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理作用下，学生开始学习知识和掌握技巧的时间一再提前，小学中学化，幼儿园小学化，勇往直“前”，恨不得提前到娘胎阶段，留给孩子们用于玩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大学对招进来的学生评价越来越低，不得不下大力气去补基础教育落下的“功课”，纠正基础教育的偏差，重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接力赛，前一棒的任务没有完成，后一棒就不得不先把前一棒的“旧帐”还上，才能启动自己的赛程。但现实往往是“旧账未了，新帐又来”，高等教育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需要大学提供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在前后两方面作用力的夹击下，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预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目前中国社会另一个显著的吊诡现象：一方面，企业和各类机构迫切需要能够开拓事业，承担责任的各类人才，但放眼望去，几无可用之人；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急于落实工作单位，却发现很难找到愿意雇佣他（她）们的机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迫使政府不得不一再出台各类治标不治本的激励措施。市场是最敏感的。如果用人机构愿意支付给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低于农民工，那只能说明它们对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或者说大学毕业生为它们提供的价值低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事实性下降。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即使在当今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高等教育的成本直线上升，但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却并未随之提升。延续了数百年的“学历=能力”公式似乎受到现实社会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也迫使美国顶尖大学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本科教育教学的形式与内容，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生的事实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的确，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其变化的速率正在超越人类的想像力边界。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但大学并不完全为当下的现实世界培养人，更重要的是，大学所培养的人将要面对未来的世界——一个可能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二十年前的人能够想像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吗？不能，正如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无法想像二十年后的世界将会怎样。因此，本科教学的本质，就不在于教给学生过去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即使不会过时，也很难应对未来世界的变化——而在于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他（她）们处理复杂资讯的能力，启发他（她）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好奇心，使学生能够面对未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帮助他（她）们解决未知世界面临的难题。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然而，中国的本科教学正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无法适应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学生越来越不提问题，不会提问题，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学生很少有提问题的欲望，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即使勉强提问，提出的也很难称其为问题。
如果说，在传统的“演讲式”课堂里，学生不提问题尚可蒙混过关的话——他（她）们只需带着耳朵来听即可，甚至不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教师无法进行有效监控——在新的“研讨式”课堂中，不提问题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无法组织教学。“研讨式”教学必须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讨论就要提出问题，提不出问题讨论就无法开展；二是教学质量降低。课堂时间极为宝贵，如果学生不提问题，时间就会在沉默中飞速流逝，学生不能在课堂里接受必要的训练，其结果将比原先的“演讲式”教学还差——在那里至少他（她）还接受了一些信息；三是无法产生实际的教育效果。由于无法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在课堂里接受不到对他（她）们而言极为重要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事实上，如果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话，“研讨式”教学就只会变成一个吸引眼球的教育改革措施，却起不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其次，学生正在丧失极为宝贵的思考能力。他（她）们习惯于跨越过程，直奔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是结果，就一定是确定的，无非是好的结果和不好的结果而已。但全球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挑战在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面对的世界，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学生不能从过程入手去思考、分析、研究问题，而只追求结果的话，当他（她）们一旦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将会手足无措，陷入迷茫和恐惧之中。反之，如果学生不断养成思考的习惯，特别是形成了批判性思维的话，当他（她）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时，至少他（她）们心里不慌，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
