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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8期(总第164期)

2016年07月14日 17:28 高等教育研究所 点击:[]

大学教育如何面向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颠覆性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大学、教育及教学面临着根本转型。现在的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实体大学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未来大学应该是什么样?未来大学应该如何培养人才?近日,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举行的2016高等教育创新年会上,3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来自100多所高校的教师代表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大学的教育方式需要改革

“如果一个学生说他什么都懂,可能是一个本科生。如果他还说有一点不懂,可能是研究生,如果说他进入到一个研究领域,什么都不懂,那他可能是一个博士生。”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很多学生通过谷歌、百度很容易就能获得他想获得的知识”,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什么都懂,但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大学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网络课程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大学还有什么价值?”席酉民认为,现在大学僵化的教育方式需要改革。

对于高等教育培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的大学基本不太关注教学、学生和未来”。

在杨东平看来,国内很多优秀的大学都缺乏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缺乏对学生的关注。“把高考状元一网打尽,然后自生自灭”的现状让杨东平很心痛,大学主要精力都在关心科研成果、排行榜和课题,“因为大学主要的资源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也无需对学生特别尊重。”

“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主要对当下负责。”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坦言,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面向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李培根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为当下服务,缺乏独立的见解和思考,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如何通过教育去引领学生,如何面向未来的科技和社会发展,都是高等教育要应对的挑战。”

席酉民认为,教育的改革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推动,二是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人行动起来,努力创新变革。

未来大学应该是什么样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一直对学生和家长说:“大学不止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学知识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大学是让学生成长的地方。”

席酉民认为,学校最重要的改变是引导学生从学知识到学成长。这也是西交利物浦一直的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在他看来,大学的使命应该是影响,“影响学生,影响社会,通过研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价值”。

“一流的大学应该引领未来。”李培根认为,“大学是思想市场中最重要的场所。”在他看来,引领未来需要思想,而最重要的引领应该是思想的引领。他呼吁,大学校长、教师和教育家形成一种共识:去真正营造自由的氛围,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

在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军博士看来,未来大学的使命不该仅仅是为了科学技术创新,还应为人类文明、和平起到沟通和理解的作用,避免不同的文明之间出现误会。

“大学既不是官场也不是商场,大学要像大学,这是一个最低目标。”杨东平曾关注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个有关反思教育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批判了长期以来把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的价值观,并认为应该重新回到人文主义的基础,尊重生命、社会尊严、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等,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责任。

杨东平认为,这种观念的背后其实是整体教育范式的改变。“从国家主义转为以人为本,从应试教育转为重视人格养成、综合素质,从学科中心、知识本位转为能力本位、生活教育,从如何教转为如何学……”

让他遗憾的是,这种观念几乎对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影响。“必须要对现代大学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杨东平认为,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内涵应该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

“中国高等教育体质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克服行政化的弊端。”杨东平呼吁,放权改革,真正由校长来办学,然后可以考虑通过公私合作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对部分公办大学实行股份制改造,也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门槛,鼓励教育家办学。

大学的根本是学生

席酉民一直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学习。他认为,传授知识、解决无知的问题已不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我们试图通过改变教学过程和方法,形成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让学生变成有造诣的人。”

为此,西交利物浦大学倡导研究导向型教学方式,老师和学生自由互动,学生从死记硬背变成研究性思维,老师从纯粹的教书变成以新问题和任务来引导学生。

“这种学习方式可以保证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学会终身学习。”席酉民说。这种教育理念得到了杨东平的认可,在他看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体制的竞争。“只有在一种多样化的办学体制中,才可能产生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只有在多样化的竞争性体制中,才可能出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育。”

“教育者要心怀对学生生命意义的尊重和敬畏。”李培根说,不能出于某种目的把学生当成工具。

“大学要按照自己的定位办出特色,大学的根本就是学生。”原浙江大学副校长黄达人认为,学校要有人才培养定位,“有面向未来的,也要有面向当下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选择”。(作者:李润文黄欢)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5月25日

把教学过程当成科研过程

一、引言

可能很多人觉得数学教学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老师将概念、定理讲清楚就可以了,至于效果如何,全看学生的悟性。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课程体系到教材,取得的改革成果是巨大的。但这种改革对于老师的实际课堂教学产生了什么影响,产生了多大影响,只要走进课堂就不难看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改革与实际的教学之间仍存在着脱节与不相协调。

