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心件”不可或缺
所谓“心件”，就是一种心态、一种专业精神、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一种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沉淀的教育者气质，是大学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要件。
大学教育国际化已既成事实，并且将不断深化。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港台和大陆的大学发展迅速，在硬件、软件上已基本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评比中也有所进步，但至今仍很难号称有世界一流大学、缺乏创新人才。究其原因，在于“心件”上的缺陷。
好的大学要聘请好的人
众所周知，很多人都喜欢得诺贝尔奖，但是有两种人不喜欢，一种是拿不到诺贝尔奖的，一种是可以拿到但不要的。后者在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位，就是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成就不是诺贝尔奖可以衡量的。
当然，萨特的标准太高，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但他的行为反映出一个心态问题，那就是当成就远高于一个奖项时，就可以不需要该奖项来增加自身的光彩。
美国高等教育获得如此大的进步，一个重要因素是终身职位制度，它可以保护大家说话的自由。
我在得州农工大学做系主任时，有一位叫杰克的年轻教授，不知什么缘故与一位副校长处得不好，而这位副校长也不够大度。有一次，杰克要评某个职称，副校长就找到我，说让杰克小心一点，履历表最好不要出错。后来，我委婉地告诉杰克要细心一些，但杰克却直接要我跟副校长讲，“不必担心我，即使他给职称，我还不一定要呢”。
社会是对称的。换言之，大学聘教授，教授也在选大学。这就好比男生交女朋友，女生也在找男朋友，不一定你的条件好人家就一定喜欢你。但是我们华人社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给别人一个价值好像施舍一样，这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大学、好的机构，要懂得聘请好的人。这里所谓好的人，就是要有品位，要有明确的目标。
我在得州农工大学做系主任时面试了一位年轻人，他刚拿到博士学位，面试表现很好，但教授投票时却有很多人不赞成。对此，我向一位教授询问原因。那位教授说：“这个年轻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我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他说想拿诺贝尔奖。他才29岁，脚还没站稳，就想拿诺贝尔奖。”我听后如获至宝，就优先聘请了这个年轻人。前段时间，他刚刚到加州理工大学上任，是最高星级的讲座教授，我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
大学教育须克服“心盲”
有一种拼图游戏，很多人都玩过，它分成很多块，正面是图案，背面是白纸，幼儿园的小朋友十秒就能拼出来，但我们可能十分钟都拼不出来。因为小朋友是看着正面的图案拼，我们是看着背面的白纸拼。这就说明心要对，要知道问题的重点，否则就会心盲，即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
大学教育同样存在心盲问题。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医学院教授在教课，下面的学生不是玩手机就是打瞌睡。结果，媒体就谴责这些学生，说他们浪费国家资源，对不起人民的感情、父母的期待等。可是，这些医学院的学生考试都通过了，最后也都毕业了。所以我认为，这位教授的课是没有用的。而这样的课，在我们的大学里有很多。
这就是心盲。
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当时，我需要拿够154个学分就能毕业；到美国时，美国的大学是136个学分；等到在得州农工大学做系主任时，已经改成了120个学分毕业；最近，又有大学提倡100个学分。对此，很多人都反对，怎么学分越教越少呢？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大学生很辛苦，学分虽然少，学习分量却很重，老师上课讲得少，学生的作业研究却很多。
所以，学分需要那么多吗？教授讲话需要那么多吗？我认为并不见得，如果是好的教授、好的课堂、好的大学，课业要减少，学分也要减少。
关于心盲，我有四句话：眼盲政迷茫，科技教自强，碎纸分合难，翻转离心盲。取其中间四个字，就是“政教分离”，是说我们的政策要与教学研究脱离开来，才能克服心盲。
举个例子，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引发了海啸，波及福岛核电站。我们知道，核电站的反应炉可以达到一千多摄氏度，需要利用水循环把它冷却，水要循环就需要电力，但电力系统被水浸坏了。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海水抽进来循环。但是日本人不肯这样做，因为建设一座核电站大约需要一百亿美元，海水一浇，一百亿就泡汤了。后来就发生了福岛核电事故。
如今，这一事件已经认定源于管理问题。核电的管理规格非常高，实行电厂、学术界与政府三方制衡，而这次三个监管单位产生冲突，是因为三个主管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同学，这就导致了“产、官、学三栖”问题，最终导致监管失败。
硬件与软件之外还要有“心件”
前文提到，我国至今仍很难号称有世界一流大学，原因在于“心件”上的缺陷。而所谓“心件”，就是一种心态、一种专业精神、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一种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沉淀的教育者气质，是大学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要件。
我们的大学有宏伟的校舍、先进的设备，有完备的制度、从优的政策，但这些硬件、软件终究要靠人来运作使用、沟通协调。如果“心件”不彰，即使硬件、软件齐备，也不过是缘木求鱼。
说到“心件”，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大学教授、大学行政人员的角度看，二是从学生的角度看，三是从社会的角度看。
