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创新、创新、再创新”，我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迎来了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兰州环优磁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国坤为此撰文，他主要参考的书籍、文章有《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理论》及《创新的启示》（路甬祥著）、《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方法》《逻辑学》等等。
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习近平总书记说：“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加强环保，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创新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卫星应用、支线客机、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等工程技术成果及创新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由2001年的世界第61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9位。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迅速增强，与欧美等创新型国家的差距也正在缩小。数据显示，我国SCI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论文的发表数量连续四年排在全世界第二位。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也脱颖而出，成为引领创新发展的行业龙头。到2010年，中国已有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中芯国际等20家企业跻身世界研发千强行列。同时，我国专利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早已超过许多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显著增强，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内知识分子、科技管理人员及工人同志为民富国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高科技企业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生力军。这10年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已占全球总额的20%，遥遥领先于美、德、日等国家而居世界首位。我国用了65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30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之路。成功树立了“向科学进军”、“科学的春天”、“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四个里程碑。
尽管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过去我们的创新大多是跟踪，是引进和学习，正如钱学森同志说的“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应该说，这些创新的难度相对小一些。而今后，我们将与国外并肩行走，甚至我们要走在前面成为领跑者，外国有的我们要引进过来，我们也要有；引进不成的也要自主研发。19世纪是英国人处于领跑的科技创新世纪，20世纪则是美国人领跑，而只要我们中国人有足够的勇气，就一定有信心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领跑科技创新的世纪，做到国外没有的，我有，真正成为科技的领路人，促使我国逐步成为先进创新型强国。
很显然，这个任务比过去赶、超将会更因难，这也就要求我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为此合作奋进。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这也是撰写本文的初衷和目的。
什么是创新
时至今日，科技创新已成为人们说、写、用最多的词汇之一了，有人会认为，再撰文提什么是创新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了。邓小平同志曾再三谈到“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显然，一个不能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的是快速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按照逻辑推理，我们的创新工作也要把什么是创新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创新型国家搞清楚。因为一个只能惠及自己，目的只当个什么研究员等，不能惠及人民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有所贡献的创新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既有学术性，又能创造经济效益的创新，如认识世界客观规律的公益性的基础研究，众多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同时还必须惠及人民，对社会经济及民富国强有贡献的创新才是我们需要的。科技创新是狭义创新，是基础。只有真正达到民富国强的广义创新才能简称为创新。创新应面向实体经济，发展新兴产业。
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的目的不是论文数量以及专利的数量，而是要看产业化和创造价值，进而实现民富国强。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又强调“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8月18日讲话中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把求真与求用有机结合起来，从立项起就瞄准应用需求，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改变大量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弊病。要积极推动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各方面各环节的支撑和联动，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机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从制造到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
显然，科技创新是手段，民富国强才是目的。
狭义创新是广义创新的第一阶段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创新？
一是革新，指现实生活中一切有创造意义的研究和发明、见解和活动。包括创造、创见、创业等；
二是打破陈规，突破框框，以不同以往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产生出新的形式；
