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如何防作弊 很少有老师愿意做警察，去抓作弊的学生。教育机构的目的，终归是通过测评激励学生去学习。教学思路上的改革，给作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如果学生想通过歪门邪道的方式解决作业和考试问题，会累得疲惫不堪。老老实实地学习，反而成为“捷径”了。 关于美国高校对待作弊的各种说法，您所听说的情况可能都是对的。学术不诚实，通常被视为个人品格问题，与一般学校所要弘扬的培养方向和价值观格格不入，故而在所有学校都被认真对待。 美国大部分高校对于“学术不诚实”的界定颇为广泛。如下这些情况，都属于不诚实：没有去上课，却没有在出勤记录中如实汇报；展示的研究结果，并无研究过程；应该个人做的作业，大家抱团一起在做；考试结束后，向下一学年的学生分享考试内容，等等。更多被“抓”的学术不诚实案例，则是考试作弊和作业抄袭。这些情况，很多高校的做法是第一次遇到，作业或考试判零分。第二次遇到，这门课判零分，可能需要重修。第三次遇到，惩罚更为严重，可能包括开除。对留学生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学生签证也将被吊销。 老师不可能总是火眼金睛，尤其是上大课的时候。为了更有效地防范作弊，美国高校广泛使用各种技术工具，识别、规避作弊的情形。越来越多的考试，被老师传到网络上。可能有人会觉得发到网上作弊更容易，事实上老师可以借助高效的课程管理软件，调阅考试数据，包括学生考试中间有无脱离考试浏览器窗口去别的地方。学生的行为，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电子足迹”。学校同时还可以使用锁定浏览的方式，让学生在考试中间没法打印、截屏、浏览其他网站。针对论文作弊的情形，现在很多学校有Turnitin或Safeassign这些工具，帮助老师将学生作业和网络数据以及过去学生的作业比较。如此，打假更容易，学校尽量去创造不让学生作弊的条件。 我所在的学校，要求每一个课程大纲都必须包括学术诚实方面的条款，最起码应链接到学校的相关政策。有的老师还有可能有自己的独特规定。总而言之，在这种类似于学术合同的课程大纲里，以及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上，把学术诚实界定清楚，让学生有知情权，这一点至关重要。 由于国际学生的增加，各国对于学术诚实的界定不一，灰色地带大量存在，我们也建议老师必要时给出相关辅导。比如美国的学术规范多如牛毛，相互之间千差万别，而且自身不断升级。老师现在经常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或者熟悉学术规范技术工具的工作人员，到班级上去做演示，好让学生有充分准备，知道怎样引用是合理的。 作为留学生、不知美国学校情况的借口越来越不好使，用多了老师会产生免疫力，更不能说在自己的国家大家都这样，这样是自贬身价，更让人怀疑其人品。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生在作业、考试上是否有不端行为，学生自己是有数的，他人判断起来也不难。如果一门作业，老师发现经常存在学生在一起合作的情形，可能会在下一个学期改为小组作业。 另外，一考定成绩的赌博式测评也遭到质疑。体现在教学设计上，那种高风险的大考，每一门课的权重在下降，老师对于学习效果的检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平时的小测验、讨论、作业等。小测验被用来激励学生去反思自己的学习，有的老师甚至让学生考多次，成绩不好回去温习，然后再考。如此一来，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学习。在这些变化当中，如果学生想通过歪门邪道的方式解决作业和考试问题，会累得疲惫不堪。老老实实地学习，反而成为“捷径”了。 (作者：南桥)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8日 本该明晰的是非渐渐变得“无伤大雅”？ 作弊现象并不可怕，年轻人一时混淆了“借鉴”和“抄袭”之间的界限，或教育，或惩罚，都是对偏差加以修正的正常手段。可一旦作弊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玩儿得越大越安全”的文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就会受到严重冲击。 凡是当过学生的人，必然与“作弊”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惯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国家，各类大考小考在磨练人意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令一些人产生不劳而获的幻想。于是，作弊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它既是一些人投机取巧的钻营之道，也在一些时候被视为对现行规则的反抗或挑战。 作弊自古有之。尽管那时作弊难度不太大、成本不太高，但风险极大。