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受过教育，每个父母也都教育过自己的孩子，因此对教育，人人都有发言权，当前大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是什么，如何进行教育的一门学问。人类产生以后就有教育，老一代人要把生存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这就是教育。
研究如何科学地、有效地教育下一代的学问，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是一批智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归纳出来的。最早的教育论述可追溯到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思想家，都在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对教育现象作出各自的解释。
中国最早讨论教育的是孔子，《论语》是他教育学生的记录，里面包含了古代教育思想。以后孟子、荀子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到教育问题。他们有关教育的论述和思想虽然并不系统，而且散落在其他论著之中，但却为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著作要数中国古代的《学记》和《大学》、古罗马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教育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学术的进展》和《智慧之球》等著作中就阐明教育学是“讲述和传授的艺术”。17世纪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从理论上概括了当时欧洲教育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大教学论》（1632年）被认为是教育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开始。
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课程在大学里讲授始于德国哲学家I·康德。他于1776年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座中讲教育学。在同一时代，特拉普于1779年在哈勒大学就任教育学教授，他的《教育学研究》（1780年）是第一本使教育学成为科学的著作。为教育学理论化、科学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J·F·赫尔巴特，他先后出版了《普通教育学》（1806年）、《教育学讲义纲要》（1835年），第一次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并应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教育学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重大问题，为教育的本质的认识提供了科学根据。
中国虽然在孔子时代就有关于如何给下一代实施教育的思想和论著，但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最早传入的就是赫尔巴特教育学派，是20世纪初从日本转引过来的。有王国维译、立花铣三郎讲授的《教育学》（1901年）和牧濑五一郎著的《教育学教科书》（1902年）。随后，西方的其他教育学说和著作也就陆续地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又传入了杜威现代教育学派。1919年至1921年杜威应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之邀来华讲学达两年零两个月，介绍他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学派以传统教育著称，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强调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杜威的现代教育学派则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经验为基础，主张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这两派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解放以后，我们向苏联学习，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这本教育学的理论实际上继承了传统教育学派的教育思想，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和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教育思想流派和课程改革的理论传入我国，使我国教育思想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化和发展，各种不同学科伸入到教育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和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教育学科，教育学日益分化，出现了各种教育学，形成了教育学科群。以各级教育为对象，出现了各级各类教育分支学科，如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等；以教育过程本身为对象，出现了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学科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评估与测量、教育管理学等；以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各国教育的比较为研究对象，就有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等；以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来分，就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如19世纪初期，产生了教育哲学，19世纪随着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教育社会学、20世纪60年代产生教育经济学，还有教育法学、教育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形成了一个教育学科群体。教育研究工作者已经不能像20世纪以前那样统领所有教育理论，只能研究一个教育学分支学科的理论。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各国都重视教师的专业培养。因此就出现了师范教育。世界上最初的师范教育机构是1681年法国拉萨尔（la Salle）创办的教师训练所。之后欧洲多国建立了相似的机构。1794年巴黎师范学校正式成立。随着教育的普及，各国在19世纪都办起了师范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和对教师学业水平提高的要求，欧美一些国家的师范学校陆续升格为师范学院。20世纪中期由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发达国家把师范学院并入大学或文理学院。于是师范学院就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教师在专门的师范学院定向培养，称为封闭型师范教育体系；另一种是先在大学本科学习，毕业后到大学的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理论和参加教育实习，考试合格后成为教师，称为开放型。但不管什么类型培养教师，师范生都需要学习教育学，了解教育法则和方法，养成教师应有的品质。
