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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15期(总第171期)

2017年01月03日 20:17  点击:[]

明年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

明年,我国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今天在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

当前,人才培养被高校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林蕙青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再次明确,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

她介绍,最近一批高校在制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时,把建设一流本科作为核心指标,把教育教学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正在扭转,一些高校的科研优势正在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而高校新一轮综合改革方案普遍将教师评聘奖励制度改革作为重点,重中之重是增加教学权重、引导鼓励教师把精力更多地投入教书育人。此外,人才培养经费持续增加,31个省(区、市)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全部达到1.2万元。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增强,一批高校形成了人才培养工作自我诊断、自我完善工作机制。

但是,林蕙青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就全局来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还不够牢固,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师投入、资源保障还没完全到位,人才培养工作仍在爬坡过程中。

林蕙青表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教师、学生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责任,各方都要担负起各自的使命和责任。

她以高校为例指出,高校要进一步落实人才培养核心地位。比如,当前重要的是,高校要避免将“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培养”泛化、抽象化。学生和老师不是符号和数字,高校要深入、具体的推进人才培养工作。此外,高校也应该对院系和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学生实习的投入。

林蕙青介绍,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制订和修订基础性教学文件,还实施一系列教改专项,推动教学改革。比如,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专项,国家投入资金支持若干国家发展战略急需的重点领域,推进教学改革。

同时,教育部也在积极推动教学质量评价监督:要求高校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自评体系;开展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审核评估;对高水平大学的工程、医学等职业性强的专业,开展专业认证,确立国际标准;支持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教学评价。比如,去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评选活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每年开展的学生对学校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等。(记者:原春琳)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1030

本科质量“标准”有何依据

国家标准固然可以颁布,但怎样衡量并在高校办学实践中应用国家标准又是一大问题。如果操作过程中可以有造假、蒙混过关的行为,其结果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

在管理者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流公司做产品,二流公司做品牌,一流公司做标准。”由此可见,标准掌握在能够影响行业发展的实体中。

几乎每个行业都离不开标准,可谓“无标准不立”。中国的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就在10月底,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在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国家标准)。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来了众多关注。对于即将出台的国家标准能够给本科教学质量带来什么影响,人们充满了期待与疑问。

国家标准即将低调出台

“我所理解的检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的标准,就是本科教学评估。”北京某高校教师王丽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丽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并没有系统的标准,只有原则性的要求,以及本科教学评估。然而,本科教学评估又因过度关注量化指标,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遭到一定诟病。

对于即将颁布的本科专业类国家标准,由于之前放出的风声并不多,不少人听闻都感觉到很意外。那么,国家标准的出台,又是经历怎样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呢?

记者了解到,2010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2012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制订实施本科和高职高专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鼓励行业部门依据国家标准制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标准。

2014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召开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工作会议透露,标准研制工作自20137月启动。

在这次会议中,教育部明确了标准的定位是本专业类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不能把目前已经开设专业的现状作为标准的底线。研制标准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省、行业部门(协会)和高校联合制定专业人才评价标准,促进各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标准来规范、监管高校的办学,规范专业的准入、建设和评价,引导高校推进改革、提高质量。

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进度,今年71日前,要完成标准的初稿;并陆续面向所有教指委委员、本专业类标准涉及的所有高校征求意见;于年底将各专业类标准提交有关部门编辑出版。

本科专业,是否都需要国家标准

对于国家标准的出台,不少高教人士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码要求,这样的标准早该出台;忧的是国家标准的专业性该如何保证?标准与新办专业、就业等关系又该如何理顺?

毕竟,由国家颁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先例。国际上类似的标准,大多是由大学联合体或行业协会发布,并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接受的。尤其是一些与行业相关的专业,如临床医师、工程师、商学院的人才培养都是由相关行业建立起一套国际论证体系来认定的。

由国家来颁布标准,专业性能否得到保证?遭遇了部分质疑。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前几年,我国政府推行的卓越工程师计划,当中也涉及了一些培养标准。当时设计了学校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其中,上位的标准包含下位的标准,“按照这个道理,最高学府的专业标准将包含了其他学校的一切,而事实上,标准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像这种不结合实际的书斋式标准,最后并没有被采用。

而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由不由政府发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由政府发布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发布的主体不同而已,其要达到的目的、发挥的作用都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我国的本科专业有几百个,此次仅完成了92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是否每个专业都要制定国家标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别敦荣、叶志明均表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有文、理、工、商、医等,不同学科门类的办学要求并不一样,办学要求清晰,与社会需求直接相关的专业(如工科类专业),要制定国家标准并不是难事,但是还有大量专业是理论性、学术性、基础性的专业,这些专业很难用比较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更多的是要依靠高校发挥自主性,利用自身的优势、特色办好专业。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需要国家标准。”别敦荣如是说。

