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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参考

2017年第11期(总第183期)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23日 | 点击:

                      人才培养质量是地方大学的生命线

中国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而公立大学分为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其中地方大学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6%,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大学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未来走向

现代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大学的功能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从中世纪大学强调“人才培养”到19世纪德国洪堡倡导“科研”与“教学”并重,再到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 “社会服务”。近年来,国内外有学者还提出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功能。

在大学功能日益丰富之时,大学因何而生、为何而立却变得日益模糊。从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提出“失去灵魂的卓越”到钱学森之问、钱理群之忧,中外教育学者都通过不同方式提醒我们,大学功能越多样,越要坚守本位,越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适应三个维度明晰培养定位

地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中国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而公立大学分为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其中地方大学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6%,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大学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未来走向。然而,相较于部属大学,大多数地方大学在生源质量、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国际化水平、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往往面临着更大的使命和挑战。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明晰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质量是与时俱进的动态概念,因社会、大学的发展而变化。评价人才培养质量有三种尺度:第一种是学校内部的评价尺度,主要评价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达到学校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称为“内适应”;第二种是社会的评价尺度,主要评价毕业生群体能否很好地适应国家、社会、市场的需求,称为“外适应”;第三种是学习者的评价尺度,主要基于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效来评价,称为“个适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办学自主权不断落实到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大学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发展模式,打造人才培养特色。因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地方大学首先要科学分析和预测区域人才需求,结合自身办学基础与优势,从内适应、外适应、个适应三个维度找准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此为起点论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采用最适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障体系等,确保人才培养可规划、可执行、可检查、可分析、可反馈,避免人才培养处于“迷航状态”。

围绕立德树人推进资源转化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注重推进优质资源转化工作。加大教学资源投入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从内部看,要全面促进办学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立德树人工作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学所有的活动都应当围绕育人展开,大学所有资源都应当为育人服务。例如,在知识传授方面,苏州大学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倡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通,实施分大类招生和跨学科培养,增强学生综合素养。在能力培养方面,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师将学术前沿成果引入教学,促进本科生早进团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在价值塑造方面,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融合,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本领才干。

从外部看,要注重促进地方资源转化为办学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最终还是由社会来检验。地方大学不仅要基于社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还要善于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办学资源,服务于人才培养。如,近年来苏州大学与苏州市政府共同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双方共同实施“学科产业对接”“教育资源共享”等十大工程,促进学科专业与苏州产业深度融合。学校还加强与地方知名企业合作,聘请企业高管、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并与知名企业共建300多家实习基地、研究生工作站等平台,为学生成长提供“实战化”模拟平台。学校还将昆曲、园林、苏绣等吴文化引入校园,在传承弘扬吴文化的同时,提升学生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通过校内外资源转化,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社会认可度持续上升,实现了学生、学校、社会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

完善监控体系评价精准发力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完善教学评价与质量监控体系。质量监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由于教学质量的多样性、滞后性等特点,传统教学评价过分注重“证明”功能而忽视“改进”功能,过分强调“总结性评价”而忽视了“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育正加速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更加尊重学生个体特征、学习兴趣和学习者体验。

面对新形势,地方大学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质量评价观,构建在校生教学效果评估和毕业生社会评价反馈相衔接的全过程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在教学效果评估方面,建立全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和评估系统,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业预警与改进方案;在毕业生社会评价反馈方面,定期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质量追踪调查,检视学校人才培养成效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地方大学要实施“以数据为核心”的精准化评价,鼓励教学单位、教师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而精准地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基础、需求、风格等状态信息,筛选出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因素,发现表象背后深层次问题。我们要努力促进教育评价从“经验”走向“数据”,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学生成长情况;促进评价方式从“总结性评估”走向“过程性评价”,更加重视评价的诊断、激励与改进功能;促进评价的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以客观、全面、精准化评价,实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精准发力!(作者:熊思东)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9月12 日

科研+教学,让真知灼见在大学升华

 又是一年教师节。在国内各大知名高校,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科学家老师。近年来,越来越多一线科研人员和科学家走上了讲台,他们是实验室里苦心孤诣的学者,也是课堂上挥斥方遒的教授。这道“群星璀璨”的教师风景线,正在为教师节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含义

“大学课堂学的是知识精要,真正的功夫是在课堂之外。”9月7日,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本科二年级《生命科学导论》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国科大岗位教授徐涛。