我国师范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第一所师范学校是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模范学校的师范馆。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肇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建立了培养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初中教师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培养高中教师的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还有各级教师继续教育的教育学院和进修学校的一整套师范教育体系。随着我国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99年开始进行师范教育的改革，提出采取开放型的教师教育体系，即其他大学也可以培养教师，通过教师资格证书考试成为教师。同时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水平，中师升格为师专或辙销。这次改革缺乏科学论证，冲击了师范教育体系。许多师范院校转化为综合性大学，而综合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并没有参加教师的培养，从而使师范教育资源大量流失。特别中等师范学校的撤销，严重地削弱了小学教师的培养。原来的中师都提前招生，生员都是初中毕业的优秀学生，而现在师专招来的新生却是高考第三批录取的生员。再加上高中毕业生可塑性不如初中生，不能适应小学教师需要知识面宽广、能歌善舞的要求。现在许多师范院校设立小学教师本科专业，学历是提高了，但如何培养，值得研究。
不论哪一类教师教育，哪一门学科的教师，师范生都要学习教育学。通过学习，了解教育规律和法则，了解儿童青少年成长发展的规律，掌握教书育人的本领。高等师范教育的专业，除教育学专业学习教育学科的专业知识外，一般都是按照中学的课程科目设立的，如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政教、外语、数字、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教育技术（信息技术）、体育、音乐、艺术等，有的院校设有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特殊教育专业。不论哪一个专业，都要学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论（包括学科课程理论、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方法），都要进行教育实习，使学到的学科知识和教育理论能够运用于实际。教育学必修课主要学习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学生也可以选学教育学科群中的其他学科。
学习教育学，首在解决教育观念问题，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学生观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教师要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
学习教育学，要让师范生正确认识教师职业和特点，树立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养成高尚的师德，热爱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
学习教育学，使师范生掌握教书育人的技能，掌握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材的内容和本质，学会整合各种教育资源，设计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设计方案；学会与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等等。
家庭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婴儿呱呱坠地，首先接触的是父母，向父母学习表情、语言。因此家庭教育特别重要。儿童零岁到3岁养成的习惯一辈子忘不了。可是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
误区之一是过早地，不加区分地要求孩子学习知识。儿童成长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我国古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即不能“揠苗助长”。
误区之二是只重视孩子知识的增长，忽视人格的培养。现在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许多家长都要求幼儿园教识字，教数学，不注意儿童行为习惯和人格品德的养成。其实幼儿时期儿童的可塑性最大，从小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人格品德可以受用一辈子。有的家长说：“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只好牺牲童年的幸福。”其实，如果缺乏健全的人格，没有童年的幸福，也不会有将来的幸福。
误区之三是，认为学习越多越好，练习越多越好，因此买许多课外辅导材料，上各种补习班，把孩子的所有时间都占据了。其实，学习是有规律的，有方法的。关键是要教会学生学习，能够理解学习的基本概念，掌握学习的基本方法，就能举一反三。
误区之四是，不知道怎样爱孩子，有的父母对孩子溺爱，满足孩子所有要求，造成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有的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甚至施用暴力，以为这都是为了孩子，其实这都不符合教育规律，容易形成扭曲的性格，不利于孩子健康地成长。所以，我建议，家长要学点教育学，懂得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规律，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配合学校，共同把孩子培养成才。（作者：顾明远）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现代大学完全从与社会相对疏离的象牙塔走向政治经济的核心，成为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腾飞的智力城与动力站，从而被誉为现代文明的轴心机构。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扶持一批基础较好的知名高校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与这一理想相矛盾的是，中国的大学在数量规模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陷入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深深地被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所困扰，一些平庸化的表现为人诟病。笔者犀利地指出困局所在，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在于大学主体理性的重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治理问题。自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进一步明确“治理”的内涵以来，治理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管理领域极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普遍意义上，治理就是当机构面临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权力制衡和决策机制，调和各方冲突，以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大学治理应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一所大学何以存在？