其中，前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如果一位教授不爱大学的话，他的教学就是空的，因为心是空的；如果一个学生不爱大学的话，他的学习就是空的，因为心是空的。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他因为对大学不感兴趣就离开了。在美国，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但是在中国却很少，因为学生进入一所大学后，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要等到最后拿文凭。可如果不喜欢，学业上就不会有成就。
说到底，硬件跟软件在一起，如果没有心的话，就是空的。
所以关于“心件”，我也有四句话：心空教亦空，上心研乃心，硬体合软体，总欠一心件。取其中间四个字，就是“教研合一”，是说建设“心件”，要坚持教研相长、教研合一，教授既要教学，更要做研究，并以研究成果辅助教学，以教学实践促进研究。教学内容需要不断更新，避免陈腔滥调；研究需要重视创意创新，避免拾人牙慧；教学与研究须经得起评鉴，避免自说自话。
一所大学要发展好有很多因素，很难讲一定要怎样才可以。我并非说大学的硬件、软件不重要，只是觉得在所有因素里面，“心件”也很重要。（作者：郭位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本报见习记者王之康整理）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5月2日
不屑于教学方法：大学教改抹不去的痛
尽管我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在不断推进中，但短板软肋仍明显存在。教学方法改革的小打小闹，甚至不屑一顾，便是大学教改的一大败笔。说此不中听的话，绝不是要否定进步，而是本着“不虚美，不隐丑”的原则，只想再次提请大家作清醒反省：已是沉疴顽疾的落后教学方法，在大学里普遍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无力自拔，说起来人人都厌倦，却还在大行其道；重要文件和讲话每每可闻对方法的贬抑声，但也大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很少有人花大心思并实践，成了大学教改始终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实践与理性都在不断警示：不进行一场教学方法的革命性变革，不足以搬掉阻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一大屏障，不足以焕发大学教育活力青春。
一、流弊久远深广的旧教学方式方法严重影响办学生气活力、阻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在中国，大学教学方法遭内外诟病由来已久，甚至称得上是模式僵化百年未变之困局。远的不说了，即使是“文革”结束被公认为办学开始走上正规之后，对教学方法的不满之声也从未间断过。笔者清楚地记得，为庆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自主持召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代表进行座谈，既分享喜悦，又听取毕业生对进一步办好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建议。现今已是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当时作为北大法律系应届毕业生代表，在会上作了《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况应当改变》的发言，他在肯定学校教学秩序正常化和重视基础理论训练等取得可喜变化的同时，着重对“学校教学崇尚空谈之风气较盛”提出了批评。李克强指出：“这种风气在我们所受的四年教育中都存在。直至最后作毕业论文，文科的学生一般也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书籍，查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导，教师出的题目多是‘意义、作用、评价’之类的，……从理论到理论，颇有些像坐而论道。”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培养学生，是难以全面适应“四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所以他呼吁对这种“把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的偏向不能不引起注意。
作为一名尚未离校的大学生，有如此体悟和见地，令听会者频频点头。时隔三十余年后，北大的教改取得了新进展，如育人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师资整体水平高、试点小班制教学（或大班上课小班研讨）等，但整体而言，仍是旧方法旧模式占主导地位。两年前，北大哲学系有位教授曾对北大本科教学较普遍存在的“四多四少”状况深表忧虑，即“学生上课多，自学少；进教室多，进图书馆少；读教材讲义多，读名著原著少；被动接受多，主动钻研少”。绝非庸人自扰，这样的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真的是很难实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目标要求的，也与一流大学应有一流育人模式的追求相去甚远。
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尚且如此，其他一般大学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抱残守缺更是见怪不怪，比比皆是。除了理论与实践脱节还在加深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仍然津津乐道于老师大班上课，照本宣科，单调乏味，即使有的老师用了PPT，也只是课本内容的机械搬运，由黑板换成电脑屏幕，知识和智慧的传授还是生吞活剥的灌输，甚至是强硬灌注，恰似高压注射器注水入体，浮肿不止；学生被动接受似器皿，不经咀嚼不知其味，消化不良，虚胖残弱，个性化思维、好奇心广受压抑。特别是“应试教育”上传至大学以后，有些教师更是把考试的功利功能不断放大，用考题和考分的武器对付不听话的学生；很多学生也只为得好分和混文凭而学，热衷于书本知识或标准答案的死记硬背和考试技巧的获得。他们背诵了一大堆被灌注的用来应对考试的现成概念、名词和术语，养成了不用独立思考、不会提问更不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坏习惯，对社会实践和真实世界的感知、反思和理性判别，几乎茫然一片。