资深科学家成“新手”老师

  刚一上课,徐涛没急着讲授专业知识,而是先与学生们聊“闲话”,比如大学与高中学习的差别。“大学学习首先应该有创新精神。”他嘱咐刚刚开启新学期的大二学生把老师仅仅看作“领路人”。在大学生涯里,要懂得利用网络、图书以及老师、朋友等各种资源,积极主动地学习、成长。

  徐涛的《生命科学导论》首讲更像是一张生命科学的“全景图”。他从生命的构成与起源讲起,以细胞学说、DNA结构发现等大事件为节点,综述了学科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并在课程临近结束时,展望了21世纪“新生命科学”的重大意义与发展前景。

  徐涛指出,21世纪是“新生命科学”时代。“新”在于生命科学已成长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多学科交叉领域,面向人类健康、环境、能源、食物等重大命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需要生物学者同时具备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多学科的视野和储备,掌握分析、预测、调控系统等能力。在此基础上,徐涛鼓励同学们在本科阶段要夯实基础、培养能力、拓展视野:“相对于一些较成熟的学科,生命科学还未被人类充分了解。只要潜心研究、用心探索,就很可能有重大发现!”

  在国科大,像徐涛这样的科学家老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往往已走过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三尺讲台上的教龄却仅有几年。徐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研究员”到“老师”不仅仅是身份上的转变,更需要从思维到学识的全面成长。“做科研只专注于一个细小领域,教学则要求完整的知识体系,这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思维培养成为教学理念

  国科大的本科生几乎无人不知“琦叔”——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研究员冯琦。他主讲的《线性代数》和《数理逻辑》,因“问题导向”的教学方式而闻名。“我很看重学生的提问能力,一开始学生可能不擅此道,但教师要通过逻辑训练,最终让学生把问题问对。”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研究员张平教授本科生《微积分》。这门课采用的是“经典却抽象”的莫斯科大学教材——卓里奇的《数学分析》。张平介绍,这本教材完全学懂之后便会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地。为方便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同学理解,他采用“知识点+例子”的方式授课,通常先讲一些例子作为“前菜”,再呈现抽象的定义这盘“主食”。

  在他的课堂上,总会看到进行录像的工作人员。据他们介绍,这门课程已经录制了一年半,是本科部推荐的优秀课程。“要不是他们在拍摄,我还能多讲几个笑话。”张平笑着说。

“群星璀璨”定义“新好大学”

  除了国科大的“科教融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新模式,让更多曾经“深居简出”的科研名家走进了大学课堂。

  中科大生命学院2013级本科生宁一凡曾上过许多院士和老科学家的课,如今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硕士的她,当年的《微积分》课老师是中科大教授谢胜刚和顾新身。她清晰记得,两位教授虽已70多岁,但上课仍一丝不苟地写板书,“有时候我的手都抄酸了,抬头看见老师依然在写写算算”。在谢胜刚的课上,常能听到他年轻时与陈景润先生共事的趣事,他喜欢在授课之间来点噱头,减轻大家对高数的恐惧感。

“两位老先生和蔼可亲,谢老师风趣幽默,顾老师就相对严肃一些,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宁一凡说,虽然只是基础课程,但这些非常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依然愿意站在讲台上,继续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此外,院士为本科生授课也非常常见,如美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等。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中林曾说:“院长所长可不当,教授不能不当。”近年来,越来越多一线科研人员和科学家走上了讲台,大学里“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去年7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教授、副教授(高级职称教师)要更多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不断提高高校教学水平。科研与教学的融合、研究所和大学的联结,使得真知灼见与智慧之光在校园得到升华和传承。(作者:韩扬眉 李晨阳)

             

学科融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学校是知识传播与创新教育的重要阵地,其学科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学科的壁垒和界限,使课程资源、课程要素和环境整体化产生聚焦效应,促进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学生“多样的学习体验和丰富的学习经历”。因此,学校要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有效途径,全面提升学校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轴心学科,拖带兼顾。学校要以优势学科为轴心,引导其他学科向优势学科进行相应的交叉渗透,在优势学科的教学形式、内容、方式上提炼出新的增长点,强化多学科间的横向交叉和融合。学校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结合本校实际,调整学科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以若干优势特色学科群为主,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的格局。