它需要一种怎样的特殊制度安排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自身价值和理念的实现？因而，大学治理需要向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在整体上构架出大学内外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框架，并勾勒出大学面向未来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目标愿景、行为原则、决策方式、权力配置等结构的远景规划以及实现过程。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机构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问题：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合理身份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配置和内部关系结构并未真正意义上理顺，教授治学在整个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主动权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掘。这些问题使得一些大学日益失去学术殿堂的功能，日渐平庸化，向行政机关靠拢。在这些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中，最让人尴尬的显然是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人们极力倡导的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扩大办学自主权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活力，反而在片面追求学术知识的外在功用，尤其是偏重政治功用与经济功用的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是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的价值倾向。
首先是校园内外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任性与专横、强势话语权以及某些大学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和丧失学术组织基本的道德良知与伦理价值，导致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积弊。其次是经济主义的强大诱惑力使某些大学由“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对学术资本的强烈追捧取代了对学术职业的精心呵护，拜金主义成为大学处理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的最强话语特征。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企业”，校院领导越来越像“老板”，就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对大学行政化和经济化现象发自心底的厌恶。此外，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无形中对以上两种倾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它主张感性、体验与非理性，排斥目的、价值与意义，从哲学高度论证并强化着大学对于当下、眼前、即时、短期、现实利益的追求。显然，这种理性失范行为正是导致中国大学治理陷入困局和僵局的根源。
明确关系结构，强化教授治学——构建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
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者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在大学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而任何其他功能与机构设置都只能是衍生的外在性工具和派生性需求。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在由大学体制结构所引发的问题里面，最根本的是体制结构之内人的位置问题。对于大学的生存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特质前提而已。”在治理制度与大学教师之间，大学教师是更为主动的积极的核心因素，制度只不过是大学教师实现某种理念的过程与工具。
在大学思想史上，大学教师到底是管理大学一切事务还是仅限于重要的学术事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争议性话题。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单纯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巨型跨国企业，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物的治理机制，显然已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相去甚远。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学者自治，曾经一直作为西方大学治理传统。然而，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化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
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现代大学虽然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须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发动机，大学必须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大学发展趋势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我国大学改革与发展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系统工程。正如《教育规划纲要》第四十条所明确要求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显然是第一次以政策文本形式表明，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重铸大学的主体理性——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
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敏感性、民族性、发展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指望一经推出就能解决我国大学的诸多棘手问题和现实难题，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当前我国大学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我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因此，我国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迷信制度，以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制度并非万能，尤其是在人们内心深处还极其缺乏对制度价值和理性精神的充分尊重和认可的情况下。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所谓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