专业准入,国家标准与《高教法》冲突

20144月的那次会议上,教育部高教司提出,“标准”要力争成为专业准入标准、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评价标准,若有困难,也要成为专业准入标准和专业建设标准,最低要求是作为专业准入标准。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开设新专业是高校的自主权。但现实中,专业并不是高校想办就办的,开设在专业目录中的专业需要备案,预警专业需要审批。

别敦荣表示,部分新专业的开设需要政府审批还是很重要的,过去政府审批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因评审缺乏明确、系统的标准和依据,设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了国家标准,未来的专业设置可依据标准进行审批,这对于专业审批是有所帮助的。

叶志明则提出了一重担忧,如果把国家标准作为专业准入标准,那是否还需要专业备案或政府审批?比如,有些需要控制的预警专业,部分高校会以办学实力远远超过国家标准为理由,要求自行开设。“国家标准出台之后,政府该怎样对专业进行管理是需要理顺的”。

另一个老问题,可能仍然会存在于新专业申报中。叶志明指出,高校申报新专业,并不是所有条件达标才申报,它往往会把老专业的资源嫁接到新专业的申报中去,通过集中资源实现达标的目的。比如,一所高校原先设有计算机专业,现在打算申报软件工程专业,但是师资及其他硬件不足,高校就会通过资源嫁接的方式,平移资源,出现“人还是这拨人,设备还是那些设备”的现象。如果一年内不同时申报若干专业,连着三年是可以申报三个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学科评估中,一所高校有10个相关学科最后参评的却只有2个,举全校之力参评的学科在全国排名前列,但这样的参评是有水分的,也对其他高校不公平。

“如果操作过程中可以有造假、蒙混过关的行为,其结果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颁布了国家标准之后,上述问题同样存在,国家标准固然可以颁布,但怎样衡量并在高校办学实践中应用国家标准又是一大问题。是统一衡量,还是按个体衡量?如果是按照后者,永远可以以上述方法来实现达标。”叶志明指出问题所在。

保底标准,能否被就业市场认可

叶志明研究团队曾做了八年上海高校博士、硕士、本科、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同一个专业的各高校毕业生的行业流向是很不相同的。“这个‘不同’也反映了,有无严格的专业标准,高校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流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叶志明说。

学生所找的工作都与本专业无关,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算不算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又怎么看待符合国家标准的毕业生,却不被就业市场承认的现象?由此反推国家标准的设定,也是很值得耐人寻味的。

就目前教育部所透露,此次颁布的国家标准系本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保底标准。那么,按照保底标准培养出来的本科人才,能否被就业市场认可,值得众人打一个问号。

说到国家标准与就业的对应关系,别敦荣认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涉及了高等教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学生的培养质量即便获得了国家标准、学校的认可,但用人单位就是不聘,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国家标准是指导性的,但具体到高校办学,还要顾及学生的多样性、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以及非专业能力。其中,迁移能力——从一个专业迁移到另一个专业,从一种职业迁移到另一种职业的能力很是重要。如果没有这项能力,学生即便按专业培养之后素质很高,但保不准若干年后工厂倒闭、生活场所搬迁所造成的暂时失业。因此,国家标准并不是为了培养某一职业而设定,学校也不应该只盯着国家标准培养人才,还需要关注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发展。”别敦荣说。(记者:温才妃)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61110

今天,大学培养的人才合格吗

三问高校人才培养:

今天,大学培养的人才合格吗

编者按: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仍不均衡、整体质量仍不够高,还不能高质量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正视挑战与不足,寻找有效的改革之道,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一组报道,直面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的难点与痛点,力求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启迪思考、引发讨论、提供借鉴。

  “网络可以解决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问题,大学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大学是否足够关注每一位学生,真正关注他的品格、兴趣和潜质?”

  “为什么今天培养的学生似乎什么都懂,但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又略显不足?”