第三，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上课、上网，却很少读书。由于思考能力的丧失，学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迷茫和恐惧。他（她）们不得不选修大量课程，企图通过学习知识使自己充实起来，用课程填充时间。在他（她）们的意识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手，心里就有底儿。然而，当面对未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你现在所掌握的技能性知识也许不能帮助你有效地解决未来面临的难题。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学期开始时，学生拼命地选课修课，力图使自己充实起来；学期结束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空虚之中——除了拿到了一个分数外，还剩下些什么呢？再加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读书，因而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导致思考能力进一步退化。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看起来，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考试招生制度的评价上。长期以来，由于大学招生的唯一依据是高考(精品课)成绩，学生进入好大学的唯一路径是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分数，迫使中学、家长和学生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旨在提高分数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中，由此逐步形成了上述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学生不需要提出问题，只需要回答已知的答案。所有的笔试都不需要学生提问题，也没有给学生提供提问题的机会。因而，在围绕考试所进行的训练中，当然不会给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留出任何时间，只会在不断的重复中提高学生填写唯一答案的技巧。在长期的应试训练中，学生逐步丧失了提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第二，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熟练和准确。经过近40年的高考，围绕知识点的题目几乎枯竭。在“减负”的压力下，高考题目越出越简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逐年攀升上。能够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对试题的熟练度、准确度和反射速度。思考过程被省略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考试中，学生已经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反映出唯一的正确答案。据说，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将反射训练做到极致，甚至可以将学生眼球停留在某一知识点的时间精确到毫秒，以监测其对知识点的纯熟度，并进而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已经不是在教育人，而是在训练毫无感情可言的冷冰冰的机器。
第三，学生不需要读书，只需要搜索和获取答案。对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言，是否理解面前的符号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看到了符号之后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因此，在大规模重复性训练模式下，读书和思考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副作用——在读书和思考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就意味着花费在做题训练上的时间越少。在学习总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学生的选择当然是不读书。
这种旨在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敏感度的高强度训练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没有任何人会给你提供确定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需要你自己去探求和追索。当教育机构不断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熟练程度的时候，社会和用人机构却要求离开校园的毕业生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答案——甚至需要他（她）们自己去寻找问题，南辕北辙的两个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匹配呢？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必须下决心改变大学招生录取的“指挥棒”。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但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几乎消耗殆尽。如果不能从创新性人才培养出发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人的自主创新，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将会延缓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就业岗位的提供，最终体现为失业率的上升，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教育机构不能只满足于让学生毕业就万事大吉。如果毕业生的质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最终也会影响教育机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未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力求打破应试训练的“魔咒”，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现在的关键是不宜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而要充分发挥微观教育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加快研究和落实具体方案。
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要加强对学生思维和思考能力的训练。中学和大学只是教育的不同阶段，这意味着，尽管在两个阶段里学生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但学习方法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完全可以在中学阶段引入大学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大学在影响中学，而是中学应试训练模式由于惯性作用在侵蚀大学的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借鉴美国教育的成功经验，通过大学先修课程和研究性课程等方式，提早帮助学生形成正确和有益的学习思维习惯。
最后，要通过课程激发学生兴趣，引导他（她）们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早已使人们意识到，学习是终身的使命。没有任何人能够一劳永逸地用在学校里掌握的知识和技巧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大学会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机会，企业和机构也会为自己的员工提供进一步的职业和非职业的培训，目的都在于使人们能够保持“不断充电”的状态。但无论何种培训，都无法替代终身阅读习惯带给人的价值。终身阅读习惯不仅为解决未来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人克服在人生发展历程中可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境。在最艰难的时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前辈先贤的经典会带给人智慧、勇气和信仰。这样一种宝贵的习惯，如果到大学再去培养，显然是太迟了，最好是在中学阶段，通过课程本身的学习，就可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阅读，勤于思考，这才是基础教育真正的价值。（作者：秦春华林莉）
