和功能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
以物质文化推动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的特色发展，就是要通过物质文化来实现校园环境和教学设施的内部优化，基础在校园环境建设，核心在教学设施建设。该文化源于每个高校人、每件事的积累和沉淀，源于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像、一楼一景的装饰和建造。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清华大学的清华园、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塑像等。校园文化要“以物化文、以文化人”，使其置高校人于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中，置身高校，就好似置身于富有教育意义的课堂、不闭幕的文化艺术展览中，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陶冶了情操。教学设施的特色建设要着力于科研创新平台和良好的办学条件，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网络、仪器设备、文化体育活动硬件设施。教学设施的特色建设在行业类院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海事院校的航海模拟器和航海教学实习船，医学院校的附属实习医院，农林院校的农业实验园等等。总结来看，以物质文化推动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的特色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制度文化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侧重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协调发展。高校制度文化是高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和规则的总和，它既约束着高校的办学行为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行为，又为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以制度文化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发展，就是要通过制度文化来深入挖掘高校的学术潜力，淡化高校的行政化色彩，平衡两者发展。第一，要制定能够保障教师在内涵式发展中主体地位的制度并坚决落实到位。如：建立和完善岗位设置与教师聘用制、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科研管理奖励制度等。为确保制度的高效执行，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和提高每个高校人对学校制度文化的理解力和认同感，做到高校严格执行制度和教师自我执行与管理相结合。第二，在制度层面上赋予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增加无行政职务的知名教授的比例，充分发挥这些学术组织的政策引导作用，如：允许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直接参与涉及学校发展的重要学术工作，保证学术权力的行使，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第三，要建立学术与行政权力行使的双重管理制度。两套机构平行运转，各负责人之间不可兼任，明确各自职权和范围。学术权力主要是对学校有关学术的重大问题拥有决策权和审议权，行政权力的主要实施范围是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用制度文化来规范学术和行政权力，建立有利于这两项权力规范的制度，努力克服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以行政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的弊端，真正实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互不干预的协调发展，这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精神文化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灵魂和核心，侧重于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契合发展。高校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和最高表现形式，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它是广大师生员工在高校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和观念体系的总和，主要分为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两个层面。
以精神文化实现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的契合发展，就是要通过精神文化来实现高校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组合优化，挖掘高校内在潜力，实现高校的内涵式发展。第一，要实现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理念与科学精神的契合发展。高校实际上是一种以人才培养为主线的学术机构，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是高校的主要活动，必须以学术自由为前提。高校自治是学术自由的保障和依存体，决定着学术自由的性质、水平和目的。高校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坚持学术自由、批判与创新的精神。学术自由、高校自治理念与科学精神的契合发展，主要体现在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上，在培养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的同时，提升他们的创新创造、自我管理等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第二，要实现以生为本和服务社会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契合发展。高校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育人要以学生为本，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同时，服务社会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使命，要为国家、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和服务。高校的人文精神是以价值和伦理为核心的精神，立足点和归宿点都是“人”，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高校以生为本和服务社会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契合发展，主要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到一切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培育学生责任意识，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作者：秦龙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