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的时间究竟去哪儿了

　　科学家每天工作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大体上是直接研究、间接研究、无关事项各占三分之一。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齐让委员在两会上提到的一份调查结果让人意外，“十年了，挤占科研时间的杂项还那么多”。病根到底在哪儿？  

　　国家已经下过猛药。这些年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科研人员的时间还给他们。譬如近年科技部、中组部等1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评审项目数量大幅缩减。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深入推进，从简化预算编制、加大绩效激励等多个方面，为科研人员松绑。为什么科研人员还是认为有效科研时间不足，时间究竟去哪儿了？  

　　之前一些占用科研人员时间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以项目申报为例。通常讲，科研人员如果申报不上国家级课题，就会转而申报省部级或其他方面的课题。各级项目的申请方式虽大同小异，但不少都有一些个性化要求。大量科研人员周旋于不同级别项目申请中，深受各种评审困扰。  

　　更需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已出台不少政策，当务之急是要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实践中，国家有政策，一些地方和科研机构却不敢往足了用。一些地方以及科研单位也有说辞，“这是为了加强管理，防止腐败”。其实还是一个担当的问题。  

　　有些政策也还需在实践中完善。比如，按国家层面的总体要求，不少地方在改进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中都明确“取消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比例限制”，并要求“绩效支出只能用于项目组成员”，是个进步，但由于科研过程的不确定性，对为项目作出贡献的非项目组人员该如何激励？需深入研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落实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不仅仅是国家层面，各级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作者：张晶）  

                               摘自《科技日报》2017年3月11日  

 

 

科研评价太讲绩效总想立竿见影，代表委员呼吁：  

科学研究不能老是掀“锅盖”  

“现在科研评价太讲绩效了，总想着能立刻见到成效。就像烧开水，不能老掀锅盖，越掀锅盖水越烧不开啊！”3月9日，记者在天津代表团见到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及科研评价，龚克说：“很多经费拨款、学术项目评选、学术资助，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我们强调动态管理、强调绩效调节都没有错，但是一年一小评，三年一中评，有没有必要搞这么频繁？”龚克说，很多研究人员只能纷纷投奔那些能够立刻做出成果、转化为GDP的研究项目，“那些‘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基础研究怎么办”？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跟踪性成果多，鲜有开创性和引领性成果”。  

“我们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蹭热点’。”李林说，国外做出一个开创性成果，中国科学家紧随其后，论文一篇接一篇发，看似繁荣，实际上都是别人“嚼过的馒头”。  

　　李林说，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低于预期。我国2016年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R&D（研究与开发）的5.15%左右，而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比例多在10%以上，甚至接近20%。  

　　李林所在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过去都有博士生毕业要发表论文的要求，博士生们自然挑选最容易发论文的题目做。李林把这条硬杠杠取消了，鼓励博士生去攻克和挑战世界难题。  

　　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课题结题报告上，一位科学家自豪地说：“这个问题我尝试了，对不起，我没有解决。”  

“现在的科研评价体制能不能允许科学家失败？”李林认为，只有建立起容错机制，重大突破才有可能产生。  

　　但现实却是冷冰冰的。在科技界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黄力讲述了一个实验室的故事。  

“有一个实验室主任，因为评估排在末位，就跑到主管部门去问‘为什么要把我的实验室摘牌’，主管部门说‘因为你排在最后一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而就在那次评估的前一年，这个实验室还被评为‘优’。”黄力说，排名靠后的实验室，仅仅比优秀实验室少发了几篇论文。  

　　龚克发现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他认为“这说明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扭转了”。  

“步子还可以再大一点。” 李林建议，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基础研究长效投入体系，解决财政投入结构性矛盾，改变“重物轻人”现象，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评价体系，让科学家能集中精力、沉下心来突破重大科研难题。（记者：刘博智 赵秀红）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3月11日  

 

 