去年10月，美国媒体刊发报道称“中国造核动力航母尚需时日：冶金落后”。所谓冶金落后是指中国严重缺乏建造航母所需特种钢材的冶炼能力。我国现在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却腰杆不硬，原因是衡量一个钢铁强国的标志是看特种钢材占钢产量的比重，美国特钢比重占22%、日本占28%、瑞典占50%，而我国仅占5%。这造成我国钢铁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建造航母所需要的高端特钢的研制能力严重不足。
航母是大国科技、工业精华的结晶，大国只要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如冶金技术、特钢），航母的建造与性能就会大受影响。所以，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区别在于，大国必须建立一套既独立又全面均衡的科技、工业体系，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这就要求我们工科高等教育也必须全面而均衡，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然而，与国家需求如此迫切不相适应的是，我们缺乏该方面的一流技术人才。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翁宇庆院士曾多次呼吁，我们现在钢铁研究队伍严重缺乏后备人才，现在的年轻人都倾向于搞金融、经济，很少有人愿意学冶金，搞钢铁研究。
不仅航母，中国航空工业在发动机领域也受到技术瓶颈的困扰。近年来，在国家高度重视下，我国对航空发动机研发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虽然“不差钱”，但对国外的追赶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而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像吴大观这样的大师级航空发动机顶尖技术专家。目前，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6人，人数实在太少。
笔者认为，中国特钢、国产航空发动机落后症结就在于严重缺乏顶尖技术人才，这与金融、经管专业报考过热，大量分流理科状元密切相关。理科状元集中报考名校金融与经管专业，已然对产业技术人才形成“掠夺”。
在金融业超高薪酬的诱惑下，全国各著名高校金融专业的报考都热得发烫。另外，国企、民企、外企高管们的高薪也有很强的吸引力，考生们纷纷报考名校经管专业以圆自己的“高管梦”。
北京大学以文理见长，北大文科专业最火的当属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经管专业，这两个专业每年不仅吸引了全国多数省级文科状元来报考，而且还通过文理兼收方式吸引了不少省级、地市级理科状元来报考。
清华大学以理工见长，但清华大学报考最热的并非是工科，同样是该校经济管理学院的金融与经管两个专业。过去清华录取理科状元大都报考工科专业，而如今他们当中学金融、经管的越来越多，学工科的越来越少，这几年清华金融、经管专业录取省级理科状元比清华任何一个工科专业录取的省级理科状元都要多。
总之，名校热得发烫的金融、经管专业已成为以理科状元为代表的中国理科优秀人才的首选，但中国的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仅靠金融与经管人才就能实现吗？当然不是。但现在，理科优秀人才“逃离工科”现象愈发严重，工程师职业已逐步丧失了对理科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这必然导致了产业顶尖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
即使有一些理科状元报考理工科专业，一般也局限于报考北大清华的理工科专业，不会去选择报考北大清华之外的其他著名高校的理工科专业。但是，北大清华虽是中国顶级的两所名校，却不是什么理工科专业都有，也不是什么理工科专业都是全国最强。例如，北大清华均没有航空发动机和钢铁专业，航空发动机专业最强的是北航与南航；钢铁专业最强的是北京科技大学与东北大学；造船专业最强的是上海交大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军工专业最强的是西北工业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仅就航空发动机和钢铁这两个传统工科专业来说，虽没有金融、经管、计算机、生物、通信等热门专业那样时髦和风光，但关系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所以非常重要。
管理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木桶原理”，一个木桶容量取决于水桶中长度最短的木板，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发展中，顶尖技术人才应均衡分布，各个专业和领域都需要顶尖技术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不能有短板，否则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以至于被人卡脖子，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大国更是如此。
笔者认为，理科高考状元不是一般的考生，他们具有超人的智商与学习钻研能力，他们经过培养更有可能成为我国所急需的顶尖级技术人才乃至院士级大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名理科状元去报考航空发动机、钢铁等传统工科专业可能比100名普通学生去报考这些专业意义大得多。而现在的情形是，报考金融、经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的理科状元过多，就必然出现一些领域和专业（如航空发动机、钢铁、军工等）顶尖技术人才严重偏少的不均衡状态。
笔者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听任理科状元一窝蜂报考金融、经管专业，不能对理科状元的报考学校和专业的选择釆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应该引导理科状元的专业志趣，均衡报考，鼓励理科状元报考除北大清华之外的其他重点高校的重点工科专业（如航空发动机、钢铁、军工类等专业）。要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前提是三百六十行均有理科状元报考，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均衡发展，才能避免出现“最短的木板”，才能为各个行业都能输出顶尖技术人才。（作者：刘云）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3月1日
有一次聊天聊到中美教育的差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跟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打起了手势。施一公比出一个拇指肚宽的距离说，“如果说这是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准和顶尖水准的差距的话”，施一公又伸出两个胳膊，比画着说，“这就是中国学生的差距”。
施一公解释道，“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生的平均要求并不高，但会给顶尖的学生很多机会；而中国大学把本科专业的基本设置提得很高，这就减少了他们其他方面的发展空间。到了博士阶段，这些‘领头雁’就会出现潜力不足的情况”。
解决这一问题，施一公和甘阳开出的“药方”都是通识教育。从北大元培、复旦学院，到中山博雅、北航知行……十多年前，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数年过后，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既有收获，又遇到了阻碍。
最近10年，甘阳感受到了两个变化。10年前，通识教育的名字还是“人文教育”。他记得当时开会时，很多领导和他打招呼，说通识教育这个词“比较敏感”。10年后，几乎所有校长的致辞用的都是“通识教育”。
和10年前相比，甘阳看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壁垒已经逐渐瓦解，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影响到专业课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文科的教学方式，“现在年轻老师不会像10年前一样讲概论，教学无一例外都会以经典为中心，会有讨论课”。甘阳相信，这是推动通识教育带来的成果。
