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个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概念证明中心，为大学科研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等个性化的支持。
美国商务部在其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称概念证明中心是美国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在近期透露，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那么，发达国家如何促进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今天，我们就从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s，简称PoCCs）谈起。
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是一种在大学之内运行，并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对成果转化活动进行个性化支持，例如开发和证明商业概念、确定合适的目标市场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等。
1998年，弗农·艾勒斯曾提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因为大学与企业的本质不同，所以大学和企业在技术发展和推销阶段信息、动机的不对称以及科学、技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构成了大学研究成果走向市场的障碍。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拜杜法案》算起，美国已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突破性进展，如成立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TTO）、孵化器（截至到2006年已成立1250个商业孵化器，其中2/3建立在大学校内）和科学园等。这些努力与举措直接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但转化率仍然较低，近75%的发明专利从来没有得以商业化，例如，2008年斯坦福大学科技许可办公室收到400项专利申请，获批的200项专利中只有100项被商业性转化。再者，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近年来出现受人诟病的诸种弊端，譬如，资金实力和该办公室员工市场远见跟不上科研创新的步伐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成立概念证明中心这一新的组织模式，试图以此提高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跨越“死亡之谷”。
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把创建概念证明中心作为投资“i6绿色挑战计划”的主要渠道，促进清洁能源创新和经济繁荣发展。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局（EDA）也声称，概念证明中心旨在加速绿色科技的发展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力挽美国经济复苏。同年9月，经济发展局投资1200万美元给6个大学下属的概念证明中心以应对挑战竞争，并在2012年再次给7个新成立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拨款100万美元。经济发展局于2014年扩大了“i6绿色挑战计划”的投资，其中包括给已有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投资50万美元，促进商业化中心关注后期研究。
美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机构不少，那么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机构、基金会以及大学共同支持和创建的概念证明中心，与其他刺激国家创新创业的举措或努力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帮助解决大学研发成果与可市场化产品之间的空白，是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死亡之谷”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2001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建立了冯·李比希创业中心；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成立。捐资者认为这两所大学真正缺少的是为已经做好创业准备的教员建立支持机制，并加速机构之间的文化传播。通过这个公共平台，不同机构之间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同行正在进行的研究、知识产权发展和各类项目。
2008年，考夫曼基金会成员大卫·奥德里茨和克里斯汀·古布朗森首次介绍了概念证明中心的重要功能：“投资促进大学研究的溢出和商业化”。经过考察研究，他们发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提供的创业课、种子资金颇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富有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家为学生指导开放技术和传授建立大学衍生公司的经验。
因此，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在美国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之下进行工作，通过加速已申请专利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从而对科技转化办公室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它与传统的“孵化器”不同。第一，在“孵化器”进行的研发活动通常与大学隔离开来，而概念证明中心则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研发；第二，“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一个产品的新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分享工作环境，而概念证明中心则会评估来自研究产品的商业价值。
截至2012年，美国大学中已建立起32个概念证明中心，所附属或合作的大学都是科研实力较强，排名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的概念证明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阿拉巴马大学创新和创业指导中心和马里兰大学概念证明联盟等。它们的名称虽然没有全部冠以“概念证明中心”的称谓，但均有类似的特征和共同的目标：增加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大学衍生企业和企业家的质量；增强与当地投资者和创业家的接触，以留住大学衍生企业在本州区域发展。目前，还有6个概念证明中心在筹建过程中。
概念证明中心的目标是成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的中转站”，并有效促进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当然，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实施的服务类型各不相同，有的概念证明中心提供种子资金、咨询服务、教育计划和科技加速计划（如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而有的中心只是搭建起大学和外部企业沟通的渠道（如南加州大学的斯蒂文斯创新研究所）。
美国高校的32个概念证明中心平均科研经费大概有5000多万美元，启动资金来源也比较多样化，有的来自联邦资金，有的则依托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收入，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的资金支持来自该校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该大学已经为研究和商业发展创立自己的概念证明资金。迄今为止，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已经支持超过110个研究项目，总资金超过1300万美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概念证明中心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到商业化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概念证明中心是国家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美国商务部在其2013年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作者：赵中建 卓泽林）