让科研评价回归科学  

——政协委员热议科研评价体系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蔡晓红坐不住了，一把抓过面前的话筒：“就是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这位原本总是轻言细语的原子分子物理学家，此刻嗓门提到了最高：“不用科学价值去评判科学成果，看重人情，这是怪胎啊！”  

让她感到必须鲜明表态的是这个议题：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这是俞正声在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会议室里讨论热烈，发言声此起彼伏。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科研结果的评价究竟应不应该采用“小同行”评议制度，即让同一个学科分类的专家评议科研贡献的大小。目前国内对重点实验室和重要项目的评议采取的是“大同行评议制度”。会议室里坐着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有作为“大同行”被请去评议的经历。  

“请了一堆专家，看起来都是某一个大类的，其实隔行如隔山。”微生物学家黄力委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大同行”制度时说：“就好比萝卜和白菜都是蔬菜，但研究萝卜的能评价这个白菜有多好吗？”他今年的提案正与科研评价有关。  

委员们的观察是：面对不了解的学科，就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很多人不得不凭借看起来更方便的标准——受评实验室或科研人员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  

“在刊发SCI文章上，不同的学科差别特别大。不能产出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的学科在这种粗暴的评估里，永远都会处于劣势。” 蔡晓红在发言时说。  

一位委员提到了某年事已高的女院士，让不少委员发出感叹。这位院士的实验室水平在科技部主导的科研评价中属于与国际同行“并跑”的地位，仅次于“领跑”。但由于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不够高，她的实验室在“大同行”评议中被评为不合格，被“末位淘汰”了。  

据该委员介绍，遭到“末位淘汰”后，这位女院士为自己的实验室举办了“葬礼”。这位委员担心，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持续关注某一冷门领域的科学家变少，大家都奔着“热门专业”发论文了。  

“体系要创新，科学家本人的修养也要提高。目前中国国情不一定能达到西方小同行评议的环境。小同行最了解你的水平高低，（但）我把你推上去了，我自己怎么办啊？这样会导致不公平。”杨忠岐委员终于抢到了发言机会。  

他的担心引发了又一轮“炸锅”讨论。生命科学家吉永华委员急得拍桌子：“那‘大同行’终审呢？每年都是各个单位在争名额，这已经不是在讨论科学问题了，是在争利益！”  

“总之，相信评估的专业性和诚信，需要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说。  

蔡晓红曾参与过几次国际科研奖项的评审工作，显得更“理想化”：“不看人情，忘掉所有附加身份，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个项目的科学意义。”  

她还记得初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时，对方问了一个让她大为惊异的问题：“什么是SCI？”  

“他根本没有这根弦！”蔡晓红感到很羡慕，同时也担忧，对奖项的执着在挑战科研工作的纯粹性。这分忧虑弥漫在会议室里。  

导弹制导专家李鸿委员在戈壁滩的试验场上待了16年，她嗓门洪亮：“一些受关注的项目，评不上科技进步奖也能获得发展。但奖项越来越多，会让科研人都奔着奖去，科研就变味了。”  

这位连任3届的老委员关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已经15年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曾为此专程派人向她阐明情况。李鸿直接表态：我个人并不需要解释，是科学家们想看到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结果。  

“搞科研工作的，多少有点较真吧，一定要搞明白原因、讲出道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只有靠奖项才能证明自己吗？”李鸿话音未落，委员们就议论起来：企业和科研机构只顾看得奖多少；年轻科学家不得不拿SCI贴在脸上；逼得规则制定者只看短期利益、平衡人情……  

实力是最好的证明。去年年底，姚檀栋委员成为亚洲首位维加奖得主，这个奖项被称为“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世界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他说。  

讨论中，这群科学家委员反复提到两个词：利益，责任。蔡晓红觉得，这种责任是一份“平常心”：“一个科研项目，你觉得有价值就去做。”  

参政议政5年来，这位女科学家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一开始，面对“各路大牛”，她不敢多发言。慢慢的，她发现自己能逐渐“接近问题的关键”，就像在实验室里“接近科学的真相”一样。（记者：王梦影）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8日  

 

 