偏死的教学方法引导偏死的学习方法，直接制约着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可能使价值观教育被边缘化，甚至自觉不自觉走向反面，即学到了被扭曲和误导的思维定式或价值观念。面对这种困境，有识之士从未忘记过呼吁，早在七八年前，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就尖锐地指出：“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对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更为强烈了。如果大家天天讲创新、讲创新能力培养，而丝毫不去触动在人才培养中扼杀创新能力、创新知识的教学方法，那就等于自己骗自己。”笔者也曾配合这些呼声作过分析：教学方法的变革，不仅直接关系到培养模式的创新、培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是大学教育改变社会形象，树立好口碑的重要看点；不善用科学方法施教的老师是可悲的；不能享用先进教学方法的学生是不幸的；大多数教师教学方法落后的大学也难能生机勃发。呼吁归呼吁，但教改实践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旧方法仍然是恋恋不舍者众。
二、不屑于教学方法改革是落后办学思想观念在作祟，是对学生和教育态度出了问题
大趋势，不可逆；患疾久，治更迫。近七八年以来的世界景象又不大一样了。现如今，知识更新的速率、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势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和预期，它给人类带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动力巨能，更是大大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若干年后的世界会发展变化成什么样子，仅用今天的知识和眼光是难以精确猜想和理解的。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大学师生都已拥有非常便捷的渠道获取浩繁的知识和信息，或者说传播和获取信息的路径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储备箱”式的人脑，已轻而易举地被“信息储存器”电脑所取代。学生学习面临的最大困惑已不是能不能快捷获取现成知识和信息，而是会不会从知识海洋中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获得发展和创新受用的信息，不让未经选择评估的伪信息和过时的知识塞满头脑而成为“负资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大学如果还在固守“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还不能改变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状态，还停留在以学生通晓考试为单一质量标准的阶段，不能明确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主旨导向的教改路径选择，那真的是太不识时务了，甚至令人悲催。难怪我们在很多大学仍能痛心地看到，那里的课堂教学处于惨淡经营中，学生要么逃课，要么在教室里做低头属，或玩手机，或昏昏欲睡，或三三两两咬耳朵讲笑话等等，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老师讲的。这在一些大学的思政课和概论课课堂尤为突出。把板子打在学生身上，斥之为学生有厌情绪等，显然不公平，根子还是教学方法和内容太不合时宜，培养模式不能与时俱进。请听听学生怎么说的吧：“没有不想听的课，只有硬生生讲得无聊的老师”“无聊课常有，而精彩得法的好老师不多见”！
方法问题小瞧不得，大政方针和战略目标确立之后，采取什么方法和路径就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选择，甚至关乎成败。方法问题也不仅仅是功倍事半或功半事倍那么简单，它更是思维能力和思想方法问题，是理念和观念问题。人类发展史上，因行事方法失误而导致的伤害，乃至满盘皆输的深痛教训枚不胜举。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操刀起草过《工作方法六十条》，把工作方法提到了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认为工作方法失策的背后，往往是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误导在先。信持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事方式和为人心态。今天的大学中存在的陈旧僵化的教育教学方法，说到底就是陈腐落后的办学思想观念在作祟，是对学生感情和教育态度出了问题，是师生观，教学观、质量观更新迟缓带来的一种落寞，是没有切实贯彻“育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第一要务等基本理念所酿的苦果。物障事障术障易除，唯心障即思想障碍最难除。思想不觉悟，心障形影随，破题无绝期。如果大学和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不转变，教育态度不端正，什么样的先进技术都可能换汤不换药难有质变，教学方法改革动力不足的症结也不可能解开。