对于作弊者，最基本的惩罚手段是终止其以后参加考试的资格，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取消学位证”，书白念了，读再多也没法获得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身份”——功名。对作弊者惩罚最严格的莫过于清代，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考生将带枷三个月示众，杖一百，最后还要发往边疆充军，这也就相当于“作弊入刑”。 在现代社会，一般考试的作弊行为更多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而不会被上升到国家刑罚的层面。但那些受人尊敬的教育机构，的确对作弊的处罚十分严厉。比如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考试作弊的结果就是一个：取消学位。 不过我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却没有遇到过作弊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我本人不大赞成什么课都以闭卷考试的方式去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我看来，大学除了要教学生知识本身外，更重要的是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而后者是无法通过闭卷考试来检验的。不过对于在作业或论文中出现剽窃现象的，我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0分，重写。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黑白分明的。 比起教育机构里的考试作弊现象来，倒是那些“层次”较高的作弊行为更值得警惕。比如，科学研究的数据造假。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那起著名的“汉芯”造假事件，但此事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一个研究团队，用编造的数据和结论，虚构出了一款“中国人自主研发的CPU”，竟能成功瞒天过海地通过从地方到国家的层层审核，包括权威性极高的“鉴定专家组”，骗取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最后的结果是，项目的负责人不但未被施与除撤职以外任何实质上的惩处。去年在日本发生的小保方晴子科研数据造假事件的最终结果却是：撤回已发表期刊论文、当事人导师引咎自杀、当事人辞去自己的科研职位、当事人的博士学位亦被其母校早稻田大学撤销。这样的对比，难免令人产生“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忧虑：当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只是对大学教室内的作弊现象严厉惩处，却对那些更为“高级”、实际危害也更大的造假行为格外宽容，这将会给那些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们带来怎样的暗示呢？ 作弊现象并不可怕，年轻人一时混淆了“借鉴”和“抄袭”之间的界限，或教育，或惩罚，都是对偏差加以修正的正常手段。可一旦作弊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玩儿得越大越安全”的文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因为这相当于在鼓吹一种利益至上的赌徒心理：当预期利益不够大、不够诱人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遵守规则；可当预期利益足够大、足够诱人的时候，不择手段也要拼力争取。与在教室里作弊相比，更高层次造假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实在太低了。很难想象，当学校和教师在课堂上对涉世未深的学生们苦口婆心地讲述作弊之恶的同时，在他们身边却存在着远比考试作弊更恶劣，却从未受到应有惩罚的造假恶行，这恐怕是现行教育制度带给人们最大的讽刺。所以，尽管作弊时常被我们当作道德问题来看待，但我们真的不能将作弊的文化单纯地视为一种因自律不足而导致的道德缺陷。一个原本是非分明的判断体系，为何竟在很多人的流行观念中变得可以“商榷”甚至“无伤大雅”起来？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些道德之外的原因。(作者：常江 ) 摘自《 中国青年报 》2016年1月8日 不俗的大学之争 “不俗”意为未能脱俗。或隐或显的大学之争已是人间稀松平常之事。牛剑的赛艇传统经过了民间传说的演绎，使大学之争带上了更多的高校幽默和机智。其实大学之间不仅是必须的竞争对手，还常常是亲密的骨肉兄弟。“牛津是剑桥的母亲，剑桥是哈佛的妈妈。”这种“血亲”关系可以从至今源源不断前往牛剑的哈佛学子身上看出来，那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亲近和悠然动辄溢于言表。可以推想“老资格”的牛剑学子去了哈佛自然也有一种亲戚间走动的泰然吧！ 时下我国有些大学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深挖一下恐怕主要还是由于深重的名利情结。