三是科学发现（第一次看到）或技术发明，或是发明新方法。发现主要是揭示未知事物的存在及其属性。发明主要是创造出过去没有的事物。发明必须是有应用价值的创新，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有新颖的和先进的实用性；
四是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更新，其次是创造新的东西，最后是改变；
五是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则是回答做什么？怎么做；
六是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综上所述，上述创新的概念是科技创新只能算作狭义创新，因为只凭科技创新形不成大量的物质财富。过去人们经常把科技创新当作整个创新，这是片面的。即使是真和实而且能应用的好也仅只是科技创新。
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些科技创新也只能算是一座大厦的地基，它是建一座大厦首先要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万丈高楼平地起，但这些也只是止于地基，盖不起大楼，因为这个地基即使再好，没能盖起大楼，它也就产生不了价值、效益，对民富国强起不到实际的作用。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块非常好的地基，只是用了大量的金钱，花了许多的人力、物力而已，其实际效果和浪费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过去我们把科技创新就作为创新全过程，把手段当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确实投入民富国强的创新中去，但也有少部分人的论文、专利搞了一大堆，而其成果却并没有实现产业化的希望。他（她）们不是在创新的路上跑步向前，而是多处去要钱。有些人很会申请资金，其实那些人根本很少作科研，但奇怪的是“能按时完成任务”，也能“通过鉴定”，甚至“经常获奖”。所以，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观念更新，就要坚持“四个全面”把科技体制改革搞好，就要将重点从只讲学术性的狭义为创新第一阶段的科技创新转到学术性、应用性、价值性、惠及性、公益性的广义创新上来，让创新真正产业化实现其应用的价值。
创造价值才算创新
事实证明，从爱国、爱民角度出发，大力宣传对国家、人民和有价值创新论是很有必要的。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该词及理论，并在其1939、1942年出版的《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使该理论系统化。
熊彼特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研制或引进新产品；二是运用新技术；三是开辟新市场；四是采用新原料或原材料的新供给；五是建立新组织形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21世纪初所说的创新，在熊彼特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延伸和发展，已从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演变为含义宽广的哲学概念，包括思想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等。
只有把发明转化为产品研制、工艺试验，转化为技术革新、试生产、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现实技术。大量的科技发明出自欧美，将这些发明“物化”为新产品或试制品，也多出自欧美人之手。然而将新产品或试制品最终变成值得批量生产的商品，并推向市场的“最终阶段”工作大多是日本人完成的。
有调查机构对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新发明数、新产品化、新商品化数作比较，其结果是：第一，出自美国的新发明数达29项，出自欧洲的新发明数达11项，而出自日本的新发明数为零；第二，出自美国的新产品数达30项之多，欧洲为6项，而出自日本的新产品数为两项；第三，出自发明最多美国的新商品数却只有6项，欧洲只有两项，而出自发明为零的日本的新商品数却多达24项。真正实现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的全部内容即开发新商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等。
创新与发现、发明有区别。只按照“创新”的定义，“创新不只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价值……因此，一个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始终必须以市场为中心，如果创新以产品为中心，很可能产生一些‘技术上的奇迹’，而报酬却令人失望。”这相当于将技术发明专利束之高阁，实现不了市场价值，也就说不上是创新。所以，创新不只是以科学中的发现或技术上的发明作为标准，而是以实现市场价值为其判别标准。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很快，只要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过不了几年，这些科技创新也从新变旧了。
这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发现或发明的成果与这些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而恰恰是后者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它要求付出的劳动以及所花的代价比前者（即发现、发明）要大得多，困难得多。（如果把专利的发明与使专利技术产业化的创新两者混淆起来，在实践中就有很大的危害性，人们误以为有了发明就有了创新，其实相比之下后者要难得多。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技术发明的转化率低下是必然的）。
硅谷之所以是创新的摇篮，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就是因为它“不仅仅局限在取得的科学进步或技术的突破上。”“硅谷与众不同的不是这里发明的技术，而是把这些技术进行开发、利用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在当地创建的企业。换句话说，硅谷的故事是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的历史。”
由上可见，创新与发现、发明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成本和代价也是不同的。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经验规律，如果把产生一种新思想上花费一美元。则在对之进行研究以便把它转化为一种新发现或新发明，就必须花费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发展’（‘开发’）上至少要花费一百美元。在‘发展’（‘开发’）上花费一百美元，则在市场上引进和建立一种新产品或一个新企业就需要花费一千或一万美元。而只有在市场上建立了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企业之后，才能说已有了一种‘创新’。”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著名创新研究专家肯特指出：“创新首先是人们能够迅速地了解一种市场需求”“几十年的产品研究表明，使用者是刺激创新的第一要素……领导技术发展的公司现在意识到，他们必需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概念而不简单的只是优秀的技术。”《第五项修炼》一书的作者彼得•圣吉说：“当一个新的构想在实验室被证实可行的时候，工程师称之为‘发明’，而只有当它能够以适当的规模和切合实际的成本，稳定地加以重复生产的时候，这个构想才成为一项‘创新’”。