深度解读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新政  

二〇一七，科技任务清单“连连看”——政府工作报告科技元素引热议  

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后，记者们不再急着拿笔圈点新数字和新提法，而是拿起手机扫描右上角的二维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指标任务完成情况，便以视频和图解形式展现在眼前。  

　翻开报告，科研经费、科体改革、生物制药、智能制造等科技元素分外引人注目。“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情况下，去年我国科技取得很大成就，比如量子卫星、‘探索一号’万米深潜首航凯旋等，正如总理报告中所说，我们迎难而上鼎力前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何力委员说，去年国家出台系列政策，在为科研人员松绑的同时加油鼓劲。  

过去一年间，科技进步贡献率上升到56.2%，技术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创新对发展的驱动、支撑作用明显增强；政策红包密集发出，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等，让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更多自主权，科研人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持续增强；智能医疗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正在加速进入人们生活。  

创新驱动激活发展新动能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提法，正是北京大学教授朱星委员最关心的事。“为保证我国战略性前瞻性的基础研究的领先地位，国家应加强对基础研究相关重点专项进行的可持续性、高强度资助”，朱星的这一提案已经得到13位委员联名签名。  

此前，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透露，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从2011年的411.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716.1亿元，增长了73.8%。  

“2015年成为‘三权改革’试点单位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转化科技成果15项，合同总额达8亿元。这是过去5年成果转化金额的总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原所长陈凯先委员，谈起国家出台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变化有些激动，“三权下放、转化收益全额留归单位，科技人员的奖励比例从原来不低于转化净收入和股权比例的20%提高到50%，我们最高能到70%。”  

成果转化、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的落实，科研人员也因此“名利双收”，创新热情和活力得以激活、释放。  

“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政府工作报告的贴心提法让何力备受鼓舞。他期待，科研项目审计能化繁为简、更加高效。  

锐意改革创新改造传统产业  

“总理就经济、环境等敢于揭短并正视问题，政府深化改革有了新的突破，放管服政府职能转变大家有目共睹。关于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也有实在的政策。”一汽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李维斗委员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这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研发投入。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要用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袁希钢委员以所在的石化产业为例说，“最近几年，石化产业处于发展缓慢阶段，但从下半年开始又有重新活跃的迹象，东南沿海一带又有些千万吨级的炼油项目上马。但是，要看到这主要还是价格回升带来的投资增加的原因，并没有靠创新驱动提升制造业水平。”  

“虽然我们在去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应注意到回暖的迹象。”袁希钢说，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倒退，在这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引领未来  

生物医药是高新技术的集成，作为国家科技竞争制高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写入“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段，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技术研发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这段描述让陈凯先很振奋：“过去跟着国外搞仿制药品，经过十来年的创新体系建设，药物创新有了很大发展。自2008年以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600亿元。”他说，在创新驱动发展指引下，创新能力提升，企业也在日益变强大。“要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我们要更加关注原始创新，创新方向不能再跟着国外走。”  

值得关注的是，继“人工智能2.0”将被加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后，这一表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短短一年间，“人工智能”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奔跑。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不再是个遥远的概念，不远的将来，它引发的改变将会颠覆我们的生活。（记者：刘 垠）  

 

高校学术带头人将有科研项目“自治权”  

设备费、材料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过去每到项目申报时，许多科研人员就要为名目繁多的项目经费预算伤透脑筋，申报要求里不仅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各项费用比例、用途，甚至连使用时间都有要求。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改革方案，可以让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自主决定技术路线和经费使用，3月13日即将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3月5日把这一喜讯带到小组讨论会场。  

去年7月，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今年，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中组部等七部委提出要把这一文件精神真正落实到位，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批高校院所进行改革试点，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宽科研经费使用的话题仍然不时被科技界政协委员提起，而钟志华带来的这个消息让大家为之一振。  

他告诉记者，这一改革实施后，项目承担单位拥有了更大自主权：除对项目核心指标进行变更外，项目承担单位可自主决定技术路线变更、项目组成员调整等事项；在财政科技经费允许使用的范围内，项目承担单位可自主调整经费用途。  