近年来，有关科研经费的审计披露问题和贪腐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给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整个科研系统是“坏的”、所有科研机构是“完全没有效率的”。笔者以为这种“错觉”对广大科研人员极其不公，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自1996年“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更加重视科研经费投入。尤其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随着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快速增长，科研经费也步入增长的快车道，从2006年的3003亿元猛增到2014年的13312亿元，增长了3.43倍，年均增长38.14%。科研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6年的1.39%增加到2014年的2.0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6%，达到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
截至2013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占世界13.3%，世界排名第二，多项产出位居世界前列。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世界19.9%，世界排名第二。SCI收录论文占世界13.5%、世界排名第二。EI收录论文占世界28.9%、世界排名第一。CPCI-S（原ISTP）收录论文占世界17.1%，世界排名第一。
科研经费快速增长，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的同时，也客观存在不少问题。基于科研经费管理立项、实施、验收、成果全过程，梳理近年来对科研经费及有关单位的巡视、审计、纪检监察情况，科研经费管理存在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申请立项重复不实；二是，预算编制不科学；三是，审批论证不够，审查不严，监管同一甚至造假也能过审批，没条件也得资金；四是，拨款下达不及时，垫付归还困难，项目实施与拨款到位存在时间差；五是，支出虚假，利用劳务费、差旅费、会议费、实验费等套取现金，虚假票据，业务假包，特殊开支餐费、招待礼品费、出国费、会议费、交通费、燃油费、培训费、办公用品等，私设小金库等；六是，决算不真实、不完整、调账过多，审计不严；七是，验收不严格，不结题，结转结余过大，资产不入账，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八是，评价不清晰，绩效不突出，评价困境；九是，转化不顺畅，成果转化存在障碍，转化什么、谁转化、靠什么转化、谁收益存在障碍。此外，还存在规避政府采购、形成账外资产，重复购置设备，造成一定浪费，以及出租出借设备、私自收费留用等其他问题。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从管理实践上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既不能回避矛盾与问题，也不能过分夸大其词，忽视甚至无视科研的主流，而是要客观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科研经费存在问题有两大主要原因：
一是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用途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根本原因。
各方对科研部门存在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具有不同的反应：政府部门包括科研主管部门如科技部、教育部等强调加强管理。监管部门包括中纪委、审计署等强调严惩违规违纪甚至犯罪。新闻媒体追问真相、人人喊打。而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科研人员则不断叫屈，科研工作积极性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科研经费用途存在根本分歧。政府方，无论是主管还是监管部门均认为：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科研经费是用于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保障，因此只能用于差旅、会议、设备购置、专家咨询等各项科研工作开展所必须的费用，不能转化为有稳定工资收入的在职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而广大科研人员认为：工资收入只是基本的低水平保障，科研经费除了保障科研条件之外，有很大部分是弥补自身的劳动，或者说是对科研人员从事额外科研劳动的补偿。这也是在媒体刊登“报销噩梦”，吐槽高校科研经费体制之后能够迅速引起社会尤其是广大科研人员广泛共鸣的理念基础。
二是当前科研经费使用暴露的问题是过去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的集中反映。
科研经费在过去十年快速增长，然而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各方由于内外部种种原因，疏于科研经费制度建设，尤其是制度执行环节存在偏弱、偏软的问题。与此同时，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一方面，制度本身不健全、不完善且执行不到位，另一方面，监管体系与监管覆盖范围、频次等不到位，未形成有力震慑，使得科研经费管理存在近年来纪检、审计发现并被媒体广泛传播的问题与现象，这是过去十年存量问题的集中反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多发高发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国家将科研体制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多次专题研究部署，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科研主管部门如科技部、教育部等，监管部门中纪委、审计署等综合发力，一方面，健全完善了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纪检、审计等部门协调推进，对科研经费实施全覆盖、高频次的审计与检查。上述梳理的科研经费管理上的九大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科研经费管理高发多发的态势即将成为历史。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提出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核心是人，尤其是站在科研一线的广大科研人员。因此，如何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是关键。
首先，从理念上明确科研经费究竟是100%科研条件保障，还是有多大比例能够用于科研人员劳动补偿。
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主体都是人，核心都是人的智慧性劳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科学研究中就必须让科研人员居于决定性地位，让科研人员智慧的价值能得到合理的承认与补偿。
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科研经费究竟是100％科研条件保障，还是有多大比例能够用于科研人员劳动补偿。这是既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又规范科研经费管理的理念基础，否则就会继续维持当前政府与科研人员“各说各话”的局面。
其次，从制度上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强化经费监管，让违规违纪的人员和现象无处藏身。
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科研经费管理坚决不能动摇。根据科研经费管理实践，不断动态调整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让制度更加“清晰化”，划好科研经费的“底线”和“红线”，既是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对广大科研人员的保护。继续综合运用外部纪检、审计和内部财务检查、审计等手段，形成全覆盖、立体式的监管网络，让违法的科研经费使用行为和科研人员中的少数“害群之马”无处藏身。