所以，创新与发现、发明不是一回事，因此，它们的方法论自然也是不同的。
当然，创新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毫无疑问，如前面所指出的发现和发明也都有风险，都要付出代价，但比起创新活动来，风险会小得多。因为创新还必须与市场相联系，而市场的风险比起实验室内的发现、发明可能遇到的风险要大得多。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原初意义上的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所以，要强调指出创新大于科技，创新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这才是创新。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伯首次用空气中的氮和氢合成氨（这是发明）。哈伯的发明不久被德国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所接受与采纳，但从发明到生产出产品，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单就为了获得较理想的催化剂就经历两万多次试验，到1913年第一台合成氨工厂才建成投产。这个过程就是创新过程，而发现、发明，只是这个创新过程中的一部分。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轻视发现、发明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现、发明，创新就成了无根之树、无源之水了。其实，我们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达这个创新过程：D→S→M→V。这字母也各有含义，D：即研究与开发，亦即科学技术过程；S：新产品与新服务；M：代表市场；V：代表价值。
这是一个创新过程，研究这一过程是否有逻辑推理程序，是否有模式或方法，这就是创新方法论。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公式是早期创新的线性程序，现在已远比这个程序复杂得多了。根据作者的实践，其既有往、复的过程如D→S→M→D—S—M→V，而且还多条线合作前进。
创新的基础
深刻学懂本课题已有知识是创新的基础，既有的知识如果学不好，就如同不懂恩肖定理却去做推翻恩肖定理的课题，其结果必然会失败。
伟大科学家牛顿说过“要站在巨人肩上”，也就是要站在本课题的现有知识上，这是基础。因此，不要认为创新就是个人的苦思苦想，也不能有碰运气的想法，而要在较全面的收集资料、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深思并发展下去或提出创新观点，才能有所创造。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史，有许多发现、发明是发现、发明者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善于观察，捕捉机遇，“注重如何去发现问题，寻找答案，独立思考和创新”。
科技一直在发展，科技工作者也应活到老、学到老，创新到老。学习是重要的，但作为一个创新者又不能把已有知识作为终点，而是作为基础、作为起点。应进一步深入思考、深入探讨，寻求更优方案，寻求创新方案。别创新成功了不知怎么成功的，失败了不知怎么失败的，这样很难吸取经验教训。创新的过程是很艰辛的，但成功了后又是很幸福的；就像爬一座高山很累，但到了山顶，登山一望，甚感幸福。
一个创新者要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让科技服务于祖国、服务于人类。有了崇高目标，才会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去完成创新及促进产业化的工作。
当然，在创新的基础之上还应该有创新的先决条件。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广大科技工作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是人生幸福和成功的重要支柱。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爱民、爱科学、勤劳、团结、互助、诚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一个科技工作者既应有高尚的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还要有科学道德。创新者的高尚人格真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创新，都要经过长期艰苦的研发工作才能成功。只有那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科学而奋斗，有贡献精神的人才能做出大的创新；只有那些立志造福人类，勤奋，坚韧，能吃大苦、坚持创新、不计个人名利的人才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
科技工作都应该倡导对人类、国家、人民、他人有利的前提下，也对自己有利的共利人生。其实做起来也并不难，只要真正按国家政策办就行了。只有追求多作贡献，多出创新成果，实现成果产业化惠及人民作为幸福作为价值取向，广大科技工作者才能在劳动和贡献中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对企业层面创新而言，则要以“爱国、爱民、贡献、创新、合作、争先”作为企业的创新文化，去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除此之外，做创新还应该明确创新的目的。其实创新的出发点不同，也就有不同的目的，可以说对于从事认识世界的基础科学的科技工作者，也许写论文可作为目的，但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应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而对于从事改造世界的从事应用的科技工作者，论文就只能是手段，不算是目的，目的是实现产业化，促进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对经济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评价应用型科技工作者应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
创新两点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道路，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世界，实事求是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科技创新及促进产业化工作可形成两点论。
首先是勤奋和勤俭两勤。
勤奋：科研工作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要能吃得苦，才能有成果。小吃苦，小成果；大吃苦，大成果；特别能吃苦，就有特别大的成果，做出大的原始创新。而且现代科技又是合作起来的科研团队工作。所以，一个创新者既要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又要有良好的科研道德，高尚人格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科研方法。
勤俭：对科研来说更重要，因科研仪器贵、材料贵，稍大手大脚就会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用进去。必要的仪器是需订购的，但关键还是人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很多民营企业资金困难，有一些仪器不必都买，可借用。