“放宽不等于放任，学校内部必须要建章立制，对项目经费的使用规则设定一个框框，让科研经费真正用到科研工作中。”钟志华说，同济大学每年的纵向科研经费达20亿元，该管的管住，该放的放开，不仅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和科研产出率，也让科技工作者的获得感大大提升。  

钟志华透露，这一改革方案即将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待批准方可实施。同济大学将根据科研人员的贡献度遴选学术带头人，在校内逐步推动改革。（记者：张晔）  

                                  摘自《科技日报》2017年3月6日  

 

 

给科研人员一个“坐垫” 冷板凳不冷  

——基金委主任杨卫代表谈基础研究发展  

一方面，基础物理领域连续三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缺少源头创新的声音一直存在，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研究如何更好发挥源头作用？听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怎么说。  

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回顾“十二五”期间的基础研究成果，杨卫认为，我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中国在世界学术产出的占比从2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左右。”杨卫说，而来自于中国的高影响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影响力在前千分之一的工作占世界的比值上升的速度，比中国学术产出总体上升的速度要高得多，从1997年的不到0.5%提高到去年的20%。  

让科研人员安心坐“冷板凳”  

杨卫坦陈，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基础研究现况的批评性意见也一直存在。有评论指出，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较低，以中国目前发表论文数领先于各国的化学领域为例，鲜有以中国学者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或工艺过程。  

针对这些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句话，叫‘选对人、给足钱，放手让他们干’。”杨卫说，最关键是选对人。正因此，科学基金设置了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系列人才资助计划。  

至于“给足钱”，杨卫说，虽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率不低，但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包括公共部门、工业界和私人的投资）中占比仍较低，只有4.7%，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  

“中央财政已经在努力。2016年科学基金实际到款比2013年增加超过50％，我预计2017年的增速至少和GDP增速持平。”杨卫表示，“未来我们还将致力于提高中央财政拨款，希望科学基金能以超过GDP增速和研发经费增速的步幅发展。”  

在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方面，在此前取消劳务费上限等政策的基础上，去年基金委又出台新政，取消了绩效在间接费用中的比例限制。同时，加大资助强度、设立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给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持续稳定的支持。“今年科学基金的增量部分主要用来增加青年科学基金的强度，估计会有20%—25%的增长。”杨卫说。  

让源头真正发挥作用  

产业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抱怨，许多基础学术研究（如纯数学或基础物理领域）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缺少关联。2015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55%，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则高达88%。  

对此，杨卫表示，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已成为共识，“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让新知识转化为真正的技术突破，或将成果应用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其他领域。”  

基金委就是该链条的源头供给者。“科学基金从成立之初就有资助源头性创新的重大项目，但数量不是很大，每年30项，我们计划今年上调15—20项。”杨卫说。  

链条的其他环节则由科技部等部门提供支持，包括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些资助计划将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风险投资人联系在一起，针对的问题包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化学工程中增加低碳能源利用、海洋探测与深海空间站等等。”杨卫说。（记者：操秀英）  

                                  摘自《科技日报》2017年3月6日  

 

 

科研经费新政红包揣进兜了吗？  

去年两会，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委员曾吐槽科研经费管得太死，今年记者找到他时，他大手一挥：“政策比以前宽松了。以前开几次会、出几次差、到哪去都卡得很死，现在方便多了。”  

去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5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科研经费改革仍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科研经费的老问题解决了吗？科研人员还在当“会计”吗？  

点个赞：化繁为简，管理“活”了  

前不久，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的研究团队碰到个小难题，预算的差旅费不够用了。王向朝决定把国际合作交流的经费先匀出一部分。他对记者说：“现在会议费、差旅费和国际合作交流费合并，可以相互调剂，我已经切身受益了。”  

“以前科目预算也可以调整，只是审批流程太漫长。”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委员告诉记者，“现在放权到项目承担单位，直接简化了流程。”  