  不久前,江苏省苏州市,西交利物浦大学举行的2016高等教育创新年会上,多位学者指出了当前大学人才培养中的种种问题。

  育人为本,人才培养是大学若干功能中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如何?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一问招生:

● 大学招生是否依然在从招“冷冰冰的分”到“活生生的人”之间步履维艰?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高校招生是受到争议和批评的。质疑主要体现在:招生是否足够公平公正,尤其是自主选拔是否沦为腐败滋生的土壤;招生何时不再成为大学“掐尖”的战场;招生选拔是否足够科学,大学能否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真正选拔到在特长、兴趣方面适合学校的人才等。

  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生源,大学招生作为整个人才培养链条的第一道环节,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回应质疑,破解上述难题,让大学招生驶入科学轨道,是高等教育改革探索的重要方向。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为大学招生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强化综合素质评价的举措,让扭转“唯分数论”、关注考生个性化培养有望成为可能。今年,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又在浙江试行“三位一体”招生,这都使得从招收“冷冰冰的分”真正提升为招收“活生生的人”增加了可能性。当然,如何进一步提升考察和选拔人才的能力,确保整个选拔环节的科学公正,对大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招生环节是否已经和培养环节有效对接,成为有机整体?

  一直以来,对大学招生诟病较多的一点是,大学似乎在招生环节使出了“洪荒之力”,却在后续培养环节中“后劲不足”。对此,有专家直言不讳:当前,我国高校的招生环节和培养环节尚未成为有机整体。国内很多优秀大学都缺乏对本科教育的重视和对学生的关注。“把高考状元一网打尽,然后自生自灭”的现状让人心痛。还有专家指出,“招到多少高分考生是显性的,关乎学校颜面,而把学生招来后培养质量如何却是隐性的,因此高校重视不够。”

  事实上,招生与人才培养理应密不可分。招到不同潜质、不同特长的学生,大学应该有相应的教学方案与之配套;反之,学校设计了不同培养方案,也需要在招生环节进行个性化推荐。期待高校招生能更加用心,力争对每个招来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高质量培养。

 二问培养:

  ● 为什么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总是被批评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思维不够?

  “现在的学生聪明、视野开阔,接受新生事物快,但科研创新的动力却明显不足。”日前,记者在采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杨超时,这位长期工作在我国航空航天科研一线的学者不无忧虑。

  创新动力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科研的兴趣与好奇心不足。“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爱因斯坦的话耳熟能详。10年前,4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清华学生座谈,当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甚至没有选择勤奋、努力,而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兴趣与好奇心。

  但遗憾的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谈道。

  一流成果的取得建立在对问题持续关注和默默坚持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中,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足够的兴趣与强大的好奇心难以坚持。

如何让学生真正爱上所学,是高等教育承担的使命。

  ● 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足够优化,真正适应未来人才的需要?

  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究竟如何?能否称得上一流人才,是否能适应未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之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其实,早在几年前,部分高校负责人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当前一流人才的培养定位与往日不同,需要重新设计和调整。比如,我们培养的人才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对颠覆性的学术研究和技术突破不愿或不敢投入,对今后几十年社会的发展变革趋势还缺乏清晰认知。必须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使得学生能够跨越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世界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在工具性知识越来越多的当代社会,需要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成长最重要的价值和能力,避免成才目标的功利化与庸俗化;人才“均值”不低,但“方差”较小,必须要在个性发展上设计路径……

  “现在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为当下服务,缺乏独立的见解和思考,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认为,“通过教育去引领学生面向未来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是高等教育要应对的挑战。”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提升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需要真正关注学生个性,需要让优秀教师回归教学,需要与时俱进完善课程设置,需要更客观理性地推动通识教育等。虽然前路依然很长,但未来值得期待。

 三问评价:

  ● 大学是否学会了用“严出”制度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近日一则新闻引发关注。南京林业大学已陆续对几十名学生作出“退学处理”。学校对于学业无法达到要求的学生依法依规进行退学处理,本为常理,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在我国此前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评价和淘汰机制。

  如何扭转?记者得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强化了对学生的考核和过程性评价,不仅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做出较高要求,还对整个受教育过程进行过程性评价,比如,在博士生学习中段进行中期考核,强化对本科生各学习阶段的考核要求等。

  用“严出”倒逼人才培养质量,虽然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阻力,但这是中国高校逐渐成熟起来的必由之路。

● 大学究竟该对学生考察什么,知识、素质还是能力?

  评价是标准,也是指挥棒和风向标。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目前高校的整体评价体系不利于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那么,应当如何改变目前的评价体系与导向?

  应当肯定的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正在优化,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谈到,“从国家为本转为以人为本,从应试教育转为重视人格养成、综合素质,从学科中心、知识本位转为能力本位”,都是重要进步。而且,“知识—素质—能力”三位一体的人才教育观也为越来越多高校接受。

素质和能力该如何考察?记者了解到,已有部分高校探索用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还有部分高校要求毕业论文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当然,这只是迈出了优化评价模式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正如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所说,“经过4年本科培养,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要求?从表面看,符合要求的学生才能毕业,但细究毕业标准问题,很多大学管理者、教师也答不上来。我国高校要建立质量监控体系,对最后的‘收成’要心里有数,不能开完毕业典礼、学生找到工作就了事,而要扎扎实实做好最基础的工作。”(作者:赵婀娜)

摘自《人民日报》20161020

大学要取消通识数学课吗

  今年6月,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学生被告知,数学不再是他们必须要学习的课程了。

通识数学课不重要了吗?