高等学府一向被视为人间净土，象牙之塔。但近些年在商业氛围的熏染下，很多高校面对名利无法超然。细细寻思起来，大学的名利之争主要集中在名分、名号和名次三个方面。一曰“名分之争”。名分一词，来自儒教。早先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称为“名”，相应的责任、义务称为“分”。在名分的教义下，进行人伦价值的判断，人伦价值即“大义”。儒家认为，只要人人遵守这个价值观，就能够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反之，如果违反大义名分的话，即使花费巨大社会成本也不可能维持统治。也就是说，明名分、序人伦，则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可见名分是何等的重要！大学间序齿排辈，职分脉络分明，本来不应有名分之争，但是行政化之下的大学名分都是由上级命定的，这就意味着一旦争得了名，也就将获得更多的利益配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分不清，分不清则事不成。所以，有名的大学不用愁，无名的大学愁白了头。为了进“211”，为了上“985”，为了升格，大学削尖脑袋，挤得头破血流，以至于血流成河的事情并不鲜见。我国高教系统绝大多为公办体制，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高校只有吸引上级的眼球才能得到相应名分和政策倾斜、经济资助等，为此高校就不得不干出点“名堂”来。但高校的名堂也得由行政来评鉴，于是高校们不得不奉迎上级、期待垂青，往往是领导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自然形成了大学对行政的依赖、对政要的攀附、对名人的热衷以及擅长形象工程的积习。什么是名分？有领导莅临指导就有了名分，有政要路过就有了名分，甚至有名人造访就有了名分。事实上，大学在追求这些所谓“名分”的过程中，大学的本真也就渐渐丧失。大学要的是学术品格和钻研精神，牛津培养了大量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首相，但大学精神从未丧失。当年在任首相布莱尔在牛津求学时曾因私事说情而碰壁，当他发牢骚时，牛津大学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授予他荣誉博士的计划。哈佛一脉相承了乃祖风范，要求学生“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培养的总统和富豪之多无与伦比，但是哈佛大学极少把富豪和总统挂在嘴边沾沾自喜，反倒是那些总统富豪们面对哈佛大学，甘愿低下高傲的头颅以示敬重和谦卑。高等教育的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引领作用，从人类文明演进看，那些历经百年千年的名校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坚守了自由独立的办学宗旨，不向世俗谄媚，始终挺着学术的脊梁，孜孜不倦地为社会造就栋梁之才，因而赢得了世人的由衷尊崇，成为名副其实、众人仰慕的“大学”殿堂。二曰“名号之争”。大学的名号多来自地名、特色专业名，或者创办者命名的。牛剑用了地名，哈佛用的人名。名正言顺固然有理，但一些大学频繁改名则显得缺少执持，也给世人不少纷扰。前些年刮了一阵大学“改名风”，要么前面贴上“国”字标签以显档次，要么后面续上“大学”二字以现气派，要么把地市名直接升级为“省名”……总之，就是贪大求全，听起来高大上，叫起来响当当！最好是能让考生对校名一见钟情，随即以身相许。当然，大学更名有时也是为了与时俱进。当政者追求高大上一时忽略校友还能情有可原，如果改得连在校师生都不乐意那就是极其麻烦了。大学改名原因杂多，《京华时报》马九器先生解剖得比较直白：“一些改名乃至纷争的本质，还是利益作崇、面子作怪，与学术倒没有太大关系。名字高大上了，一是图资源，二是图生源，三是图政绩。” 三曰“名次之争”。名次即大学排名，虽然历史不长但很受人们关注。有世界排名也有国内排行榜。世界大学排名起源于美国，1983年《美新》杂志率先推出全美的大学排名，现在每年一次，面向学历教育。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 (Quacquarelli Symonds)合作推出世界大学排名，2009年起参照汤姆森路透社数据排列推出独立的THE世界大学排名。2009年QS也推出独立的世界大学排名。其他比较有影响的，如荷兰莱顿大学世界大学排行榜，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的SCImago大学排名等等。国内的世界大学排名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2003年推出全球第一个世界大学排名(ARWU)除了综合性的大学排名，国内大学中还有各种单项排名。既有官方的数据，也有民间的序列。仅以留学生教育为例，现在同行们很为关注的是“学生规模排名”，学生规模中尤重学历留学生规模。大学排名对于大学的形象推广与其国际合作对象的行销上，有着深远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关系对于研究水平、学术项目和师生的交换，对未来的学生来说，具有指标性的作用。