《若干意见》对劳务费政策进行了细化：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提高劳务费的开支标准。“现在能用来发劳务费的钱变多了，项目聘用人员、课题组的硕士、博士，工资基本上够用了，聘用人员的五险一金也能从中发放。”周玉梅说。  

“政策已经开始导向重视人的价值。‘重物轻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保密局局长田静给好政策点赞。  

不过瘾：激励有了，力度不够  

改革前呼声最高的间接费用比例调剂问题，却让委员们连呼“不过瘾”。  

“政策放宽了，间接经费可以用于发放在编科研人员的绩效，这是好事，但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上限最高20%，还是有点低。”田静说。  

易建强也有同感。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假设一个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是100万，现在最多有20万间接经费，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收入也不多。何况这20万还得刨去交给院所的管理费用。“这和我们之前预期的30%—40%仍有差距。”  

王向朝的团队承担着科技部集成电路重大专项的攻关任务。“挑战工程技术极限，需要全力以赴”，但为了养活团队，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人去做横向课题。“这无形中造成了科研力量的分散。”  

分类管理，是王向朝和田静都提到的改进建议。王向朝认为，应允许承担重大项目的单位，酌情列支合理的人员劳务费。田静则表示，不同单位、不同项目可以考虑参照行业标准确定合理的激励比例。  

加把劲：速速打通“最后一公里”  

辽宁省某部属高校的讲师崔梦（化名）有点困惑。今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她发现学校对间接经费的比例规定并没增加，拿着政策询问学校，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  

近期科技部和财政部督查发现，部分科研单位依然寄希望于国家统一出细则，还有部分单位不敢触及项目组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利益。  

“一方面可能是政策没有宣传到位，另一方面，也是单位法人的担当问题。”周玉梅觉得，应该给政策落地一些时间，“放权了，要做好监督，管理部门应该给予单位法人足够的信任，这样才能让他们放手去落实好政策。”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告诉记者，除了继续加强培训、宣传等“常规打法”，下一步会通过督查自上而下地推动落实，并建立政策落实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政策落实好的单位放宽监管限制，那些不落实的单位，可能会被降低政策调剂比例。（科技日报记者:陈 莹）  

                                  摘自《科技日报》2017年3月6日  

 

 

代表委员科技创新议案录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代表：大科学装置建设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深感振奋，也对未来充满期待。当前，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型仪器的发展和应用。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既能够满足科学家占领科学高地的研究需求，也能够促进关键技术的发展，推动我国整体科技水平走向国际前沿。大科学装置该怎么建？我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在有些领域已经成为世界“领跑者”，因此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不能仅跟在别国后面做简单的复制，而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在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方面必须有所创新。  

我建议，大科学装置的立项，不仅要以科学需求为驱动，设定前瞻性的科学目标，还必须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方案，实现关键技术创新。这样才能让有限的科研经费发挥出最大效力，才能让大科学装置推动科学发现、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记者:齐 芳）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十五所副所长董胜波委员：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创新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使国防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创新成果为军工企业服务，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军工企业在制造、材料等领域拥有一批可发挥高端引领作用的新技术，而在网络通信、电子等行业，很多民营企业的技术发展更为超前。如果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就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效能，促进我国的创新发展。  

对于军民融合而言，创新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身的创新路径。我认为，应该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让市场来激发创新的动力，激活人力、技术、资产的巨大潜力。这既需要军工企业积极把军工技术转化为民品，同时，也需要通过市场竞争，为引入民营企业创造适宜的环境。（记者:詹 媛）  

 

民盟中央委员霍金花代表：给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科研保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实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广聚天下英才，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定能成就创新大业。我认为，当前我国的人才培养政策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已是当务之急。  