中国大学建立时间短，中间历经曲折反复，没有经历完整的社会除魅阶段与理智化启蒙，因此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这里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烦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总之，只有这种大学治理模式才能以实体化形式真正实践以教授为主体组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作者：张学文）
大学总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尽管有时有些变化我们无法即时感知到。现代大学自从在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变化——或者说进化，以便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在11世纪欧洲出现第一批大学时，大学的任务就是教学（传递知识）和学术（研究学问）。但到了19世纪，欧美的大学开始重视科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大学不仅仅是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促进社会平等的“助推器”。现在，身处剧烈变革的新时代，大学应如何回应新的严峻挑战呢？
英国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今年10月16日出版的这一期杂志的封面主题是“大学实验”。《自然》杂志认为，大学如果想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不断进化。为此，《自然》杂志检查了今天全世界大学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它们努力把自己从老旧的思想习惯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探索做事的新方法。也就是说，大学把它们自己当成了大学改革的实验室。没有人知道这些实验中的哪些大学将培养出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或在学术研究上实现最大的飞跃。但是所有这些实验都显示出，他们一致认为，21世纪的大学必须要与过去的大学显著不同。
为此，在封面文章《大学实验：作为实验室的校园》中，《自然》杂志选取了德国、韩国、英国和南非四个国家的各一所大学，对它们已经做过的改革和正在推进的改革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创新性的教学、学习和做研究，帮助这些全球大学很好地适应剧烈变化之中的现代世界。在另一篇封面文章《亚利桑那的大赌注：重新思考研究》中，介绍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正在通过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来改造学术环境。与此同时，在“评论”栏目中，刊载了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改革的文章《发展优异：三步骤中的中国大学改革》。
在配发的社论《受到挑战的大学》中，《自然》杂志认为今天全球竞争节奏的加快意味着大学必须调整怎样实现它们寻求和分享知识的功能。《自然》杂志提醒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对大学构成了显著的挑战；其次，大学不再单单只是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渴求所驱动的“象牙塔”机构了——越来越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驱动，于是研究成为问题导向的，科学家成为潜在的企业家。再者，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对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包括一些大学可能因此倒闭。因此，需要生存下去的大学就必须应对这些挑战。虽然各所大学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但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与科学研究一样，实验。因为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最终知道究竟哪种或哪些方式方法才是最适合自己学校的。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化学家沃尔夫冈·赫尔曼校长的领导下，用组建了替代巴伐利亚州教育厅直接控制其校的“校董事会”、引入研究生院制度、启动教授终身制等综合性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办学质量的快速提高,成为德国政府近年来确立的精英大学。
1995年上任时，赫尔曼校长就决定改变慕尼黑理工大学的平庸，发誓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把学校打造成一所鼓励师生创新、冒险和参与商业计划、有国际竞争力的、充满“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大学。将于2019年退休的赫尔曼校长现在仍在呼吁巴伐利亚州政府给该校更多自主权，以进一步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他深信，5年后，新校长将在他奠定的这些基础上继续前进，带领慕尼黑理工大学走向新的辉煌。
在亚洲，韩国高等科技院正在使用“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的方式，试图促使学生积极改变被动听讲、学习的方式，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式学习、深入理解和创新思考之中。与坐在单向传输的传统课堂中静听不同，“翻转课堂”需要学生课前大量学习，观看在线教学视频，然后带着问题上课，在教学助理与授课教师的指导下，与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概念，以小组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就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李太佑校长把这种教育称之为“3.0版本的教育”，并将之视为激发学生创造力、团队合作和提问题意愿的一种好办法。2012年春季学期，该校共有3个“翻转课堂”实验课堂。而到今年秋季学期，全校“翻转课堂”的数量就增加到60个。他希望，在接下来的3年中，全校“翻转课堂”数量能够增加到800个，占到全校课堂总数的30%。
“翻转课堂”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比那些接受传统课堂教学的学生低，更重要的是那些难以测量的好处。例如，71%的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认为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加深了，并增加了学习动机，而且还有了更好的注意力。
在欧洲，英国的公开大学用“未来学习”（Future Learn）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促进教学与学习。2011年，一些美国著名大学掀起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的首波浪潮。随后，其他大学争相加入这一浪潮，导致媒体充满着“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将彻底革命高等教育”的言论。英国开放大学的教育技术主任麦克·夏普利斯对此持保留意见。英国开放大学创建了“未来学习”这个平台，希望学生通过平台能更多地进行交互式的社会性学习。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戈登·帕斯克认为，学生建构知识主要依靠相互交流。所以，基于这样的学习理念，在“未来学习”的平台上，学生不仅能够进行很多相互交流，而且还受到鼓励。