据统计，有57%的受访者说，机构的排名影响着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家是否愿意与他们合作；而34%的人认为，排名将影响学术或专业 组织是否接纳他们为会员。坦白说，目前世界大学排名中，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大学尚为数不多。于是国内大学排名就尤受关注，不管是哪种排名，最重要的是“榜上有名”。“金榜题名”乃人生伟大理想之一，大学情同此理。一旦名列前茅，大学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在各种场合拿出来晒一晒，自觉光彩照人。设想在没有大学之争的漫长岁月里，大学按照它的本性向前发展。在大学没有刻意于名分、没有太在意名号、没有紧盯着名次，而只是专心致志做自己的时候，大学反倒是真正的大学。当然，我已说过大学之争是必须的。大学之争不怕世俗化，单怕庸俗化。（作者：柯玲）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6年第l期 待改革的中国大学 一 2013年1月27日晚上，我跟一批来自沪上各校的理工教授聚餐，大家聊到目前中国教育制度，说到其中的乱象或者说“反动”现象，我当下概括出如下四条： 1.如果让现在的大学教授参加高考，那么没有人能考上大学。我说这话时，没人敢反驳我，因为在座的教授们，无论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有这样的自信。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教育制度之变态和病态的最集中的表达，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考得上现在的大学，而我们作为大学教员，竟然要教这些在考试方面堪称我们老师的学生。——这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小孩子们有多罪过！ 2.所有人都不满于制度，但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制度。所谓所有人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学生们最弱势，自然是无法反抗的，而家长们则一边心里嘀咕着，甚至骂着娘，一边在周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定休息日！）把小孩带到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去。——这事可谓荒唐透顶。 3.公民有钱想交给大学，想求知问学，但大学却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有的公民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智力不高，但我想交钱读点书，行不？公民最后哀求说：我确实不可能在四年之内毕业，但我交钱，我多交点钱，行行好，让我读点书吧，人家智力好的花四年，我就花六年时间行不？——但我们的大学却断然拒绝，这像话吗？ 4.公民中有幸运者揣着钱进了大学，却被告知只能读这个专业，只能修这几门课，别的都不能选。我们的大学里至今未给予学生们选专业和选课程的自由。这就好比说，你进了饭店，要点几道吃的菜，但有个凶神恶煞的服务员跑来跟你说：不行，你不能挑挑拣拣的，你只能吃这几道菜，别的菜你是不能点的。——这叫什么事？ 中共十八大有一个最大重点和亮点，就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不知道所谓“重要领域”具体是指哪些，但我想，其中一定包括教育——我们的教育事业是欠改革的！ 上面四条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推出我的讲法：欠改革的中国大学。 二 大学欠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尽人皆知的。上面列述的四条其实也就是后果，也是尽人皆知的。不过在此我仍然愿意做两点总结： 1.中国现在的大学水准低，未实现大学的本质。按说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在国际上甚至给人“暴发户”的印象，总归是不差钱。但中国的大学呢？英国最新的亚洲大学排名（2012年），香港科技大学是“亚洲大学第一名”，大陆“名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只排在第13名和第16名。这个排名，据说已经显示内地高校的骄人成绩了，但大陆那些牛哄哄的大学们依然无一进入亚洲前十。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最新发布世界大学排行榜（2012－2013年），大陆的北大、清华名次较去年有所提升，分别位居第46和第52位。而榜单前10位，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分占7席和3席。中国香港的大学争得了200强中的4席，弹丸之地香港成为世界上顶尖大学密度最高的地区（均据网络新闻）。