事实上，有关通识教育的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关于通识教育的辩论引起了校长和教授的冲突，经过了二十多年时间，通识教育体系才成形。
今天中国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也正在走向共识。2015年，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发起的“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正式宣布成立，希望为高校面临的共同困惑找到出路。
的确，这几年通识教育由个别院校的试验转向各级各类院校的蓬勃发展，由单纯的课程体系走向了包括教学改进、助教培养、本科生院建设、书院制度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越来越多高校的通识课程逐渐从“课间加餐”变成了“正餐”。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所有课程都有相当严格的阅读、写作要求，这些通识课程的要求和学生要付出的时间，都跟清华最强的理工科专业课一样，甚至还要吃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识课对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来说，是一架很难摆平的天平。
“一个专业人士怎么向非专业人士讲？一种是讲成专业课，学生接受起来困难；一种是讲成通俗易懂的课，但很容易讲成‘水课’。”强世功解释道。
刚在北大推进通识教育的时候，强世功发现，很多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没有兴趣给非理工科的学生上课，“即便有了兴趣，这些专家、院士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门外汉’讲那些特别专的知识”。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孙向晨，也发现了通识课讲授中难与易、通俗与专业之间微妙的矛盾，“课程质量不高，学生对教师有意见；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提高，学生就不愿意选这门课”。
20世纪末，中国大学导入与学分制相配套的公共选修课制度，这也为中国通识教育的发轫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大学非专业课资源相当匮乏，这类课程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概论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校开始试着在课程体系上进行重塑和突破。一些学校开始从上述公共基础课、文化素质课和专业基础课等现有非专业课程群中，逐步收集遴选比较符合通识理念的课程。在清华教授史静寰看来，“这是一种折中方案”。
在此类的改革中，以复旦大学最具代表性。2015年4月，复旦正式推出以“基本课程单元”建设为核心的新一轮通识课程改革。核心课程的每个模块不再是一门门独立的课程，而是一套有系统的“基本课程单元”，通识核心课表从“菜单”变得更像“地图”。
不少通识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坦言，推动学校通识课最大的阻力，来自专业教育。
在很多学校，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之间有非常严峻的矛盾。在时间分配上，由于专业课本身就十分繁重，导致学生拿不出足够时间来上通识课。尽管新雅书院在通识课和专业课上进行了平衡，但学生要以相同的时间精力，投入到非专业通识课的学习中。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校开始对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动起了刀子，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如复旦大学2012年设立志徳、腾飞、克卿、任重、希德五大书院，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本科培养全过程。另一种改革路径是成立“通识教育学院”，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等小规模、全方位的改革试验。
在诸多改革路径中，大部分学校都将改革重点放在以核心课程建设，来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复旦大学12学分、中国人民大学11学分、中山大学16学分，用这些通识教育课的“四两”来拨动专业教育的“千斤”，使核心课程成为学生专业学习的“助推器”。
孙向晨说：“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使其在专业教育中能够作为‘药引’发挥作用。虽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学分不多，但通过通识的视野，能把专业教育中的育人思想激发出来。”
随着通识教育改革的推进，一个共识也开始在高校形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抢夺课堂时间，两者可以相互融通和促进。（记者：刘博智）
【编者按】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钱学森之问”更让我们陷入沉思。考察现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不难发现：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着视野狭窄和人文素养缺乏等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界也在努力尝试。实施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项改变这种现状的举措之一。尽管通识教育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对其仍有探讨的余地，以利于其更好地实施，达到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初衷。为此，本刊特刊发两篇通识教育的文章，供读者品评思考，以期推动和促进通识教育在我国的探讨和实施。
在美国谈新型教育模式，研究它在教育上的成功事例，绕不开杜威这位教育工作者。这位秉持哲学思维，间杂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是地地道道的教育业内人士。杜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后进霍普金斯大学研究，18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先驱。杜威以其庞大的教学思想体系著称于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等。作为美国20世纪教育的关键性人物，杜威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迂腐的美国教育，而且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美国的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深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一是“教育及成长”，教育人的过程就是培育人的过程，因此他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与刻板，鼓励启迪式教育。二是“教育者如同旅游向导”，教育历程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三是“教育要为国家打造栋梁之才”，杜威认为，教育不仅能传递知识，而且更能培养出一个对国家、社会负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重任的有用之才。在杜威看来，一个人的知识并不占其绝对优势。相反，“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所以，学校教育学生一定要考虑对学生道德修养和思维能力的综合培养，变“学会为会学”，使其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处变不惊，运用自如。