还有就是两自，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就是不要依靠国家或他人，自力更生有主动性。自主创新：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创新，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难度较大，自己要做，更好的方法是联合起来做。
再就是两个积极性：上梁正，下梁也就正，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尽量调动合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做好这些就必须要对合作者采取扬长避短的合作。
还要两条腿走路，两条线齐头并进。
两个重视：要既重视理论也要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可以少走弯路，重视实践才能把产品做得出来。
两个规划：即长规划、短安排，这样有利于协调，能充分发挥每个人作用。两个兼顾：很多中小企业是搞产品的，对于产品的创新研究与产业中的具体问题都要兼顾。某些科研时间长，出成果慢，往往不被人所理解，这需要企业领导向群众解释。
两个系统工程：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要对自己的课题从理论、技术、产品、工艺等系统进行了解才便于产业化和高质量。还要横向和相关部门合作完成各个系统的配合。
两出：既出创新产品，也出经济社会效益。
两种人才结合：现在科技经常是系统工程，要各方面的人才互相合作，所以，应是理工结合，创新型人才与知识型人才结合。在人才应用与培养上以国内、外结合，但应以国内为绝大多数。在仿制与创新方面则要根据各个具体领域的具体情况，一般差距太大的，引进后再创新为好。过去我们国家与外国差距太大，所以大多为的引进或仿制。这正如钱学森同志说的“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所以，对于创新而言，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力使我们中国从科技大国变为科技强国，变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民营企业更应重视创新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同时，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经济的民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民营企业决策快、行动快，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税收、各种商品的生产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来探讨民营企业的困境，能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目前出现的“订单荒、钱荒、创新乏力、前进艰难、需求疲软”等根本问题还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承接比较多的是一些高耗、高污染的产品的生产。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更是这些中低端中的中低端，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也更低。因而，中小型企业必须重视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习近平主席说：“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要有强大的科技实力，要改变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我们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大中小企业必须抓好科技创新，使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怎样创新
有许多人做学问应付各类考试都很在行，成绩也很好，但在真正面对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不少人搞很多年最终也不知从何着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不太好说清楚。如果对《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创造学》《逻辑学》有一些研究，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因为成功的创新不外乎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伟大的创新来自于伟大的人格
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创新历史，就不难发现伟大的创新来自于伟大的人格这一规律。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三个政府驱逐他，他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具也早变卖，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举家迁移。马克思写资本论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据说跨越40年写成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等的评价，由于原文内容较长，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但主要还是赞扬她的伟大人格。
2005年，钱学森曾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写出大量的中国科学史，他也发出如下的感叹：“为什么一个曾有古代四大发明，科技在世界领先的民族，为何在近代的科技发展上落后了。”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个是伟大的爱国科学家，一个是对中华民族很友好的伟大的国际友人。他们的提问值得我们深思、警惕。
空谈、坐而论道、闭门造车、本本主义、瞧不起商人、应试教育、应职（应付升职）科研影响着我国的发展速度，要创新驱动必须既培养知识型人才，也培养技能型人才，也培养复合型人才，而重点应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的五要素就是：德、知、能、合、体。
“德”就是树立为人民创新的贡献人生观，至少是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有利的共利人生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特别是现代，大创新，大难度，时间长，失败次数多。有德，才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有利于人民、国家、人类的就会坚定的去作，坚持去作，而获成功。既应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公民，又应是具有科学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培养知识型人才难度小一些。培养有重大原始创新的人才，难的是培养其既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又具有西方的科学精神。