与课堂教学相比,课程体系改革、教材改革相对容易很多,因为她涉及的只是课程体系研究者、教材编写者等少数人,然而,课堂教学则涉及每个教师。教师知识结构的差异、教学态度的差异、表达能力的差异、数学素养与眼界的差异等都决定了不同的教师注定有着不同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效果。其中是否存在某些共性的东西对于每一个教师都具有参考价值?我们认为是存在的。

二、把教学过程当成科研过程

传统的教学注重的是知识传授与技巧的培训,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思想,缺少思想的教育不是教育,而是知识与技能培训。很多人认为,学生掌握了某门课程的知识,会运用这些知识解决一些问题就足够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低层面上的要求。书本、知识、课堂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书本是知识的载体,那么知识与课堂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恐怕就见仁见智了。也许很多人认为,课堂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知识不是终结目标,它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来前人的智慧,这就是思想,换句话说,知识是思想的载体。老师的任务又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老师的任务是透过书本挖掘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思想并展现给学生,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过去我们往往更注重上课的细节,从板书、语言表达、仪态到内容的组织,都讲究一板一眼,恰恰忽略或淡化了思想性。学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都是僵化的,缺少鲜活的灵魂,学生不仅失去了学习的激情,也不知道所学何用,在学生看来,学习的唯一目的是毕业、找工作,至于这些知识与他们日后的生活与工作有什么关系则一无所知。曾经有学生问我:“学习实变函数有什么用?”我答曰:“可能对你毫无用处,也可能让你终身受益,关键看你学什么,怎么学。”

如何面对教学?如何处理教学内容?这是每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甚至终身思考的问题。虽然我们把教研相长放在嘴上,但在实际工作中则习惯于把教学与科研当成关联不大的两件事,有些人甚至把科研当成了主业,教学不过是糊口的副业。在一个以项目、论文论英雄的时代,老师的选择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或者老师仅仅把“教学为本”当成口号,注定将误人子弟。遗憾的是,有一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一些年轻人在科研与教学二者之间,将“事业”的天平倾向了科研。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们的选择一点也不奇怪,科研毕竟是吃青春饭的营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身为教师,教学永远是主业,至少应该教学科研二者并重。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听我的课,内容是实变函数中极限与测度的交换顺序问题,具体地说:“可测集列的极限与这些集合的测度序列之极限是否相等?”他问我:“你在介绍这个定理的时候没有直接陈述结论,而是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最后找到测度与极限可以交换顺序的条件,怎么想到这么讲的?”我笑曰:“只要把讲课的过程当成科学研究的过程就能够想到这么讲。”

数学课堂的灵魂是什么?是思想,换句话说,数学教学过程应该是传授思想的过程。思想是通过什么来展现的?是问题,也就是说,数学课堂应该围绕着问题展开。数学发展本来就是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老师的任务则是凭借研究经验,通过合情推理回归这个过程。

有点研究经验的人都知道,做研究首先需要选择适当的课题,你首先要清楚为什么选择某个课题?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连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你的选题必定是盲目的,前景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当你选择了一个课题,你需要根据你锁定的问题采用你所能想到的方法与手段去分析、演绎,最终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结果也许与你最初的设想有出入,但科学在于探索,如果结果是已知的,也就不成为探索了。科研中有两个能力是必需的:一是直觉,二是逻辑演绎与计算能力。直觉依赖于我们的科学素养与敏锐的“嗅觉”,Weyl在评价Hilbert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就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狗,能够敏锐地发现哪里有骨头并奋不顾身地猛扑上去。”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直觉,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有规律性的东西。逻辑演绎与计算能力是一个人的基本功,没有很强的推演与计算能力,即使有好的设想也变不成结果,永远只能停留在猜想上。直觉可以帮助我们“大胆猜测”,演绎与计算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小心求证”。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学生这两种能力,很难说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自身不具备直觉与演绎能力,又如何培养学生的直觉与演绎能力?老师只有具备了科学研究的经历与经验,才能真正做到将教学过程当成科研过程。

三、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构成完整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离不开宏观与微观两个部分,所谓宏观即是对于一门课程的整体把握,这就好比你选择某个课题,需要先清楚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背景,微积分的产生源于速度、路程、面积、光学等问题,实变函数的产生源于积分与极限交换顺序及积分完备性问题等。老师在开课时应该首先从宏观上把握该课程,向学生讲清楚想解决什么问题,很多概念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对学科的宏观把握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任何数学史书都会对某个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老师只要关心一下历史,读一读有关的史书就不难做到。读史书不仅有助于教学,对个人素养与眼界的提高也将助益良多。