2013年，“未来学习”上线了36门课程。至今年，上线的课程大大增加——课程门类从《司法科学导论》到《理查德三世时代的英格兰》。在“未来学习”上，学生不仅能够就某一内容进行讨论，而且还能对别人的讨论点赞，成为发表评论的同学的粉丝——这是今天非常标准的社交网站做法，并且还允许学生互相评定他们的作业。
此外，“未来学习”的软件不仅能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上使用，还能在手机上使用。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无障碍地学习其上丰富、精彩的课程，并与同学相互交流、讨论、评价。
虽然现在“未来学习”在许多方面仍然与美国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有差距，但它已经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现在提供130门课程，50多万人注册。就连拥有300万使用者的全球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巨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创建的edX的首席执行官阿南特·阿加瓦尔教授也对“未来学习”点赞，夸奖它的方式很有创造性。
在非洲，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则通过大力支持黑人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来弥合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学术鸿沟。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前，南非的大学基本上是为培养白人学生而设计的。其后，开普敦大学与其他南非的大学一起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敞开了怀抱。
为了帮助来自不利背景的学生获得学习技能，开普敦大学对项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比如，对黑人学生提供支持，包括对那些英语不是母语的同学开设专门的语言发展课程，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还提供心理咨询。
对理工科学生来说，开普敦大学提供生物学、物理、化学和数学基础课程，以弥补学生的任何知识鸿沟。有的学习项目还包括外出参观开普敦水族馆以及附近的化石公园，并提供其他相关的体验，让这些黑人学生补上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所缺乏的科学经验和体验。为了让这些学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大学的学习和参与这些活动，开普敦大学给他们提供了延长1年到4年的本科课程的选择，通常是3年。
在位于美国坦佩市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科技政策出身的克洛校长2002年上任后，希望能将这所中等声誉的州公立大学打造得更好。他试图通过寻求拆掉传统学院和学科之间的“墙壁”，将分散的不同学科结合起来组成更大的集合，处理诸如探索太阳系、征服癌症的新路子等对亚利桑那州和世界同样重要的更宏大的问题，从而转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和教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获得的联邦研究经费超过此前的两倍，大学的整体氛围开始转入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
不过，一些人指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生的这些变化只是适中的改变，算不上什么巨变。例如，仅仅是在传统的院系、学科之上新生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而且，重塑的努力可能不会从根本上提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研质量。
这些结果显示了，对于雇用了数千名研究者的大型大学而言，通过根除学科间的沟壕改变其本质特性非常困难。克洛校长坦言：“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看不见的’学院的力量——研究者显示出对自己的学科及其结构，而非对它们是大学的一部分存有更大的忠诚这一事实。”
至今，改革的信号仍然遍及这所大学。走廊上的巨幅海报宣告要建立“一所新的美国大学”，并伴有8个雄心勃勃的行动呼吁：“融合知识学科”“转变社会”“重视企业家精神”“让学生成功”等。校园本身也具有现代而实用的外观——清晰的线条型巨大建筑，并且许多建筑的顶部还装有太阳能板。自从克洛校长就职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大兴土木，冲破天际的高耸建筑上的塔吊在不停地工作。
这些改革举措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学生和教职员。以招收州内学生为主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的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在美国已经首屈一指，约有7.6万名。同时，它还招聘了许多新职员，在1700位终身职位教员中，近500位受雇于过去十年。在招聘教职员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非常仔细地挑选那些能与他人协作工作和超越学科之墙的人。
在克洛校长和他的行政管理者们起初开始改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时候，许多人表示担忧。例如，2005年，人类学系被合并入了新的人类进化和社会变迁学院，人类学家为他们自己学科的不复存在感到焦虑。但现在，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布鲁伊斯充满乐观。她说，至2011年，该院教职员的数量增加了40%，其中四分之三是人类学家，其余的包括应用数学家、流行病学家、政治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资金数量显示，研究资金的资助方对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很感兴趣。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董会经过有意识地比较后发现，从2003年到2012年，该校获得的联邦资金资助的研究数量增加了162%，远远快于15个相似公立大学的平均增加数量。而且，与此前相比，现在该校所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多地用于支持跨学科研究。比如，有两个或更多的系部、实验室、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参与的受资助的计划的数量在2003年至2014年增加了75%，而由一个系部主导的计划则仅仅增加了8%。
统计数据显示，跨学科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过去十年中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长，而且与同样层次的高校相比很明显。但该校的研究人员在打造学术影响方面也有不足。例如，就在引用率最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言，尽管在过去十年中该校曾闯入前5名，但是总体上处于同类高校中的中等水平。而且，遗憾的是，它在论文引用率方面排名靠后，在16所同级高校中，只从2003年的第14名爬到了2013年的第12名。