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主要是爱国、爱民、多作贡献、造福人类，勤俭、谦虚、求真、求正、求实、求用、求新、乐于学习、乐于创新、深思、“温故而知新”。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西方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敢字当头，严字把关。
“知”则是要对课题的现有知识充分了解，用不着将无关的知道那么多，对于创新的领域必须是“知己知彼”。应该对一些民间发明家搞的一些并不现实的研究坚决说“不行”，因为很多失败就是在知识欠缺上。要认识到“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不停的学。要本本，但“不能本本主义”，要本本，而又不能太过迷信本本，要站在本本之上，发展本本，要敢于“挑战传统知识”。
“能”则反应出过去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是有问题的，某些成功很多得益于其个人能力。对个人能力要着重培养,作者认为，作为要从事原始创新的人才应具备以下能力：一是基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二是具有以下推理能力：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物理推理、一般推理等能力；三是具有创新思维，科学抽象，能从眼、耳等五官及脑等感官的认识到灵感，直觉、心理实验、想象、联想，从感官认识到理性认识，善于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总结、归纳、演绎，从而获得创新。四是爱因斯坦说方法的知识比知识更重要，要掌握一些创新方法。不停止的实践，不停止的创新，就会有不断提高的能力。
“合”则是善于合作起来作大事。这一点就比较好理解，有些项目创新难度很大，成功几率难说。这种合作很多时候是必须要和各方面人士合作，同时在团队的密切配合过程中，不能太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双方的合作才会更好更顺利，最后也就能促成更大的成功。敢于创新也是一种能力。不要不作为，见新的就说“不行”的“不行先生”。要当“敢字”先生，要敢字当头，严字把关，敢于超越前人，敢于创业，敢于创新。
“体”其实就是身体，很多较大的研究项目工作会异常辛苦。对于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极为重要。科研工作者首先是自己喜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创新，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工作上的成功或失败，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心情好身体自然也会好。
二、从科学史看狭义、广义创新方法
其实，从科学史不难看出狭义和广义的创新方法。
就比如电的发明——丹麦科学家奥斯特于1820年发现电流的磁效应，其后大科学家安倍将导线置于磁场，但未发现电流。1821年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提出反问，既然电流能产生磁场，那么磁能生电吗？他经过十年实验于1831年发现比安倍多两个字，将导线在磁场中运动就产生电，即导线切割磁力线而感生出电流，可以说这是反问创新的典范。法拉第反问的成功开创了电气化时代，他的研究方法是从实践出发总结规律用归纳法成功。而数学公式是14年后由物理学家、数学家诺埃曼推导出来命名：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还有电磁波的预见，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从物理推导、数学推导、演绎法得出变化的磁场激发电场，变化的电场激发磁场，从理论上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8年赫兹通过实验检测到电磁波，1895年俄国的波波夫和意大利的马可尼分别实现了无线电讯号的传输，开创了电讯时代。因而麦克斯韦成为与牛顿、爱因斯坦齐名的伟大科学家。
同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质能公式等均主要采用演绎方法，他说他的直觉、心理实验、灵感等完成。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创造性思维、直觉、心理实验、灵感、科学抽象是从勤奋中来，实践中来，是唯物的。
再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近来有报道说比尔•盖茨又成为了世界首富，乔布斯的苹果有一年的财富比瑞士这一国家的收入还多，真正富可敌国。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就是创新、创业实现市场价值的典范，就是创新（广义创新）的典范。
三、懂得些认识论、方法论
首先是唯物辩证法，在科研工作中经常用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抓住主要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并重；对立统一规律；要客观、本质、全面、发展、联系的看问题等。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有人形容创新就像搬砖，看似有道理，但全面来说创新和搬砖不同，搬砖98块就有98%的成绩，而创新差1%也不行的，就会失败。
搞创新是要懂得点逻辑学的，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如三段论法，英籍华人科学家高锟的博士论文中的逻辑思维:玻璃导光，光纤是玻璃，所以，光纤导光，是世纪性大发明，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然还有更浅显的例子，就如所有的南充市人是四川人，西充是南充市的一个县，所以，西充人是四川人，这么简单，在创新中用逻辑推理其实并不困难。由此可见，其实逻辑不是那么神秘，关键是要会用它。
四、狭义创新的两种模式
实践证明，狭义创新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归纳法：间接知识——实验——众多的科学方法→理论——实验——理论。其二是演绎法：间接知识——理论——实验验证——众多的科学方法——理论→实验检验。
即总是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与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等往返结合。
五、“政资用产学研媒”联合、联盟创新（即广义创新）的模式
当然，一些大公司如华为能自行创新当然很好。条件不够的，采用此法。其一是流程：科技创新（理论发现、技术发明）——专利——新产品、新服务——批量生产——市场——价值。二是用“政资用产学研媒”合作完成上述流程：我们应该按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以政（政策、政府有关部门）、资（各种资金投入）、用（以市场为导向，为用户服务）——产、学、研、媒联合出力，完成创新。
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该一起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一起为实现21世纪中国科技领先的伟大世纪梦想而尽力，而奋斗。（作者：李国坤）
摘自《科技日报》2015年3月10日
创新政策误区与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举足轻重。中国已成为研发投入大国和创新成果产出大国，正在形成系统的创新政策和创新体系，但在国际语境下观察，我国仍需走出一些误区，着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
国际背景与核心特征