主题活动,全面涉及。学校可以校园传统活动项目为牵引,打破原有的学科限制,将主题活动与多学科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从师资队伍、活动平台、技术条件等多个方面支撑学科融合建设,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打造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学校特色主题活动。可将知识与生活经验融合设计校园传统活动项目,从活动中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建构,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科领域的知识可以在校园传统活动中延伸、综合、重组与提升。同时,活动中所发现的问题、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也可以在各学科领域的教学中拓展和加深。

构建平台,协同创新。学校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必须创新管理,打破校际、校所、校企、校地行政壁垒,汇聚校内外特色资源,整合一切创新要素,形成合力,为多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还应将协同创新作为多学科融合的核心举措,打造结构合理、分工明确、功能完善、体现实效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学校可通过主题沙龙、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形式,为开展高水平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改革传统的“以学科为核心”的科研管理模式,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科研管理模式,形成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的网状管理结构。

                            摘自《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九期

           

大学教师的职业境遇与道德修为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各类高校纷纷合并升格为大学,高等教育被快速推进至普及化时代。众多大学的涌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更多青年人上大学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工具理性影响之下,大学似乎比较看重大众的喜好,尤其是在大学排名导向之下,大学更顾及实际的功用。受其影响,大学教师的工作也较多地囿于实际效用之物,大学似乎逐渐远离其理想状态—“研究与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面对如此职业境遇,大学教师对于大学理想的坚守与执著正是大学精神生命延续之根本。透过大学教师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境遇,或许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无奈、苦恼与执著。也正是在大学教师的坚守中,我们依稀看到大学理想之亮光召唤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勇于前行。

大学的课堂:师生对话的学术生活共同体

大学作为一种学校,课堂教学无疑是其日常样态。大学理想也正是靠着每一位教师和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堂课中来具体地实践着。但是,现实的大学课堂多是教师一个人的孤独演讲,学生们则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大学理想正被这类真实发生的课堂活动所消解。

综观当前本科生或者硕士生的课堂,一些是容纳上百人的阶梯教室,另一些容纳数十人的小教室也多是中学“插秧式”课桌构成。上课、下课,选课、评课,运行着一套由教务处控制的教学系统,课程和课时早已被安排,教师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相当有限,均被裹挟其中。在几十人的小课堂里,师生之间或许有短暂的交流;在近百人阶梯教室的大课堂里,教师在讲台进行一个人的独白,师生互动交流活动罕见。大学生们多是奔着学分而来,感兴趣的内容就听听,否则,各自忙自己的事。近些年,在大学课堂上,玩手机的低头族颇有阵势。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硕士生的课堂规模也与日俱增,师生在课堂上鲜有深入探讨之机会,课后交流活动更是少之又少。

针对上述大学课堂现状,大学里的多数师生似乎习以为常,泰然处之。一方面,高考重压之下熬过来的大学生,多数人把大学生活看作是一种放松。其关注点多在学分上,少数有考研志向的大学生或许在乎学习成绩,但是,他们也很少去质疑教学制度或教学质量,一些较真儿的学生或许在期末课程评价中给主讲教师差评。另一方面,这样的评价结果对于教师的职业生存影响甚微,因为大学教师的职业生存关键是完成既定的科研工作量,这是职称晋升之重点。更何况,师生早已形成某种默契—老师给学生一个高分,学生给老师一个好评,彼此安好。教学标准被悄然降低。

上述课堂现象虽是描述式案例,却是当代中国大学课堂生活的一个缩影,其问题成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从整个社会的功利取向来看,大学生读大学,求文凭者多,求学问者少。大学也倾向于直接服务于学生的生存技能养成,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专业训练。就大学生的已有学习经验而言,他们在高考重压之下被应试学习方式驯化,多数人满足于安心听讲做笔记、做模拟题,至于自主研读经典文献、独立思考和主题讨论,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十分艰难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大学生群体,多数教师持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更多精力专心于科研,后者关乎其生存质量。