对此，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分析执行主任乔治·劳登布什争辩道，引用率并非研究质量的最好衡量标准。他说，这些年该校论文发表数量的相对增长非常巨大，显示出该校在短期内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暂且不论这些衡量标准，人们还质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实际进行了多么深刻的组织变化以及它们是否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革新。该校只有少数传统学系被淘汰，学校也只是在这些少数被淘汰了的学系之上，简单地建立了大多数新的学院和研究所，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教职员实际上在传统的系部都拥有终身职位（地球和空间探索学院除外）。
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管理者们坚持认为，该校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独一无二的。克洛校长指出，通过强调新学院和研究所，而非跨学科部门的中心，他们的大学在非常不同的学科之间架设了渠道，以鼓励合作。该校还招聘了思维开阔的研究人员，并将他们与实践性的技术人员进行配对，比如工程师与计算机科学家，从而建立了解决更大的研究问题的导向。
作为证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改革与众不同的代表作之一，克洛校长指出了它们的癌症研究的广泛基础取向。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资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物理学和癌症生物学融合中心，让天体（太空）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肿瘤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共同探索癌症是怎样起源和演化的，已经有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该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论——随着一种癌症的扩散，它会激活一系列对起初的多分子生物体的成功十分重要的古老基因。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深层根系和强健基因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肿瘤是难以去除的。这种理论暗示了肿瘤是一种有组织的响应，而非一系列的基因“事故”。
克洛校长表示，这种探索的方法出自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同寻常的“联姻”，不太可能产生自一所典型的大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想与其他高校问相同的问题。”（作者：胡德维）
校园优雅清静，教授安贫乐道，学生如饥似渴，教室闪耀思想——这或许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学模样——没有拜金主义的商业气味，没有奢华庸俗的金碧辉煌。造访西伯利亚密林深处的托木斯克大学城，记者仿佛重新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耳闻目睹的一切都那样遥远而又亲切，脑海里依稀浮现出传统大学的模样。
大学该是什么模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大学形象。大学要有质朴厚重、高贵博大、精美清雅的面貌，要有“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气场。不必有金碧辉煌的建筑，不必有高深莫测的院墙，但它必须有尊重知识的氛围，必须有目光如炬的学生，必须有真理高于一切的思想。
理想中的大学里应该拥有大学应有的一切：能够吸引住学生和教授的图书馆，能够满足教学和创新需求的实验室，能够适应学生和教师身心健康需求的文化馆、游泳池、运动场和健身房。它可以没有百年校史，没有托木斯克国立大学那样宏大的植物园，但它必须有自己的校园乐队，必须有自己的校园歌手、校园诗人，必须有重视学业和热爱生活的学生，并有一位尊师爱生且没有官僚派头的校长。
大学不该富得流油，不该是财富之乡。大学的钱财应当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或社会捐赠，而不是“自力更生”。一所能创造巨额财富的大学是可怕的，因为它会让大学成为公司、企业或银行，必然改变大学的模样。大学的目标绝不该是盈利，不是获取财富，它必须在校园与公司大楼之间筑起高墙。大学校园不可弥漫企业家、经理人的味道，它理想的状态应当接近不识人间烟火的象牙塔。
某些美国大学热衷于将大学与商业融为一体的“新型大学之道”。以培养人才为宗旨的学府和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显然不可能拥有共同的目标。大学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创业项目，但自己成为企业孵化器是否真有必要？如果大学让教师和学生都更热心于商业创业，成为以赚钱为宗旨的企业家，那大学还是大学吗？它还是培养人的地方吗？大学的灵魂是育人，是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而不是创立一门生意，或把大学生们都培养成资本家。
在理想大学校园里，学生和教师都深谙大学传统和大学之道。才华横溢的学生用优良的学习成绩来换取奖学金，教师和学生都愿意追求个人的艺术气质和修养。大学之道的根本就是大学文化——来自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化的文化。一所轻视人文精神培养的大学肯定令人失望。大学培养的是一个有个性、思想和灵魂的公民，而不是缺失人文品质、情怀和教养的“成功企业家”。理想的大学里一定充满大学的味道，它不是企业家镀金和经营人脉关系的平台，而是莘莘学子掌握各种驾驭生活、享受生活能力的天堂。
西方教育家说，真正的大学将永远只有一个目标——不是谋求衣食无忧，而是丰衣足食后人生价值的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学科教育必不可少，它远离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可以让学生从哲学、史学、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思考问题，掌握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就业是吃饭问题，成功是现实需要，但在校学生不应从大学时代起就承受“致富压力”，让“个人成功”把自己的一生毁掉。人生不能从大学起就完全被“实用性”所捆绑，而应朝着“非功利性创造”的目标奔跑。
应当承认，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必将在不远的未来改变大学的面貌。廉价、实用、方便、自由的远程教育或许会引领高等教育发展新的方向。大学也许不再需要优雅的校园，而是转变成“虚拟课堂”。据说美国旧金山的密涅瓦大学正在试行一项“革命性的教改”——网络平台授课与体验式教育。这一教改实验无疑将彻底铲除人们头脑中的大学模样：4年本科将在世界不同的几个城市里度过，教学依靠网络互动，学生宿舍和公用厨房就是网络课堂。校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国际大都市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学校将开创艺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自然科学及商科五位一体的学科教学。学生们将有机会享受现场体验式授课，并时常能够在与教师共进晚餐时进行学术探讨。
怎么样，密涅瓦大学是否正在描绘未来大学的模样？（作者：汪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