杜威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交往，他1919年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行踪所及，无不受到教育界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欢迎，胡适和陶行知均师从于他。杜威式美国教育体系，极大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教育，当年学校教育一直以博学和宽泛的教育思想为主线，实行专才与通才并举的教育方针，学生在德、智、美方面均得到全面的教导和滋养。赵元任、林语堂等一大批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将国外的先进教育模式引进国内，逐渐在学校建立起“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体系。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主张下，以“学堂乐歌”这种音乐文化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承载了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就向世界发出了教育领域里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第一声。
自从有了杜威的真知灼见，美国高校才注重“全面培养和开发学生潜质，不单一地将他们引入象牙尖领域”，正是多年的坚持，才使这个国家从一个区域走向另一个区域，从地球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最终走向成功。当然，在美国教育由“专才”转向“全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推行起来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势态转机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看似与教育完全无关的大国间军事角逐的结果。20世纪中叶，美国在教育上逐渐个性化且散乱无章，由于州与州之间相互的法律不一，所制定的教育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也不尽相同。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碎了美国超霸世界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教育精英借此说事，《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由此问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B﹒南科特秉持杜威育人续进的思想，认为美国教育上的缺失已经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一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其矛头直指当权者的官僚与迂腐，尖利的批评之声传到了白宫，成为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不得不去思考的大事情。
静心思索，杜威思想所及完全击中美国教育要害，一个靠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散乱群体，不能形成向心力。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过：“教育家是把思维的方式给予学生，而不是单纯教他们的生存之技。”美国教育从单一培养学生为尖端的科学人才，调整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杜威是引领者。不仅如此，美国教育借杜威学说之力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其思想影响下，当我们透析美国文化发展，会发现其突出特性即在于“实用”二字。在“实用”哲理的作用下，美国人学会了急功近利的艺术法则，一切均可以借鉴，一切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爵士乐不是美国货，它是西非黑人思恋家乡的“灵歌”，后演绎为“布鲁斯”抑郁的音调，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乐风。摇滚也并非源于美国，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舶来品，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是摇滚乐的鼻祖，后来也在美国落户，摇身成为美国文化的主体。至于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大众口味，百老汇歌剧里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情调等，都含混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多元因素及“拿来”后的“实用”性。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开山鼻祖的杜威，帮助美国在文化上迅速建立国家文化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在1954年推出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是否照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尚难定论？这里姑且不论。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们学会了用哲学的方法去看教育的问题，哲学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恰恰美国以往在教育上难于承载的正是这点—教育成了一种应用科学，而不是思考的科学，没有创新，没有联想，更没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究其原因，一杯苦涩的美酒终难让人吞咽。认识到这点，我们已经走进杜威先生的教育殿堂，领略哈佛大师那本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书籍。
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围绕“通识”二字大谈特谈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本书对其的定义，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阶段、持续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把人的实用性和急功近利的眼前利益抛在脑后，致力于人在多学科知识海洋中的翱翔。换言之，是通过专业知识教育的桥梁，将人文学科中的文学、艺术、音乐和社会学科中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科学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内在向心力。在教学中，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之情、艺术之美、史学之境、科学之理、社会学之通达、自然科学之魅力，完全突破学科的界限，任思绪在学术的空间遨游飞翔。在南科特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他灵便轻巧地论述了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的区别。通识教育英文原意为“general education”，它翻译过来有多层中文意思：“通常的”“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相对专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是相反的一对词。哈佛大学学者们认为，“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不仅如此，专家们在研讨中进一步推论得出，美国教育理应遵循杜威先生在教育上所主导的思想，把人培养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会“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养成一个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自由，这个字眼在美国学者和社会中被多次提及，甚至泛化，在学术上的自由给学生留下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是美国教育工作者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个以突显个性、置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度，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而战。