所谓微观是指对某门课程中具体概念、定理的把握。张奠宙、张荫南先生针对微积分教学首先提出了问题驱动课堂教学的观点,之后陆续有一些研究。其实,任何数学课程都应该围绕着问题进行,换言之,由问题驱动课堂教学。因为纵观数学发展史,任何数学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恰恰是在对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闪现出数学思想的光芒。很难想象,离开了问题可以谈数学思想。有人把数学称为工具学科,这是对数学狭义的理解,数学更是一门思维科学,是锻炼人的思维能力的学科,如果我们将数学退化为工具,数学也就失去了她无穷的魅力。历史上,数学理论在形成多年后才发挥巨大威力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某个数学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应用前,谁能知道他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只有掌握了数学思想,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问题,用数学的头脑思考问题,才有可能在未知领域发挥数学的潜能。Halmos说过这样的话:“具备一定的数学修养比具备一定量的数学知识要重要得多。”我深以为然。

数学课堂离不开概念、定理、例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如何解释概念,如何讲授定理,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讲清楚就可以了,我觉得远远不够。任何重要概念的产生都有重要的背景,为什么会出现某个概念?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概念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人认为,概念产生的背景可能比较复杂,历史也比较久,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解释清楚,于是有些老师为了阐述一个概念,杜撰了一些子虚乌有的问题,用来解释概念。我不这么看,虽然一个概念从产生到得到公认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为什么产生,最终为什么能得到大家认同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概念课教学应该尊重历史,而不是篡改历史。哲学上有个词叫“本原性问题”,即促使事物产生的最初根源,概念课教学恰恰应该由本原性问题来驱动,也就是促使概念产生的那些问题,而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由老师精心设计或学生提出来的问题,那不是真正的本原性问题。

定理的讲授与概念课有所不同,除了一些著名的定理可以从史书上读到其来龙去脉,大部分定理常常是数学自身逻辑演绎的产物,虽然这些定理的产生也源于某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既有可能是本原性的,也有可能不同于本原性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派生性问题,它通常是围绕着某些本原性问题派生出来的。例如,在实变函数中,一个函数序列的极限与这个函数序列积分的极限是否可以交换顺序,这是个本原性问题,在很多实际问题中都会涉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发展起来的测度论中许多定理则都是派生出来的,为了定义Lebesgue积分,需要先建立测度概念,相信很多老师都清楚如何从积分定义的分析中发现建立测度概念的必要性。对于可测集合序列来说,集合序列极限的测度与这个集合的测度序列的极限能不能交换顺序?这就是个派生性问题。老师在介绍这些定理时不应该像有些传统教学那样先陈述定理然后寻找证明,而应该像做科研一样探讨这些问题,最终发现使得结论成立的条件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教学过程科研化。

有些人认为,对于非数学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数学只是个工具,掌握一点数学知识与方法就够了。许多年来这种观点左右了很多老师的教学过程。以微积分教学为例,老师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计算导数与积分,似乎学生掌握了导数计算、积分计算,就算是学好了微积分了。一些微积分教材也表达了这种观点。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历史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成功人士(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大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小到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专业人士,其良好的数学修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很多领域而言,没有良好的数学修养,难以有大作为。

中学数学教育状况如何?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非常清楚,升学考试的压力已经让教师无暇顾及思想,高分压倒一切。然而,高分带来了什么?学生真正懂数学吗?他们除了掌握了一点数学知识,会解题,对数学还知道多少,这是值得每个数学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否适合中学数学教育?中学数学课堂教学该围绕着什么进行?这也许是大学数学教育研究与中学一线教学相结合的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有些老师认为,中学课堂不能像大学课堂那样进行。的确,无论是学生的认知能力,还是一节课的容量,中学与大学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同为数学课,都离不开数学之魂——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与中学的数学教学是相通的。

中学数学课堂通常分概念课、原理课与解题课三个模块,有些人也把它分成五个模块,加上了测评课与实践课,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前三者。有些人认为,一些陈述性概念对中学生是很难讲清楚来龙去脉的,不如简单承认,以后慢慢理解,事实上,很多老师课堂上也是这么教的。问题是老师如何回答“为什么出现这个概念”的问题,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概念算讲清楚了吗?虽然中学数学也一直提倡探究式教学,但遗憾的是,理论上都明白,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习惯了概念——定理——证明的固定程式,似乎很难逾越。在目前的教育现状下,如何兼顾数学思想与数学应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教师素质是决定课堂教学成败的根本