再次，从关键措施上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突破口，让科研人员分享创新的收益，共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14年11月讨论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政策指向非常清晰，就是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10月1日，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2016年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讨论确定具体的支持措施，明确：鼓励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并享受相应政策。当前要继续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突破口，让科研人员分享创新的收益，共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作者:刘俊贵 朱明）
创建于1838年的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杜克大学“知识服务社会”的理念影响着它的学子。大量的杜克大学教授和学生专门研究贫困、医疗、能源、国际政治和伦理等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如今，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已经出台。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双一流”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美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呼吁和实践工作。今天，人文教育在美国高校的现状是怎样的？杜克大学的人文教育如何在教学中开展？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美国很多形式的教育都是在教给学生某项技能或某个领域的知识。但是，人文教育是不同的，不是为了教给学生以后工作中需要的技能和方法，而是培养学生一种内在的潜能，一种可以受用终身、从容适应新环境，并能不断应对未来各种变化与挑战的基本素质，例如思考、分析、判断能力。人文教育并不是一门具体的课程，而是通过很多门课程，学习如何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观点集合起来。其实，它不是一种知识性的学习，而是一种整合信息的大脑训练。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评价问题，以不同方式分析问题，将问题进行综合考虑。所以，在我看来，人文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能促进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即使之前从未涉及。
记者：那么，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具体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呢？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每所大学都在努力培养人才，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人才都有共同的认识。在美国大学看来，人才并不是某项领域的专家，或在考试中有多么优秀，而是拥有综合能力，例如能够积极发现新的问题，并得出创造性的答案。
记者：所以，这样的理念必须体现在每一个课程、每一个教学环节和管理中。可以这么理解吗？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是的。人文教育其实是一所学校统一的价值观、思考方式或态度，是渗透在管理、教学中的。例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理解，鼓励思维碰撞，鼓励学生提出新的问题，并得出创造性的答案，而并非固定答案。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它可以应用于法学，也可以应用于工程学。
记者：据我了解，杜克大学所做的不仅仅是培养人才，而且还辐射到了社区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而且，人才的培养半径已经远远超出美国，辐射到了世界其他城市。在您看来，一所大学可以做什么？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在我看来，大学是一个幸运之地，因为这里人才济济。但是，如果这些人才不能服务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的世界将停滞不前。所以，杜克大学不仅要培养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还要鼓励他们为世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理念就是“知识服务社会”。
记者：更好地服务社会，人才是关键。那么，杜克大学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当然，我们和其他大学一样，首先要看的还是分数，例如美国“高考”（SAT）的成绩，高中的学科成绩等。但我们不仅仅需要聪明和勤奋的学生，还需要好奇心强、热爱学习、喜欢提问的学生，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世界大局观的学生。其实，我们是对学生进行整体的考核和观察。具体来说，我们从推荐信、选课的难易程度、课外活动重心等各个方面来考查一个学生。对于每个学生的选拔，我们会花费大量时间，了解他的潜力。近年来，我们更希望集合具有不同的兴趣、个性、能力和领导力的学生。
记者：据了解，您发起了杜克大学著名的“DukeEngage项目”，让本科生有机会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将所学知识付诸实际。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和其中所倡导的理念？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对于刚进入杜克大学的本科生，杜克大学都会告诉他们，有些东西可以从学校获得，而有的东西却是不可能从学校获得的。我们希望这些聪明的孩子能够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走出校园，去挑战世界，挑战自己。我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去解决世界各地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有3000多名本科生前往世界各地参与项目，一般一个项目会持续10周。有的学生可能是在非洲农村解决机械设备故障；有的可能在印度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我们的理念是：“杜克大学是学生走向世界的起点。”我们希望学生利用所学去解决世界性的难题，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服务。
记者：您提到了杜克大学学生作为世界公民的全球服务意识。在此，我还想了解一下杜克大学的国际化。一方面是杜克大学校园中的国际化趋势，另一方面是杜克大学在全球教育中的发展。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高等教育都会有国际化的理念。第一所美国大学建立的时候，教师都是其他国家培养的。其实，最好的大学就是一个国际优秀人才的汇聚之地，相互教育、相互影响。在我做杜克大学校长期间，国际学生的比例从3%增长到11%，这也说明我们越来越国际化。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拥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教师，而且他们特别喜欢与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相互交流与学习。即便如此，我们仍在不断推进杜克大学的国际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10年前，杜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在新加坡成立了医学院，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这也为杜克大学在中国建立昆山杜克大学奠定了基础。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对于杜克大学来说，昆山杜克大学的成立为我们与中国的深入联系与交流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建立分校其实是与当地社会、文化的更加深层的交流。当然，杜克大学不会像开连锁店一样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校。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在世界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每个问题的理解，我们都必须去了解中国的角度和想法。例如，当人们进行关于全球性健康、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研究时，必须有中国的调研与参与。当然，中国也正好有这方面的举措，与世界级的大学建立一种新模式的合作。其实，中国和杜克大学都在探索一种新型的模式，使全球性的研究更加深入，使学生的学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