在纽约的上港码头，那尊矗立在河中央的自由女神，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终极目标的美国人，看似将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用于美国的社会，实则是不折不扣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灵魂。从美国历史深究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根据“自由”与“多变”的社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针，更替办学思维，这正是其成功的真正缘由。“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可见，美国教育之成功，其中闪烁着杜威先生的教育和哲学上的思想光芒。一个视教育为国家前进动力的政府，没有理由在科技、文化、经济上落伍于他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出：美国的成功，首先成功在教育。
哈佛大学如何选择通识课来作为高校教育改革之刃？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在其学者们看来，大学里的人文知识是育人的必经之路，以“博学”克服“尖端”之不足，让学生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领域中吸收养分，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寻找一种“黏合剂与盟约”。进一步论证哈佛大学育人之道时还发现，在培养学生学识时，他们尽量给学生营造一种艺术般的“诗境”，“正如通过诗意，即对于通常事物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人们的思想才会最深刻、最根本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是史诗、戏剧、小说还是哲学都是人类伟大的思想智慧的集成，并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人”。通过此番话的解读，或许我们理解到哈佛大学推行通识课教育的实质性意义。就经济学的眼光而论，艺术和文学均为一些非功利的学科，它不能够用实用和金钱来衡量。但是，它能够触及人的思想深处，影响人的行为乃至一生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极为强调教育对人的终身性作用。他认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他把握住了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特别强调人在教育中极强的参与意识，“这个意识几乎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事实证明，人在接受知识时有很强的参与性，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能不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扼腕；在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时，为那些精美绝伦的诗句幻化出的美景而感动；在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时，不能不为在饱受苦难、孤独、失聪后还能挺直腰板站住，并写出生命绝唱的顽强生命力而欢呼……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你在艺术中领略到的那种魅力和精彩，实在难于言表，进而你就被感染，成为艺术中的一员，去欢腾、狂喜、尖叫、哭泣。杜威认为，美的艺术在产生过程中能“使整个生命具有活力，使欣赏者通过欣赏作品而拥有他们的生活”。杜威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他的学问中包含着对他国文化的宽容和理解。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先生对北京风俗和中国汉字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两极，一端是以美国为轴的欧美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欧洲文艺复兴伊始，笛卡尔为首的人文主义思想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调人权高于神权，看重人的自身价值和能力。欧洲文化其出发点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理性和科学的催生下，美术上产生了“光学”与“透视学”，涌现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欧洲人文思潮推动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此时在教育上产生了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对抗神学院的世俗大学。在世界的另一极，以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亚洲文化纽带，日本、越南、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受益匪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由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在多元文化框架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体现出人文精神、伦理本位、天人合一、尊君重民、尚中贵和的文化特征。杜威对这些特征心知肚明，他在著作中也有论及，“教育为一种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可以靠学习中文得到锻炼；推理的敏锐，可以在讨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细微区别中获得”。此番论述，可以看出杜威深谙中国文化，他接触中国文化之初，首先突破的是语言，方块字汉语系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英语，区别甚大，杜威在接触中国文化时，思维上一定遇到挑战。因此，他才建议世人在锤炼记忆力和观察力时推荐汉语。据此，也形成了学识宽泛、视野宏阔的自身。在谈到杜威的教育成就和学识时，胡适坦言道：“我们可以说，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未必有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他的成就在于：“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第二，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分开可以两步说，其一，历史的方法，其二，实验的方法，均成为一种普世的教育价值观，值得借鉴”。对于杜威的赞誉，可见一斑。