教育的成败在教师,我们一直强调教师要有一颗爱心,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要爱岗敬业,要熟练掌握本门课程的内容,还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与教学法,仅仅具备这些条件尚不足以成为一个合格教师,数学教师应该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我们认为,一个合格的数学教师至少还应该具备如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熟悉数学史。如果教师对一门课程的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很难想象他能讲清楚这门课程。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是值得所有数学教师与每个数学专业的学生都认真研读的数学史书,不知我们有多少老师阅读过这样的书。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又如何向学生讲清楚一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二是要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经验。众所周知,书本受篇幅与逻辑体系及严谨性的局限,通常只是概念—定理—证明—例题等知识的简单陈述,很少交待知识的来龙去脉。那些定理是如何发现的?它的价值何在?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如何从定理中发现闪光的思想?如何寻找它的证明?老师如果没有一定研究经验的积累,是无法通过合情推理完成课堂教学的,只能依样画葫芦停留在照本宣科的层面上。

综上所述,作为教学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的课堂教学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读过博士甚至大学就可以胜任的,它需要老师知道比教材多得多的东西,这就是素养与眼界。(作者:曹广福)

摘自《中国大学教学》2015年第12期

大学里的“好课”怎样才能多起来

在大学里,学生对教师的反馈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精彩绝伦,学到了很多东西”——实属可遇而不可求;“还可以,一般般”——是最为平常但也勉强及格性的评价。而另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知识水平也许很高,一讲起课,却遭到学生的频频“拍砖”——“讲得太烂了,课件几年不换”。(5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一般来说,能够进入高等院校执掌教鞭的大学教师,自身能力和水平都不低,“传道受业解惑”应该不在话下。但为何频频出现“大学教师讲不好课”的尴尬局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片面重视科研能力的现象较为突出,教学能力的权重相对较小。评价教师水平的高低,往往也是看其科研情况。复旦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郁喆隽在接受采访时说,科研压力迫使青年教师在时间分配上以科研为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每年都必须申报研究项目,在国内高校普遍‘重研轻教’的背景下,青年教师深耕课堂教学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因此,要解决“好课寥寥”的问题,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使高校的发展回归“育人”本位,鼓励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协调发展”。

从个人层面来说,大学教师要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知识建构者”。如今的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甚至某些方面的知识获取速度和拥有量会超过老师。在这种情形下,老师如果还在课堂上一五一十地单纯传授学生们知道或熟悉的内容,怎么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教师要尽快转变角色,从过去传递旧知的“传道者”转变为探索新知的“领路人”,扮演好“组织者、引导者、点拨者”的角色,做好相关的课堂指导和课后点评等工作,引导、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学习热情。

大学教师要放下身段,甘当大学生的“学习伙伴”。大学生一般都是成年人,有着不同于中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大学教师如果还像中小学教师对待中小学生那样对待大学生,显然不合时宜。如果说,在信息相对闭塞的过去,大学教师还能以“学富五车”自居赢得学生尊重的话,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的优势恐怕日渐衰减——老师讲的知识点,学生可能凭借着娴熟的信息检索技术便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老师更要涵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境和胸怀,甘当大学生的“学习伙伴”,在更加平等的交流中引导和助力学生成长进步。(作者:杨红星)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2016年5月19日

在大学里训练“和自己好好玩”

不用早起、不用每天做作业、不用上晚自习,甚至可以“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这是李默刚进大学时,师兄师姐给他的“言传身教”。这似乎也符合高三冲刺时爸妈常在他耳边念叨的,“上大学就轻松了”。

在一项“大学四年什么最遗憾”的网络调查中,“没有好好学习”高居榜首,引发了近半数学生的共鸣。学习的热情越来越低,再加上经常听到“男生退学后创业成富翁”“大学生退学去旅行”之类的“英雄事迹”,李默觉得特别矛盾。

不好好学习的N个理由

理科生有习题拖累,而文科生李默的大学生活堪称“岁月静好”。往往要到上午10点以后,宿舍里才有人起床拉开窗帘,迎接第一缕阳光。“我也想选上午第一节的课,后来发现,励志没励成,课倒是翘了不少。”李默说。