  以前,韦恩州立大学通识教育对数学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学生要完成数学课程MAT1000的学习,并取得C以上的成绩。但今年6月该校宣布:2018年秋季前,各院系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数学课程提出要求。学校主管学生的教务长助理莫妮卡·布罗克梅耶表示,做出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现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对数学提出的要求,很多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就已经具备。二是“当学校致力于寻找一种学生需要的高品质、适用于21世纪的教育时,我们意识到学生需要线性代数以外的更多选择”。

  这个决策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诸多关注,因为它引发了数学是否应该成为通识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讨论。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负责学术计划和公共参与的高级副总裁黛布拉·汉弗莱斯认为,为了保障就业和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掌握定量推理能力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阅读报纸上关于经济政策或个人财务管理的文章,都需要掌握定量推理能力。所以当韦恩州立大学提出暂停通识教育中对数学课的必修要求时,汉弗莱斯认为学校需要确保所有学生能够在毕业时具备这一能力。

  关于这一点,布罗克梅耶也表示赞同,她表示,数学不被列为必修课并不代表学校不重视对学生定量推理的培养。

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韦恩州立大学表示,仍将“强烈建议”学生选修数学课程。学校给学生的一封宣布这项改变的电子邮件中就这样写道:“如果你想加强数学知识和技能,我们鼓励你考虑学习数学课程MAT1000。虽然它不再是通识教育中的一门必修课,但它的确可以教会你很多重要的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

  此外,韦恩州立大学还寻求通过开设数学经验课程培养学生的定量推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使得一些看似与数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文课程也能成为学生接受数学教育的课堂。比如在一门关于城市地区不平等的社会科学课程中,学生需要收集数据和计算一段时间的趋势。布罗克梅耶表示,未来这类课程将由各院系主导开发,并且由一个教师代表组成的监督机构负责审批课程能否开设。在开发过程中,数学系将扮演顾问的角色,配合其他院系创建这门课程。该校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在今年54日提交的通识教育改革方案中,已经对这一想法进行了说明,并开始收集教师反馈。这意味着,从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通识教育中的“数学课”可能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校园里。

  韦恩州立大学表示,这种对数学要求的变化只会影响一部分学生。对会计、化学、工程等对数学有相对高要求的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要学习的数学课程并没有变化。这个改革只是让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上更具灵活性。

把数学应用于现实世界

  韦恩州立大学这种做法在美国高校并非特例,密歇根州立大学也于近期宣布对其通识教育中对数学的要求进行修订,代数不再是本科生的必修课,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两门数学素养课程。

  据了解,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数学素养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学生可以用公式、图形、表格和图表的形式解释数学模型;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如视觉的、数字的、语言的等)呈现数学信息;可以使用算数、代数、几何和统计方法去理解问题;能够借助定量数据清晰地对一个社会或科学问题表述自己的观点等。课程中,学生将被鼓励探索具体环境下的人口增长、国内和国际人口统计(包括出生率、家庭平均规模、GDP、识字率等)、传染病的传播、医学检验的准确度、气候变化等。这让数学不再只是代数课上简单的“公式”,而是成为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的工具。

以上两所高校对通识教育中数学要求的修订,反映了美国大学校园里越来越普遍的观念转变:没有一门适用于全部学生的数学课程,以及学习数学的最好方式是与日常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他们的做法不仅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文科生用不用学数学”的问题,也回答了大学应该为文科生,或者说对数学要求不高的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数学教育的问题。(作者:郭坤)

摘自《北京日报》20161020

破解学校操场“便民之困”须靠制度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一审稿规定,“国家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此后,不少人提出,大中小学的文化体育设施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也应当向社会有序开放。二审稿吸纳上述建议,明确鼓励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

  学校的文体设施向公众开放,这是一个呼吁已久的话题,但囿于诸多因素,推行起来殊为不易,甚至会引发事端。上海理工大学近日就贴出告示,规定原先免费对外开放的田径场部分时段开始对外收费。收费采用充值卡预付费的方式,校外人员持卡进入操场锻炼,每小时需要支付15元。

