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部门主页 >> 高教参考 >> 正文

2016年第16期(总第172期)

2017年01月03日 20:19  点击:[]

我们应该怎样讨论教育问题

拙作《“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但我想跳出具体细节的框框,探讨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讨论教育问题?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基于围绕“‘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进行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基于我长期对教育的观感,因此也就难免说到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缺失。

  在我们的教育中,学生其实非常缺乏关于如何讨论问题的基本训练,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审辩式思维”。我们接受了多年的教育,掌握了很多知识,但并没有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也不懂得如何讨论问题。从小学到中学,学生们日复一日地听课、做题、考试,接受的几乎都是老师传授的有唯一正确答案的知识,很少进行独立思考,也没有太多机会开展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等到上了大学,倒是可以进行小班教学和研讨式学习了,可学生并没有掌握讨论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基本规则。在大学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通常是鼓励甚至迫使学生去质疑权威的观点,逐步培养起他们的问题意识。但现实的情形是,学生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知道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课堂上常常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教授的不断鼓励和反复催促下,学生会勉强发表一些见解,但往往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抓不住重点地乱说一通,难以形成有效的讨论;另一种是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面红耳赤,却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主题,同样没有有效的讨论,反而浪费了课堂上的宝贵时间。

  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思维训练,不具备深度的思考能力、讨论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前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也是社会之所以创新乏力的根源。而上述能力,需要我们在教育当中尽力弥补。

  首先,创新的基础是独立思考。有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才有可能另辟蹊径,从别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有趣问题,才有可能走上创新之路。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是质疑。面对任何一个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持一个反思与批判的态度。老师和权威说的都是对的吗?那些一代代沿袭下来的天经地义的“常识”都是正确的吗?从认识论上说,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可能获得终极真理。因此,面对任何观点和事物,都不能轻易相信甚至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都要通过多角度搜集资料和证据来检验它们的真实性。

  但质疑要有目标,这就要求学生必须明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不能跑题偏题。如果连讨论的问题都不清楚,即使有了质疑精神和反思能力,说来说去,也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胡说乱说一通罢了。这样的讨论,表面上看似乎热闹得很,其实并不能增加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在教学实践中,这时就需要教师的适时干预,再次明确所要讨论的问题,将讨论拉回到初始的轨道上来。此次围绕着“‘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的讨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到底我们是在讨论“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阅读,还是“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孩子阅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区分,就会使讨论陷入无序乃至混乱的状态。

  明确了讨论的问题,接下来就要围绕它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其进行解释和论证。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必须清晰明确。此外,你还需要运用多角度的资料来论证论点的合理和自恰。在论证过程中,逻辑推理必须严密,结构必须完整,论据必须充足。不满足这些要求,讨论就会变成建在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推敲。比如,因为“四大名著”是历经数百年留存下来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适合孩子阅读,这就出现了明显的逻辑谬误。按照这种逻辑,则八股文固然适合孩子阅读,《金瓶梅》也没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因为它们不但都是历经数百年留存下来的,有些还是公认的文学史上的经典呢。

  既然是讨论问题,就一定会有观点上的交锋。交锋时要准确理解他人观点,切忌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更不能沦为“标题党”。比如,《“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呼吁社会更加关注适合孩子阅读的优秀现代文学的推荐与创作活动。遗憾的是,许多评论只关注了前者,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后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讨论的质量。实际上,要做到准确理解他人观点非常困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明明对方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但就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而不是他人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听人说话,因此缺乏“同情的理解”。交流障碍严重时就会损害相互信任。这种现象在家庭生活中更为普遍和突出,夫妻之间吵架,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最后,在讨论问题时,我们要谨慎地使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对于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揭示事物本质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经过了多年的“一分为二”训练,今天的学生已能非常娴熟地运用它来分析问题。事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应该辩证地看待;“四大名著”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这样的“幼稚辩证法”,其实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庸俗化,在我看来,当我们“一分为二”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规律之后,还应当对事物进行更充分更细致的具体分析,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和思维张力。

  世界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正是在质疑与反质疑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才会提高,社会才能发展,文明才能进步。这就需要我们常怀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仅学会思考,还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来讨论问题。(作者:秦春华)  

                                 摘自《光明日报》 20161122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在哪

【近日,在“见识改变行动:2016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上,周其仁教授分享了他在硅谷和波士顿的考察心得,他提出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正是这些高浓度的“场”才能碰撞出创新,以下为演讲实录】

  此次积木式创新游学,除了洛杉矶外,我们主要去了美国两个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两个城市面积可以忽略不计,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几。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一个俗称,它的面积就跟北京中关村一样难以说清。虽然这是个非常小的地方,但可看的东西很多。

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很多销售额、GDP和就业岗位。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大学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麻省理工大学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以色列本身不大,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就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密集地分布着高科技公司。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我国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百家争鸣。在那么久远的时候,临淄也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但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国的剑桥就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想法和思想都产生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这种聚集的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就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何在?