对此，我有四点建议：一是对青年科技人才实施常规性资金支持。有关部门应建立常规性资金支持制度，增加固定经费，减少竞争性经费，为青年科技人才放心大胆地进行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二是调整人才队伍结构，营造公平竞争的人才环境。职称制度、院士制度、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博士后制度等高层次人才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论资排辈”现象需要破除。三是适当放宽对青年科技人才成果积累的要求，鼓励自由探索。科研单位在谨慎选才的基础上，要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支持。四是改进青年科学基金的评审机制，评审要求和标准应当细化。在基金项目评审中，应适当增加评审专家组中年轻专家的比例。对于科学与技术两个领域的项目，考核标准要分开。（记者:王胜昔）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3月6日  

 

 

吉林：高职实训资源向本科生开放  

　　近日，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9所本科院校签署协议，将学校的化工、制药学训工场等一批实训基地和设备向本科院校开放。目前，已有来自北华大学、吉林化工学院等高校的本科生走进高职院校开展实习实践。  

“随着企业技术升级，很多本科生也要参与一线工作。由于化工、制药等行业的实际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学生很难到企业车间一线直接实践，因此需要在校内进行一定时间的实习实训。”吉林工业职院院长林琨智说，“但本科院校开展的实验教学主要关注科学原理性实验，无法满足练习工艺流程操作、了解实际生产物料等需要。相比之下，高职院校在实习实训资源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据介绍，在吉林省教育厅和相关行业企业的支持下，吉林工业职院已建成化工、制药、装备制造、自动化等领域的一批实习实训基地，能够实现学生不出校门就知车间、知工艺、知标准、学技术、练技能，达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我院在省内率先提出开放实习实训基地。2016年5月，我们还与全省30余所中职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免费为其开展师资培训和学生教学实践。”林琨智说。  

　　《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院校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在0.5到0.6之间，也就是说学生人数与工位数的比例在2:1左右，而生均仪器教学设备费用在8000元以上。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没有对实习实训设备使用率的有效统计方法，但从实际情况看，存在部分院校和部分设备使用率不高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已有一些职业院校像吉林工业职院一样，积极探索提高实训设备使用率的方法。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向内部要效益，在课余时间将全部实习实训设备向本校学生开放，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2016年该校学生申请专利157件。“老师们往往担心仪器设备被用坏，不敢开放。实际上，自从实训室向学生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学生破坏设备的情况。”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吴学敏说。  

　　经过规划，吉林工业职院在保证本校学生充足的实训时间之外，还能够为每所签约的本科院校提供两个月的实训课程。该校教务处处长宋志轩说：“学校不仅提供实训场地设备，还打包提供实训课程。本校教师面向本科生开展教学，提升自身能力，以期获得双赢。”（记者：高 靓）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3月12日  

 

 

数据流通与交易国家实验室成立  

由上海牵头组建，瞄准行业重大需求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如何进行高效有序的流动、交易、治理、利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关键技术。着眼于此，我国成立了首个聚焦数据流动的国家级实验室———大数据流通与交易国家工程实验室，并于今天在北京正式揭牌。它将成为一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并将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全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实验室是由上海牵头组建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是由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牵头，联合复旦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联通等发起组建。  

　　数据资源只有充分流动、交换、融合、共享，才能有效释放“大数据红利”，但当前，大数据面临着流通不畅、标准不明、质量不佳等挑战。实验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政府间、政府与企业间、企业间的数据应该流动起来，但数据流动的各参与主体却在数据归谁所有、能否有效保护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如何为数据合理估价等问题上存在疑虑。邬贺铨说，如果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之间能够进行数据共享，那一定可以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表示，作为国家层面支持大数据领域流通与交易核心技术研究及工程化的最高平台，实验室将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培养创新团队和高层次人才，推动大数据从技术到产业化的快速落地。针对政企数据共享、跨行业数据融合、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大数据政策与法律、数据资产管理和运营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实验室将专门聚焦，组建十多个相关研究中心。  

实验室常务理事长、上海数据交易中心首席执行官汤奇峰表示，上海人才密集、经济活跃，在资源配置方面占据重要地位，非常有利于发展大数据产业。不久前，上海获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此次再次牵头承担国家实验室建设，表明国家对上海大数据发展的肯定和信任。(记者：张懿)  

                                   摘自《文汇报》2017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