大学因学生而存续，因能扛立德树人之责而有教师位，大学教育工作的立足点不围着学生成人成才转，那要围着什么转？这方面，美国教育改革的思路和聚焦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当年小布什总统任内推出的教育法案叫做《2001年一个都不能少法案（NCLB）》，改革的关键词是“问责”，目的是不让一部分后进学生掉队。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同样高度关注教育改革问题，根据新情况，他把目光投向了如何在“救济后进”与“保护优秀”之间的平衡上，直至2015年11月，在他的推助下，国会通过的新教育法案题为《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目的在于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由总统亲自推动、国家立法形式确立的教育法案都直接把学生权益、学生发展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真正体现了美国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信念。在中国，纵然国情不同，体制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改革要花更大力气清除体制等外围障碍，自然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但总不能老是将学生发展和教育教学问题放在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至少不应以体制改革掩盖甚至取代教学改革。尤其是大学内部的改革，总是远离提升育人水平、教育教学质量而言它，久而久之，使改革陷入空谈玄谈和虚晃空转的境地不是没有可能。这样的高教改革、大学改革，让学生、家长和社会很是看不懂，很难对你投信任票。
记得知名学者梁漱溟说过：人类犯错误分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能正确认知很不易，但知而不行等于未知。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求索，关涉大学教育科学方法的理念，有的已经很成熟成为经典，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等，都已载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有的也已浮出水面基本形成共识，如有学者概括的几个转变，即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由齐步走范式教学向个性化多样教学转变，由单向知识交流向多向信息交流转变，由注重现成答案向注重过程训练转变，由知识点单一考查向能力素质多元评价转变，等。如果都能沉下来真心实意去践行科学先进理念，中国的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就能大改观，与社会期盼的高素质适用人才的差距就可显著缩小。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少普通高校和教师一味追捧“顶尖”“杰出”“卓越”等高大上的概念，端着架子目光只盯天花板，故弄玄虚玩深奥，自命不凡，而对实现提质直接关联的方法、模式创新等基础性工作漠不关心，看不清自身还存在的致命弱项和忧患所在，陷入“祸患常积于忽微”的漩涡不能自救。很多高教工作者都把教学方法看作是枝节性的小问题，对方法改革不屑一顾，甚至嘲笑关切方法是不懂抓大事的徒劳无功之举；或内心虽也认为方法问题不应小觑，但行动中遇到困难矛盾和阻力就绕着走，踟蹰不前，致使不少大学课堂教学还是死水一潭，了无生机，创新意识和精神被窒息，不仅学生厌倦，教师茫然，提质乏力无助，而且倍受社会责难，信任度递减，生源流失，有的甚至办学危机初现。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语）。真正懂行的教育家，是绝不会轻忽教学方法问题的，有担当、负责任、爱学生的大学教师，也不会不思自身是否运用了科学态度和方法。有位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在与笔者交流时说：以科学方法施教是教师的本分本能，也是师德的重要体现；讲课应付、缘木求鱼、施教不得法还心安理得，那是愧对学生、有损阴德的事情，甚至是对履行立德树人崇高使命的叛逆。诚哉善哉，对有这样认识的教授，太应该点赞了！痛定思痛，从更新思想观念、端正为学从教态度入手，破解我国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百年未变之困局，真的不应再麻木不仁了。教育教学方法是观察一所大学一个专业一位教师教学水平和青春活力的重要窗口。方法变，活力增，气象新，众口赞，有引力，何乐而不为！
三、以教育教学方法大变革为牵引，掀起一场大学“课堂革命”
补短板、精准发力、创新驱动，这是当前舆论界流行的几个热词，其实就是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改革的重要思想指针。在大学，凡是不利于学生成人成才的，凡是阻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我们都应当改革，而且应该作为紧迫的核心改革，其他的改革都应围绕或服从服务于此。这才是符合大学发展逻辑的改革，才能谈得上精准发力的改革，才可防止和克服将改革举措手段当作改革目的的奇怪现象发生，才会让全体学生对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
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要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深入掌握不同阶段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必须形成的核心素养，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水平，掀起一场‘课堂革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支撑。”这是将教育改革引向纵深、更接地气的重要信号和庄严承诺。笔者认为，中国大学最不讲究最缺失的就是课堂魅力，方法致死，大学的“课堂革命”首要的是方式方法的大变革，包括广泛优选优制优用慕课和翻转课程、推进教学信息化常态应用等，但又不仅仅限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在于教与学角色和组织结构形态的变革，还包括考查评估方法的创新、教学文化建设等。以教学方法改革为牵引，不仅是大学敬畏教书育人、落实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核心的理念的重要内涵，而且是一项称得上补大短板、让学生接受有质量的教育的迫切改革，是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理智选择。万马齐喑究可哀，方法力量很神奇。只有方法精彩，课堂才能精彩。课堂精彩了，内容精彩也不远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心里其实都明白，方式方法改革不仅能激发大学办学生机活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创新创业精神等内在需要，而且是能普惠学生、让全体学生分享改革成果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重要抓手，是“天理人心”之所向。掌握好方法，学生将终身受益，任凭世界千变万化，任凭知识和技术更新再快速，好的学研方法习惯在身，就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一所大学，当面上的教学改革久久难以有起色，陷入苦闷之时，用信义和诚毅从方法改革突围，或许能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这在国际上是有非常成功典型先例的，而且是发轫于人们都很敬仰的美国哈佛大学。