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的大学不但不能跟欧美的大学相比，甚至在亚洲也未进入一流队伍。实在是令人羞煞！ 我愿意指出的是，中国大学之所以处于低水平，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我们的大学制度未满足和体现大学的本质。大学没办好，创新能力当然也匮乏，于是人们就傻傻地设问：为何我们没有创新人才呀？——这还用问吗？科学家钱学森的问法好像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还用问吗？于是也有人开始无奈地缅怀民国时期的大学，那时候多艰苦，但西南联大却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2.我们的子弟和人才流失，出国潮愈演愈烈。这当然是大学没办好的必然后果。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出国潮的主因是当时国内经济条件差，科研条件不好，留学主体是大学毕业的中国成年公民，那么到如今，现在人们不再是因为经济，而更多是因为不满于现行教育制度而出国留学，留学主体则成了低龄学子。不久前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以每年增长20%左右，2011年达到近34万人；九成留学生为自费生，且留学生年龄趋于低龄化。留学大众化、低龄化，反映的是民众对现行国内教育制度的深度拒斥和厌恶——切不要以为家长们都有钱，没地方用，只好让小孩到国外花；切不要以为家长们都愿意让小孩们（多半是独生子女！）远走他乡。那叫没法子的事！ 三 本人1980年上的浙江大学，学的是地质学。即便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的大学，大约也比现在的中国大学更像大学，至少精神气是有的。现如今的大学呢，竟连这份精神气也没了，差不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 1984年大学毕业后迄今已有28年，我的人生轨迹可以用下面的大学名称串连起来：山东矿业学院（现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3年）——浙江大学（2年）——南京大学（2年）——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5年）——浙江大学（3年）——德国伍泊塔大学（2年）——浙江大学（1年）——同济大学（10年）。我于1996年在浙江大学混了个哲学教授，至今也已经满16年了，无疑是个老教授了。浸淫已久，我与大学已经密不可分，自然会有种种切身的感受和体会。 我常常设问；我们为何办不好大学？有一位知名学者曾愤愤地说：关了教育部，我们的大学就办好了。这话引起了许多人的赞同。但，别国也有教育部呀——哪个国家没有教育部呢？所以问题恐怕不在有没有教育部，而在于代表政府的教育部怎么来组织和管理中国的教育事业。 凡组织必有制度，必有管理。我个人以为，一个好的组织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组织内部人人都知道谁是“老大”；二是有一套制度来限制这个“老大”的权力。我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土气，但我以为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所在。有了这两点，一个组织才能有序、有效地运转。 对照我们今天的大学，我认为就没有达到这两个要求。教育部说：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实在是特别有智慧的、也特别让人痛苦的一个规定，是存心让人不明白谁是“老大”。“领导”的是党委，而“负责”的是校长——“领导”的不用“负责”？“负责”的并不“领导”？于是在不少大学里，书记和校长难免处于紧张博弈和斗争中，经常是嗓门大的占了上风，但终于让大家明白了谁是“老大”，倒还是好事，最可怕的是到书记校长任期结束也未见分晓，还在“肉搏”中。因为大家难以弄清楚谁是“老大”，因此上面讲的第二点，即所谓要有一套制度来限制“老大”的权力，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为大学组织正常运行起见，我很想建议教育部，直接明文规定：党委书记是大学的“老大”，或者，校长是大学的“老大”。总之是要让我们明确地知道谁是“老大”——唯一的“老大”。然后才可能走第二步，启动大学民主，以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等来限制作为“老大”的党委书记或者校长的权力。第二步同样重要，若没有对“老大”权力的约束，则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换了个“老大”，学校就变个样。 其实说到底，谁是“老大”，也应该是由大学教授们（甚至全体教师）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上面”来任命的。“老大”的合法性有问题，再加上没有一个制度来约束不明来历的“老大”的权力，你说这个大学还能办好吗？（作者：孙周兴） 摘自《爱思想网》201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