大学的意义何在？在杜威的论著里，字里行间蕴涵着这一严肃话题。大学是一个智慧的容纳库，里面盛满人类知识的结晶，学生的思想不仅在这里能够得以升华，而且他必须感觉到这里有着最活跃的思维体系、宽松的学术气氛、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场景中对他的学生施教，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合理的思辨力、生动的想象力，以及良好的口才和出色的协调能力。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真切地对他的学生和同僚们说：“大学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培养出学生开放的心智，训练他们审慎的思考习惯，调教出学生哲学的思考方法，谦卑的学习精神”。哈佛大学所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将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所有课程纳入教育的大平台，解决各专业本身的相异，同时使得知识间互通与互鉴。其实现途径展开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发布必修课，突出专业的特点；第二，设立综合导论课，加强基础能力的训练；第三，强调通选课，以兼顾文理专业和不同学科的要求；第四，推出艺术课，启发学生的灵智，培养年轻人创意性思维的能力；第五，名师导读课，让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教学第一线，让学生领略他们的风采，吸收他们的智慧，聆听成功的经验。哈佛通识教育闻名全美，成为教育之楷模。在他们的通识课程中有对通识课这样的阐述：“我们与其努力传递我们所欣赏的各种建议，不如表达这样一种希望，即继续推进这些做法，并把我们对学院通识教育的进一步讨论限定在一所具体的高教机构—哈佛学院”。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立，意在克服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突破专业的局限，这与杜威教育理论和他所持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杜威曾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家长和教师，务必使儿童和青年生动活泼地获得最大可能的数量的观念，使其成为主动的观念和指导行为的动力。”杜威这里所言的在接受教育中要做到“生动活泼”，与古希腊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归结美国教育领先于世界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始终都在一种危机下生活，就是在宁静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会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去关注他国的动向，由科技上的暂时落后引发教育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思想体系又在一代哲学宗师杜威的庞大思想体系引导下，不偏不倚地从始点到达终点。（作者：李天义）
第一，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creativity）。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在我看来，创造力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
这三要素有如下含义。创造性精神是一种心态或称心智模式（mindset），它是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总想与众不同的渴望。爱因斯坦有创造性精神，他是科学家。体现在创业上，创造性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创造性思维不是通常的思考，而是一种超越现有框架的思考，英文叫think out of the box，意思是跳出框子的思考。创造性能力是指能把创新事干成的能力，包括把创造性思维转换为创造性行动时必须应对的方法，比如面对失败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调整自己的能力等。
第二，由于我们熟悉和惯用的教育模式从根本上说不能培养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培养具有创造力“三要素”的人才非先要改革教育，创新教育模式不可。比如，当我们的教育要激励创造性精神时，我们就不应该打击标新立异，而要鼓励勇敢。当我们的教育要鼓励创造性思维时，我们就不应该反对胡思乱想，而要鼓励想象力，鼓励批判性思考。当我们的教育要关注创造性能力时，就不应仅仅灌输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础，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养。
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宽松和容忍的教育环境。只有自由、宽松和容忍，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创造力教育的。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是否就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那可不一定。我要说的第三点想法并不显然易见：正规教育本身，无论是哪种，都很难避免造成降低创造力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与培养过程共存的“副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培养学生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的、熟悉的一套教学方法、评估方法、选才方法，只要对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会让“极端”的人或人的“极端”想法变得更加的“正常”从而导致“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正规教育过程本身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提高“均值”的同时减少“方差”。
这就形成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上的一个“悖论”：尽管教育能够有助于提高创造性，但是这种帮助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平均水平上。这种应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无法预测的创造性减少。这并不是说创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是说经过教育过程后，原来具有创造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创造性了。我们观察到，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没有读完大学本科，马斯克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他们受到的正规教育都“不完整”。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完整的正规教育，才使得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幸存。
这就提醒我们，正规人才培养过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进。如何对应呢？我要说的第四点想法是，在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框子，去关注与“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发现”和“保护”那些不寻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极端”的人和有“极端”想法的人。比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创造环境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当他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发现，去欣赏，去保护。我们从事教育，从事培养人才，要谦卑一些，要善于去发现那些不符合已知标准但有创造力的人，要去给我们看不惯的人也有成长的空间。
总结一下我的上述四点想法。第一，创新型人才的核心是创造力，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是创造力的三要素。第二，培养人才的创造力必须先创新教育模式，自由、宽松和容忍的环境是必要条件。第三，正规的人才培养本身，不管多么先进，在增加平均水平的同时具有减少方差，减少创造性的趋势。第四，在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那些在常规标准下不寻常但是有创造力的人。（作者：钱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