  我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麻省理工大学。这些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但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

  对校园的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

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对人的投资更多。他们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国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互动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往人身上投钱却差的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了。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办?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

  麻省理工大学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马萨诸塞州,成为了整个马萨诸塞州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你用五年或者八年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会把五年、八年的时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检验、尝试。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麻省理工大学,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很大。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科研项目是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工艺的可行性很重要。为什么麻省理工大学强调手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都不能少。

  另外,不能指望科学创新遍布整个国家,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作者:周其仁)  

                                   摘自《新华网》20161121

大学综合改革再起为“双一流”建设探路

  北京大学传出消息,北大将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改为聘用制,恢复这些院系负责人的学术责任人身份。

  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从201410月开始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在推进两年后终于有了一大突破。北大校长林建华昨天公开表示,院系的管理者大部分是教师,很多人并非为了职级发展,而是出于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热爱和责任心承担了院系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是一回事儿,我们要把制度建好,队伍环境建设好,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自然就会提升,一流大学也就形成了”。

  对这一改革措施,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认为,它将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有助于释放高校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力和创新能力。不过,由于触及高校人事制度,这一轮改革能否找到有力的抓手,仍充满悬念。

高校人事改革向深水区推进

  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去年起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从教育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5个方面进行。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对于院系层面,包括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其职务会跟行政级别脱开,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中。

  在国内高教界人士看来,作为国内高校的排头兵,北大此举再次表明,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正在向深水区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北大和清华是国家“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中的“两校”,对他们来说,这轮综合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找出抑制高校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上拿出解决方案。比如,在体制机制管理层面以及教学科研层面,哪些问题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新活力。对北大来说,朝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进军,一些体制机制的痼疾亟待破解,改革迫在眉睫。

  目前,高教界人士议论颇多的一点是,不少二级学院的院长一般都由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问题是,由于他们有了行政级别,根据目前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其参加学术活动的范围,包括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都会受到影响。根据北大最新的改革设想,在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以后,将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

高校去行政化曾经遭遇阻力

  事实上,在2010年前后,国内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们就建议取消校长及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们的行政级别。有高校人士记得,在这一轮高校的综合改革浪潮中,朱清时等一批知名校长都是旗手,而同一时期,天津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在向全球招聘院长时,都提出过淡化行政级别的想法。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满生的看法,大学在推出“去行政化”改革举措时,往往希望能淡化或取消二级学院院长的行政级别,建立扁平、高效的治理体系。有的高校甚至希望能够移植国外大学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是,照搬美国模式,即对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和对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实行“两条线”管理,从目前看来,在本土高校还行不通。

  所以,在新一轮的高校综合改革中,北大、清华等高校如何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淡化行政级别究竟淡化到哪一级?原有的院长、处长因其行政级别而在退休后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该怎样执行?这些都是改革的看点和难点所在。

一揽子政策为改革铺平道路

  在周光礼看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本来存在的阻力,如今有缩小的趋势。

  林建华说,高校综合改革是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只有在一定条件积累的过程中,才可能有所突破。而此次北大提出将取消院系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近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这一改革的条件相对于以往更加成熟了。

  就在这两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某高校政策规划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校承担着科研创新的重要责任,逐步弱化其科研管理人员的行政化特点,才可能释放科研人员的活力。

  可见,这一头,高校可以放权,弱化院长的行政级别;那一头,国家开始“松绑”,允许教师合规兼职兼薪。有专家认为,因政策组合拳而产生的红利,会吸引一部分知名学者回归院长岗位,继而进一步释放科研活力和学术创新力。                             (作者:樊丽萍 姜澎)  

                                    摘自《文汇报》20161117

 

新兴创新大学的使命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十一 115日在出席第3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中国教育改革论坛时发表了题为“新兴创新大学的使命“的演讲。

很荣幸来到论坛,学到很多东西,每个讲演嘉宾的讲演都让我觉得我不用讲了,把我讲的都讲过了。

  说到大学,我20149月到南科大当校长。一直在想像南科大这样既有争议又有名气的大学使命发展道路是什么?做校长将近两年,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跟美国很多校长交流,就是排名。刚才说某某大学排名不好,每年排的好的时候校长很高兴,说这个排名好。排的不好的时候说这个排名不怎么的,我们不要再关心它。

南科大要做中国的斯坦福

  有两个城市的大学在竞争,发现校长一直排名不上进,市政府换掉了,换了一个老外,排名逐年上升,超过暗自竞争的大学,另一个大学很担心,到底我们做了什么错?我觉得大学要有自信。