到了“五一”“十一”等小长假前后,甚至连老师都默认了出勤率的显著下降。大学校园中流传着这样的名言:“只要胆子大,清明7天假;比比谁更虎,欢乐到端午。”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分析,部分学生一进入大学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直接的心理原因就是对之前不愉快学习经历的报偿。“对这些学生来说,大学就是挂在驴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家长总是说,‘忍一忍吧,考上大学就好了’,学生就把考上大学作为最终的目标。考上就好,至于在大学里干什么并不重要”。

“如果你之前的学习动力来自外界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在没有约束的状态下,‘弹簧’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汪冰说。

刚毕业不久的燕茜说:“如果说本科时还保留着一些高中时期的学习惯性,那么研究生阶段就真的有些得过且过了。想着反正都要步入社会了,有文凭这块敲门砖就可以了。”

然而,真到了找工作的时候,“郁闷”又成为关键词。这种郁闷有时不是来自文凭的含金量不够,而是对方压根儿不看文凭。大学生在北京求职有一个说法,最受单位青睐的是“京党硕男”——即便出身名校,李默的师兄师姐也在找工作时遭遇过赤裸裸的歧视。

努力不努力都能毕业,努力不努力找工作都难——不好好学习似乎又有了理由?

学生在质疑:成绩不好又怎样?

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的燕茜发现,有的行业更愿意找有背景的、能带来资源的毕业生。“我进了这家单位后发现,业绩好的人很多并不是名校学生,可能是人家背后有强大的支撑。这种时候我就很怀疑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学,读了那么好的学校,到底有没有用?”

燕茜说:“一旦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结果,就会觉得彷徨,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于是就想着,与其为那种无法掌控的生活打拼,不如让自己过得更安逸。”

“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心理咨询师宫学萍说,“你总要待在一个圈子里,如果眼睛只盯着‘京党硕男’,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放弃其他方面的努力,你就等于放弃了自己。”

日本作家三浦展在畅销书《下流社会》中提出一个概念,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倾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形成一个“下流社会”阶层。这个“下流”并非指社会底层,而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甘于平庸。

英国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把年轻人称为“iPod一代”: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该报告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

时代变了,学生在质疑:成绩不好又怎样?

汪冰说:“一方面,个人发展道路越来越多元,成绩好坏不再成为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比如房价暴涨这类现实给年轻人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再努力也没用——我和有为青年的差距其实不大,反正都是买不起。”

汪冰说,他在地铁里看到过一个广告语:我想要,我现在就要;我不能错过任何一分钟的精彩;这个世界是一场赛跑。“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急迫心态,让大学生在上课时会产生逆反心理——学了又没用,我还学它干什么?”

“人永远活在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平衡中。如果长期目标没有那么清晰,短期目标的诱惑就更大了。若将自由和快乐视为人生目的,那眼下的放任似乎就是达成目标了。”汪冰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为未来做任何积蓄和储备,快乐不可能持续。”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

大学校园已是95后的天下。他们生长在物质丰富的年代,从来不需要为生活担心。与把“有房有车”当做成功标准的80后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房有车又怎样?

前不久,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职业女性的女儿更容易选择做家庭主妇。因为职业女性工作辛苦,孩子看在眼里,就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必要的。汪冰说:“只有在物质给人足够的安全感之后,才会进入‘下流社会’。”

宫学萍说:“我们不能用高中生的评价体系去评价大学生,把所谓‘好好学习’视为唯一有意义的事。我会正向地评价‘玩’这个概念。大学生玩辩论、玩戏剧,从功利的角度,这些对就业、升职、加薪确实没有帮助,但只要认真地玩,不是混吃等死,就是有意义的。”

大学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折腾自己,一定要做有用的事情,否则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另一种是提前放弃自己,一旦有了自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宫学萍说,这两种人都是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很多人受不了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要对自己负责,自由是需要驾驭的。“大学正是训练‘跟自己好好玩’的能力的阶段”。

宫学萍念大学时,同学们都“玩”得很凶,跑去学第二外语,旁听其他系的课,甚至还有人跑去学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她有次路过另一所学校,看到校园公告栏里只有四六级课、考研班、公务员考试培训、兼职广告,顿感这样荒芜的大学才是最恐怖的。

如果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怎么办?汪冰的建议是,以最少的精力、最短的时间,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到及格线以上,这也是一种能力。因为未来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不可能都是你喜欢的。“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浪费在抱怨上”。(记者:蒋肖斌)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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