据有关报道，上世纪7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为重振本科教育，在时任校长博克的带领下，开展了一场持久的影响深远的教改实践。当时在选择以什么味突破口的问题上，全校教授中分歧很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以课程内容为先，就是重新审视教给学生什么东西是第一位的。在不少教授看来，像哈佛这么优秀的学生，课程内容选好了，你怎么教他们都能学会学好。但是，博克校长不这么看，他以教育家校长的慧眼与勇气，力排众议，第一个提出了本科教学方法重于课程内容的理念，竭力主张这次教改要把解决“教师如何教学生的”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课程内容更新。他坦然告诉大家，他的这个主张和理念是基于他的长期观察思考，并从他亲自领导做的一项调查研究——“学生到底学到了多少东西”中得到的：他说这次特意提请大家首先高度关注“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不为别的，就是要让哈佛的教学模式“来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原来那种以教师为中心、基于讲座式的体系向一种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习的方法转变。
博克坚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不仅对哈佛很重要，对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教育也很重要。空谷足音，认准了就得干！多年后，随着改革效果的显现，教授们逐渐承认了自己当初的想法错了，对博克校长的魄力和独特贡献深表钦佩。时至今日，博克的这一理念和主张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教授自觉运用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用心用情引导学生运用各种方法学习和理解所学内容，还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主动学习精神，达到了知识内化为能力和素养的要求，并由此使哈佛乃至美国高校迎来教学模式上的巨变。这不正是中国的大学所要苦苦追求的吗？但愿中国大学的校长及教授们能从中得到感悟和启迪。
致良知，尽教义。反思我们的大学，普遍失策于教学方法和培养模式创新所尝的苦果已太多太久，问题一旦成了普遍，成了合众皆有的心头伤痛，再小也会转化成大事体，亟需集体聚焦和关切，合力攻关。当今世界超一流大学有一种回归和重振本科教育的动向，把办最好的本科教育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大学的校长院长，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在把兴奋点放在争进“双一流”“转型”“升格”等热点时髦问题时，千万不可遗忘抓好“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最基本的正常性工作；不可以只活在高大上和美虚空的口号中，而是要放下架子或身段好好关心观照一下“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那样的常识性常规性问题。公道自在人心，学校整体教学方法和育人模式是否充满活力，是丈量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尺，坚定变革和创新育人方法和模式也是创一流、促转型等题中应有之大义。纵使方法模式问题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枝节小事，但来一个良心发现，为了对学生负责，为了补教改软肋大短板，知时识势，聚心智，垃满弓，早出发，盯落地，尽快开展一场以小见大的方法问题专项大改革，一扫长期笼罩的旧教学方法阴霾，以期收获投入相对较少而见效大且广的功用绩效，也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会是泽及众生、功德无量的善举。（作者：陈浩）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6年3月上旬刊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
离开人才培养，大学将不成为大学
“如果没有人才培养，你搞科学研究，它的名字一定叫科研院所；如果没有人才培养，你搞社会服务，它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农业推广站等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在呼和浩特出席人民网2016大学校长论坛时表示，大学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培养人才，立德树人。离开人才培养，它就不是学校。
人民网大学校长论坛，今年已经是第三届。本届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是“坚持立德树人，建设一流大学。”来自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70所高校书记校长参会。
瞿振元强调，建设一流高校必须坚守立德树人这一立身之本。我们的人才培养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要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必须加强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工作。高校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带动其他工作，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要围绕这个核心点来展开。