  理应秉承开放包容精神的大学,竟然连操场都要收费,顿时舆论哗然。事实上,操场收费并非仅是上海理工大学一家,几个月前河北师范大学就因向外来健身者收取5元门票,引起了附近居民和健身者的强烈不满。大学之所以祭出收费绝招,大多是出于适当控制外来人员对在校学生的“冲击”以及充实相关设施维护费用等考量。而健身群众则指责这些高校缺乏社会责任感,有悖大学开放精神。

  从本质上说,公办学校的文体设施属于公共资源,理应为公众所共享,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均应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不能通过收费将公众挡在门外。而且,学校除了教书育人外,还承载有传承文化等社会教化功能,两者同样重要。校园文体设施向社会开放是大势所趋,业已成为基本原则。

  开放固然是共识,但开启便民模式却常常遭遇现实之困。且不说那些已成为“风景名胜”的知名高校会遭遇“樱花劫”之类的难题,即便是一般的中小学,在向社会开放后,也长期伴随着设施损耗破坏、管理人员节假日加班等困扰。

  有效破解便民之困,才是敞开校门的关键所在。这既有赖于享用校园文体资源的公众遵守基本文明规范,也离不开学校自身的主动探索与尝试,尽早建立完善的后续保障制度。相关部门不能仅停留在通过一纸文件鼓励学校义务向公众提供文体资源,应该进一步征求民众意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一些有针对性、操作性的规定与法律,指导学校合理有序地开放,切实有效地缓解学校的后顾之忧。

学校开放文体设施引发争议,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折射出了公众在解决温饱后对健身娱乐等更高层次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也正因此,公众对学校开放文体设施的呼吁才日益强烈,公众文化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也才更加凸显。前不久,《“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正式印发,国民健康长寿被视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在国家推进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学校文体设施向社会开放,是盘活基础设施存量的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可谓利国利民。随着政府对“健康中国”的切实推进和公众道德素养的整体提升,校园有序开放,公众举止至善的美好画面将渐成常态。(作者:胡欣红)

摘自《光明日报》2016114日 

大学操场是否收费 讲事实重于说道德

  如果免费开放大学操场,真会对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产生影响,那么作为操场的所有者,大学方面当然可以作出相应管理规定,其中自然可以包括收费。

  上海理工大学近日贴出告示,规定原先免费对外开放的田径场要开始对外收费了。收费采用的是充值卡模式,每张卡收费110元,进入操场10分钟以上,就要按照每小时15元的标准收费。此项举措引起很多家住附近的锻炼者的不满。(澎湃新闻网111日)

  大学操场收费,确实是一件敏感的事情。敏感原因不在于收费标准,而在于人们对大学的印象和期待。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是最为开放和自由的地方,自然也包括了校园的开放。人们难免质疑,连校园操场都要收费,大学怎么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在一些人眼中,这家高校缺少社会责任,甚至见利忘义。但是,这种判断是一种道德评判,判断的依据是高校的道德标准应该更高。

  收费的高校既然作出这样的举动,就不会不考虑包括批评指责在内的后果。开不开放操场,是否面临道德指责不是重点,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才是关键。如果免费开放大学操场,真会对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产生影响,那么作为操场的所有者,大学方面当然可以作出相应管理规定,其中自然可以包括收费。在市场经济下,收费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难道,不收费改成限流?

  换个角度看,大学作出收费的决定也未必有多过分。这需要对大学操场的使用和利用情况作两个事实判断:首先,大学操场是否具有对外开放的条件。其次,以何种方式才能保证开放的有序。

  解答以上两个问题,涉及开放时间和收费问题。至少,在学生上课时间是不能开放的,因为会影响正常教学。如果因为开放增添了管理成本,可以尝试收费,关键在于收取多少费用才能保证操场开放的有序和高效。如果回避了这两个事实判断,一味要求大学开放操场,大学一句话就可以堵死所有的指责——我们没有开放的义务。

  因为人们对大学形成了刻板印象,觉得大学是不能沾染铜臭味的;或者因为人们习惯使用免费开放的操场,觉得收费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对大学操场收费“零容忍”。如果,收费行为确实必要,而且不是狮子大开口,又何尝不可呢?其实,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大学能不能收费,而在于收费的依据和数额。相比道德评判,事实判断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真正解决争端。

大学操场成为公众热衷去的地方,还隐藏着一个社会背景,那就是人们能够使用的免费公共活动场所实在太少了。在公共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不收费的大学校园无疑成了人们的最爱。只是,公共资源稀缺的大问题为何要由大学校园独自来扛?这些深层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能够解决的。(作者:李劭强)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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