  说到大学大家都会想到世界著名大学剑桥怎么来的,当初跟牛津吵架,有血气方刚的学生打架,和老师一起打,就不在这儿待了跑到剑桥去。还有其他大学哈佛、麻省、斯坦福。一提起斯坦福深圳人民很高兴,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南科大老师很高兴,想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上海经济中心,深圳是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我们很像具有斯坦福的气氛。我女儿特别喜欢伯克利,三十平方公里。我见到市领导就说我要创深圳斯坦福给我土地。我女儿比较喜欢加州大学,因为在山上非常漂亮,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非常好。还有一个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这是全球著名的土豪大学,400亿美元建的,合2400亿人民币建的。

  香港科大是我的榜样,前两天去讨论香港科大成功的道路,香港科大对整个大中华地区建设起到很大作用,把西方美国一套办学理念拿过来。它推动了香港的教育也推动了内地的教育。仅仅25年办的很成功的,南科大办的时候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还有借鉴北大、清华。

南科大是真正的新兴大学

  最后,讲南科大。我们才是真正的新兴大学,具备了深圳和中国创新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创新学校回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说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拔尖创新的人才?中国小学生全世界最好,中国的中学生全世界最好,中国的大学生到美国念书全世界最好,大家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看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全世界要的最多的是中国、印度、韩国、伊朗的学生。一边说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一边说我们学生打遍全世界无敌手。前两天诺贝尔奖说核心问题是研究生教育、博士生教育有问题,学习可以学很好,知识可以很好,创新性教育尤其大学教育不是很好。今年诺贝尔奖两个英国人,他从这两个人身上得到这样的结论。什么叫新兴的创新大学?

  所有的大学都是从新兴大学过来的。北大120年,120年前不是新兴大学吗?清华发展那么好,每个人都在历史时期担负历史的职责。

  包括南科大担当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成为时代新思想、新科技的火炬,每个大学都在自己的时代是新兴的,当然现在的时代更加创新。从这个角度讲,一直在思考南科大作为中国最新的大学,作为中国最有创造城市的大学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留学生从小学生开始、幼儿园开始,世界教育竞争非常激烈,包括深圳。深圳差不多每周有一所学校到深圳。深圳9万大学生现在变成20万。深圳不断吸引外面的学校,我们老师很紧张,来一所学生就有一所竞争对手。要有竞争对手才行。如果大学没有自信心整天在担心。深圳一个大学首先要长远看,首先一百年,哈佛也好、北大也好发展一百年,我们很有信心。当然要加快速度,香港科技大学一样25年办科技大学,我觉得深圳的人才、深圳的创新使得我们很有信心。

  我觉得深圳产业布局是一个大学的成长核心。香港科技大学有我们这样的产业布局吗?我个人觉得25年还是有希望的,希望跨越式发展,可以超越香港的未来产业,四大支柱产业、六大战略新兴产业,深圳非常好的布局,尤其适合理工科大学。教育底子薄,深圳市政府愿意投资,已经投入很多钱,北京政府不一定愿意投教育,还可以投其他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在教育、医疗、民生。深圳对教育的需求才是变成国际化顶级创新大学的根本。

南科大做什么呢?

  第一,新兴大学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使命定位。我们服务创新型国家,服务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性城市,聚焦需求。如果没有这个需求跟社会脱节,不是很好的大学。南科大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家精神。

  第二,从前沿交叉学科寻找科技创新的人员,希望跨越式发展,希望发展这些技术跟现代的技术需求紧密相联系,有大数据、人工智能、海洋航空、生命、医疗新材料。今天早上南科大两个会,有30个院士,一个会是量子通讯与讯息。量子是下一个时代。我们与诺贝尔奖研究所建立新材料、新能源建立核心的化学。需要建立新的大家在起跑线的核心技术和科学。

  第三,一个新兴大学要创立一个新兴文化。刚才有几位嘉宾都讲到希望培养创新的精神,南科大搞了一些东西,浙江也在用,叫631,选学生的时候大学入选指挥棒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中学、小学的教育,60%成绩,30%练习。我们还有二加二,一进学校决定学什么,一年以后决定,最多两年,两年不能第三年也可以,这叫个性化培养。个性化根据个人特色培养的教育。

我们提出三个字,三创:

  创知,Research,希望我们学生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同时希望我们的教师把我们的创新技术转移,产学研政策非常宽松,允许每个教师到企业拿额外的钱。学校里面的知识产权70%是可以给教授办产业的。创知、创新、创业,培养研究生有双导师到企业里面。

  在座的企业家如果愿意到南科大成为本科生导师我非常愿意聘用。

  最后,南科大希望建成一个创新型的新兴大学。当然,五年世界排名是小的目标,希望25年时真正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

  非常感谢大家。

  (本文根据陈十一先生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中国教育改革论坛的演讲录音整理)  

                        摘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20161115

下一条:2016年第15期(总第171期)

关闭

 

河南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发规处电话:0379-64270665  邮箱:fzghc@haust.edu.cn 

                                         高教所电话:0379-64270323  邮箱:gjs@haus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