二战后，美国长期占据创新制高点，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而且也体现在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上。为追赶创新前沿，欧盟于2001年提出了旨在赶超美国的《里斯本计划》，虽然该计划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但仍鼓励了欧盟的创新发展。
国际创新问题研究从最初的技术创新扩展到广泛的非技术创新领域；从讨论研发推动创新成果发展到对就业和福利乃至绿色创新的关注；进而关注创新主体间、创新成果间的关联和引用关系等。
这体现了国际创新语境的如下核心特征：
创新以生产率提升和利润增加为导向。创新是生产行为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出、降低消耗或优化流程，进而提高生产率，增加企业利润。创新的效果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间接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
创新以企业为基本观察单位。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和能动力量。这种企业主体范畴从制造业逐渐扩展到非制造业，包括广泛的服务业活动。
创新需要区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市场是调节企业创新行为的核心力量。创新的价值最终由市场评估，创新的组织和资源分配由市场决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是资助重大基础研究、搭建创新平台、提供法律保障等。
创新存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之外的广泛领域。并非所有创新行为都以新产品和新技术为目的，从成本和风险角度考虑，对现有产品和工艺的改进是最为经济和理想的创新行为之一。此外，企业在生产流程和工艺、组织模式、产品营销模式、财务与风险管理模式等领域有广泛创新空间。
我国创新政策的误区
我国以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为核心，正在组织和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我们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也适当承袭了国际公认创新指导文件的思路。对照国际标准和研究，应看到当前我国创新政策和规划仍有局限性。
过度重视技术创新，忽视非技术创新。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创新政策更多倾向于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有效提高科技地位，但这仅是创新体系的一小部分，推动科
技成果发挥作用、提升企业效率，则需要更加关注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过度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现有科技和创新政策都将高新技术作为首要发展目标，但高新技术和相关产业仅是我国庞大产业体系的很小一部分，也仅是创新体系的很小一部分。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如电子通讯设备等高技术行业研发投入高但弹性低；而纺织业等“低技术”传统产业的研发投入则具有高弹性。因此应兼顾高技术和非高技术产业，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非高技术产业（如纺织业）应重视和支持。
过度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难能可贵，但绝大多数创新行为都是建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推动发展应以减少重复投入和浪费，提高产出效率为导向，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不必过多在意创新模式。对于发达国家广泛应用的科技成果和工艺机制，只要可以通过市场交易，都可以引进再吸收。不能以国防和高精尖等高竞争领域的创新行为制定普遍的创新政策。
政府直接参与控制创新过程。政府在创新体系建设中，除涉及自身组织模式优化的创新行为外，不应直接参与或干涉具体创新行为。如部分创新支持政策由政府直接资助企业申请专利，于是要求企业短期完成几十项或上百项专利申请，大量以一拆多、低质量的申请出现，不利于创新发展。
过度关注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的数量。由于还未形成成熟的创新评估体系，目前无论重大科技研发还是软科学研究，各级评估部门过于重视研发投入和论文、专利等直接产出成果的形式评估，而相对轻视研发活动的前期论证、中后期跟踪与软评估，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滥造成果，忽略了从研发到生产的转化过程。
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强调市场机制，淡化行政色彩。创新应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除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核心技术外，政府不应直接参与、指挥或评判创新行为，也不应过于集中支持特定领域的创新行为，而应将创新活动的运转机制和调节过程交给市场，通过市场发现创新活动的价值和增长点，以市场准则来运转创新资源配置。
提供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责任是提供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前者强调对创新行为的鼓励、宽容和保护，后者则主要包括建设创新成果的交流和交易平台，资助投入巨大的重大基础研究，提供开放的基础实验室等。
容忍创新风险，优化创新评估。创新是风险投资，不一定都会成功。应加强对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导致创新停滞和不成功的因素的研究，并鼓励风险资本介入、金融政策扶持。创新评估不应过度关注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的数量变化，而应增强前期论证和后期跟踪的软评估，激励创新成果切实对生产和知识体系产生推动作用。
细化产业政策。创新不应是高新技术行业的专利，所有产业都可能从中获益，而纺织、服装等非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正效益。因此需要对不同产业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目标：如大力支持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医药化学、钢铁和金属加工等创新高弹性行业，有利于就业和社会发展，并保持已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对于电子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等高投入低弹性的高技术行业，鼓励直接借鉴和本土研发，提升本土社会经济效益。
细化区域政策。不同区域处于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政策需要差别化。区域创新不搞形式主义、量化比拼和过度集中资助，切实关注微观企业需求。如在东部早已习以为常的产品或工艺，在西部首次出现也对当地生产和发展意义重大。
注重引进吸收，减少重复研发和浪费，高起点开展创新前沿问题研究。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应激励我国在创新前沿问题研究上高起点、有特色，在创新与就业和福利提升、绿色创新等问题上直接与国际前沿接轨。（作者：甄 峰）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