瞿振元表示，坚持立德树人就要珍惜珍爱青年期。青年期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指数式增长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多给他们一点教育，多一点养分，他们就可能成长得很快，长得很高。就像小麦，在我们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幼苗，中学的时候就是拔节，到大学应该是灌浆期，这个时候，需要阳光、需要水分、需要养分，如果这个时候荒废了，他们就会耽误一季的收获。所以，青年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我们的校长、书记、老师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关爱，珍惜、珍爱青年期，使得他们更好的成长。
瞿振元表示，引领青年就要坚持知识教育和道德人品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很多学校有些校训，讲的是非常全面的。但是，在很多院校确实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教育，轻道德人品教育的情况。同时，我们在知识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短板需要深化改革，积极地加以推进，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我们要引领青年，立德树人，就应该把思想政治工作予以加强，道德、人品教育要加强，同时，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加强知识教育，使得我们的学生在德、才两个方面，当然还应该包括他们的身体、心理，以及审美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人民网记者:贺迎春）
摘自《人民网》2016年12月23日）
按大类招生还需更多配套改革
日前，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组会议，聘任大类培养首席教授并举办首次首席教授会议。据介绍，清华今年将推行“按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管理”的方案，将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按16个大类招收、培养本科生。
其实，北大、清华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启动按大类招生改革。2001年，北大创立的元培计划实验班，就被认为是大类招生模式的雏形；2002年，北大有13个院系实行按院系招生，3个专业按学科大类招生。同年，清华在经管学院也试行了按“工商管理类”统一招生、按学院进行大类培养的人才选拔模式。过去10多年中，我国很多本科院校均已推进按大类招生改革。因此，清华这次宣布的大类招生改革，是把这一招生改革推到全校层面。
按大类招生有诸多优点，有利于考生报考时拓宽专业选择面，也有利于进校后打好专业基础，在了解专业的情况下，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但是，按大类招生不是把部分专业“整合在一起”，“热门”带“冷门”，必须根据大类招生，重新调整每个专业的培养内容，在大类基础上，注重每个专业的特色。否则，大类招生只是形式，学生进大学后，还面临重新选专业的焦虑——担心自己被分到冷门专业。所以，大类招生不能只是招生的技术改革，而必须是高校办学、人才培养管理的整体改革。
近年来，我国实行大类招生的部分学校，曾发生学生大一下学期用“抓阄”方式重新选专业的尴尬，这无疑是对大类招生的讽刺。按理，实行大类招生后，这一大类中的专业应由学生自主按兴趣选择，这就要求按大类招生后，学校为满足学生的选择，加强专业建设与优化，主动淘汰没有特色、质量不高的专业。如果仅仅是把原来的几个专业归在一类，还是按以前的方式办学，按专业大类招生改革的价值就不大。
从招生角度，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尤其是一些地区实行专业平行志愿，实行按大类招生十分有必要。一方面，一所学校招生专业过多，让学生很难选择，也占据学生多个志愿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专业事实上存在冷热差距，一所大学的冷热专业录取分数相差会较大。有的冷门专业长期靠调剂完成招生，按大类招生可扩大学生选择权利，也减少冷门专业招生的尴尬。
但最终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内容，是实行这一改革必须追求的目标。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级本科新生对专业的满意度为32%，高职高专新生为35%。其中，本科和高职高专对专业“非常满意”“很满意”者均仅为2%、3%，而对专业“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0%、27%。这一情况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对专业满意的学生比例仍旧不高。
提高学生专业满意度，从根本上有两种做法。一是高考时自由申请，即大学自主招生，学生自主申请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可拿到多所大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二是在求学期间自由转专业，在了解大学专业和自己的真实专业兴趣后，再申请转专业。目前，我国还比较难在统一高考中实行自主招生，那么大学在培养时，可给学生更大的专业选择权。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也给了考生换专业的机会，但换专业的机会还比较有限。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学校的师资、课程、专业等建设没做好。因此，期望清华按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管理改革能给出答案，也给学校的大类培养管理改革做出示范。（作者:熊丙奇）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