大学课堂应该呈现什么样态?大学的课堂教学对于大学生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一位大学教师必须引导大学生思考的前提性问题。教师要让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相信:大学课堂上不能再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寻求某种确定性答案,而是用来克服偏见。这或许会让大学生们感到惊讶,就像要求他们对1+1=2提出质疑一样。但是,这确实是大学教师必须认真面对的大学生思维状态。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提醒我们,要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活的当事人,而非未成年人来看待。大学生不再是高中生,而是高等学府里的一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可能成为未来的学者或研究者。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来选择实用性职业,从事应用型工作,但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大学生,那么,在其一生中,将始终拥有高贵的精神诉求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正是大学课堂生活养育之结果。因此,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必须引导青年人敢于突破原有思维范式之束缚,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形成独立人格和理论批判力。大学教师有把握相信:师生之间针对特定学术问题展开的对话使得真理敞亮和思想显现。其实,在苏格拉底意义的对话活动中,对话不是作为知者的教师强制带动作为无知者的学生,而是师生共同寻求真理的思想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教师以对话方式在课堂上为青年人开启了一场充满思想冒险的精神之旅。

当然,对于课堂上的精神旅行,作为大学教师要保持清醒自识,即教师自己不应充当精神领袖,不能以教师个人的价值偏好影响学生的价值判断。大学教师,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能够办到的事情就是引导学生进入专业学科的哲学之境,即对于特定学科的所属问题进行本质上的讨论,这也是专业学习的必要前提。如果大学教师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是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拥有清醒的学术意识与为人师的责任感。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位大学教师本着知识人的学术良知,当避免向学生灌输或推荐个人的价值偏见时,他的课堂就充满理论色彩与学术魄力,进而将课堂营造成一个有助于交流思想的学术生活共同体。总之,在课堂上,让大学生基于人类文明的宽大平台,开拓视野,拥有理论的态度,获得思考的乐趣,深刻理解专业教育的价值,理解专业活动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意义,这正是大学理想的现实样貌,也是大学教育的生命所在。

大学的科学研究:课堂教学的理论之源

面对课堂上沉默的学生,或许多数大学教师已经习以为常了。教学毕竟在其职业生活中的比重相当有限。若给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活苦恼排序,科研工作压力似乎可以居于前列。历史地看,自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伊始就明确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宗旨。时至今日,大学教育的发展变化不断影响着大学教师的角色定位,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尽管,从理论上看,教学与科研依然是大学教师的两项基本学术责任,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严峻的事实摆在那里,大学的各项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重科研轻教学,迫使教师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之中,由此导致教学与科研两项责任的严重失衡。

相对于中小学教师的角色定位而言,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他不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已有知识,更肩负着创造知识、创造未来新文化的学术使命,这也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根本标志。因此,从大学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科研始终在教学之先。国内外各种大学排名均以科研成果为主要指标。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科研是教学的理论之源,教师的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其科研水平。正如宋代大哲人朱熹所描述的那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尽管,德国著名学者韦伯曾认为,“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但是,重温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教师典范,均是在特定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大学者啊!以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为例,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国学导师在执教清华大学国学院之时早已是国内有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在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迅速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由此确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至今仍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中的一段传奇。

以此对照今天的大学教师,迫于大学里的教学与科研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取向,一方面,承担着必须完成的繁重教学任务;另一方面,是必须完成规定的科研指标,如申报特定级别的课题和发表特定刊物的成果等。这些科研工作任务直接关乎职称晋升,必须完成,否则实实在在地影响其职业生存质量。

诚然,一些优秀的大学教师以自己的辛苦付出,努力实现着科研与教学的平衡,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大学教师苦恼于科研与教学难以两全,这就是大学教师职业生活的真实现状。如今,在高校排名等各种压力之下,重科研轻教学的失衡现状呈愈演愈烈之势,大学教师的教学角色也日渐边缘化。因此,那些始终坚守大学理想的大学教师尤显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些教师的不懈坚守中,我们看到大学理想之光和为师之道。

为师之道:在教育行动中修己育人

如前所述,大学教师遭遇职业生活之窘境在于,教学指标是软性的,科研指标是硬性的。因此,多数教师很少有时间与精力与学生深入交流,对于那些作为硕导或博导的教授们,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已颇耗精力,更无暇顾及本科生。尽管,有些大学在本科阶段推出导师制,但是,获益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每当回顾其大学四年里的师生交往活动,较之他们过往的中学生活而言,他们多遗憾于师生关系之淡漠。从教育学意义看,师生之间的精神交往活动恰是教育本质所在。当一群可爱的青年人满怀人生理想走进大学之后,大学教师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教育实践课题。

大学是一种学校,但是,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们来到这里,不是仅仅满足于寻求确定性知识,而是在大学教师的指导下形成研究事物的理论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追求真理之精神与科学研究之思维。因此,大学里的各种组织形式是次要的,关键是教师唤醒学生的学术意识,引导学生对于所有可知事物、科学意义和生活的真实性保持一种开放态度,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唯有如此,追求真理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需要,才算得上真正体验大学生活。因此,大学教师要以身作则,以严格科学的态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与学生交流的具体教育活动中践行大学之理想。

现实的大学生活里,由于学科分类逐步细化,教师的治学方法、学术境界或生活趣味也因此迥异,其教学风格也多带有比较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是,为师之道则是共通的:大学教师首先是研究者;大学教育不仅是专业训练,更是学术教育;师生是学术生活的同道中人。

第一,大学教师首先是一名好的研究者

基于近代德国大学传统,教学与科研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也构成大学教师必须承担的两项基本任务。就教学与研究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研究基于传承;另一方面,教学要以研究成果为内容。因此,好的研究者才可能成为优秀的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开设的课程只是其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重在向学生呈现探索未知经验世界的可能道路,而非偏重讲授完整固定的概念性知识体系。

作为一名研究者的教师,只有在课堂上带领学生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学生与之交往,才能直观质感地体验到学问的鲜活与生动,学生在教师影响之下才能产生出强烈的探索未知领域的研究冲动,这也正是探索真理的应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亲身从事研究的教师才能够真正胜任大学的课堂教学,而那些满足于传授僵硬的概念性知识的,只是一般的教书匠罢了。

第二,专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并重

毋庸赘述,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而任何专业都以科学原理为基础,更何况任何专业的从业者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因此,教师在重视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务必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素养、理论态度与研究能力的养成。其实,大学里提供的专业教育只是未来职业生活的一个基础。最适合的专业教育并非传授比较系统固定的知识体系,而是在专业教育基础上形成学生的理论态度或科学思想,进而形成影响其一生的世界观。

因此,大学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奠定两个基础:专业教育的科学基础与专业教育的人文基础。科学与人文恰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内涵,这也是各类大学重视通识教育的本义所在。科学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的可能方式。人文的意义在于唤醒学生的精神生活,使之成为一个有文化内涵的自由之人。学生们也因此在大学里学到他们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这种特别的大学生活体验使他们克服偏见,充实内心世界,有勇气、有实力去应对走出校园后的各种人生挑战。

第三,在学术生活共同体中,师生是同道中人

历史溯源,大学的原初意思是教师和学生的交往团体,即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高等教育制度化后,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沦为职业养成机构、文凭发放机构等。于是,相当多的大学生上课是为了学分,学分修满就拿着文凭离开校园。对于这些贫乏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工具理性浸淫下长大,只是身体待在大学,精神却从未真正进入大学。作为大学教师,有责任关注并引导大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师生之间为探讨真理而发生的深刻辩论。

大学作为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其生机所在就是人们能够在此自由地交往与探讨真理,这也是大学进步的前提条件。从外在形态来看,大学里教学活动有演讲、练习、实验、研讨会和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从内在形态看,大学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真正存在学术共同体和友谊的地方。“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也就是全体渴望求知的共同体。”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学术共同体中,大学师生是寻求真理的同道中人。关键是教师在诸多形式中如何真正唤醒学生积极参与学术对话。无论什么形式的课堂,核心关切是启发学生重新审视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究,从而唤醒其好奇心,去寻求活着的学问,而不是为了考试去掌握僵化的知识。沿此逻辑推进,即使是阅读教科书也不会令人疲倦,因为学生们开始追问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呈现架构,并由此沐浴在学术生活之中。

总之,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两者完美融合,乃是其职业生活之佳境。唯有如此,方有余力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制度面前个人的渺小,良好学术制度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与其感叹与无奈,不如采取具体的教育行动,从中提升自身的学术实力与道德修为,实现修己育人。当然,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所谓的道德修为并非单纯意义上做一个好人,大学教师首先要是一个好学者,学术研究始终是第一要务。同时,也要努力修炼成一位好师长,以合乎时代精神的理论去唤醒青年人的自主意识与学术自觉,并以亲身示范的方式激励青年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砥砺奋进。(作者:朱晓宏)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