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教 参 考

2007年第２０期（总第２３期）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印 2007年９月５日

“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

———“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系列”之一

开源节流，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举办学校是需要经费支撑的。作为一个实干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陶行知在办学治校中所遭遇的最大困扰之一就是办学经费匮乏。但深入考察陶行知的学校管理实践，不难发现开源节流是陶行知处理办学经费短缺的重要法宝。

在陶行知办学过程中，开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募捐。为解决办学经费拮据，陶行知利用个人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社会各界成功地募集了大笔办学经费，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教育资金之紧张。譬如，为开办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曾及时筹得开办费15000元、经常费12000元。二是自力更生搞生产。陶行知认为，理想学校应是生产力极度丰富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师生能同甘共苦，共同生产，共渡难关。这样的学校，“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晓庄师范开办之初，陶行知曾购置了一百多亩田地，就是用来边生产、边学习。三是力争政府支持和拨款。陶行知是一个深谙斗争策略的人，强调改造社会应有委婉的精神。为落实、筹募晓庄研究所及育才学校办学经费，陶行知曾多次致书当时的一些政界要员，敦促他们过问经费问题，以解燃眉之急。

为使筹得的办学经费充分发挥效益，陶行知特别注重做好节流工作。所谓节流，就是厉行节俭，办学以“可省则省，而且必省，使得别的要务可以有钱举办”为原则，“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用吗？’费一分光阴，必问：‘这一分光阴该费吗？’光阴与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必不用；用必尽其效。”陶行知认为，学校管理要体现节流精神，务必注意两件事：一是办学不能主观盲动，要顾及客观条件。“办学须重视客观条件，不能存丝毫之主观成见。”二是办学应从中国仍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农业国这一现实出发，大张旗鼓地运用穷办法来办丰富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穷办法，是指符合国情的办法，而不是那些来自外国的、与穷人无缘的奢靡之法。这里所说的丰富的教育，用陶行知的话讲，就是要用最少的钱，举办全中国穷人都能得到的普及教育。

用强化预算来改进学校管理

重视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并努力通过预算来改进学校管理，这是陶行知领导学校的一个宝贵经验。陶行知很早就指出，“预算是行政的主要工具，各省应有预算，国家亦应有预算。”预算与决算、计划等活动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凡团体活动要切实必须有计划，计划要切实必须有预算，预算要切实必须有决算。所以尊重公有财产的第一要事就是要有预算和决算。没有决算则预算蹈空；没有预算则计划蹈空；计划蹈空则便宜行事，甚至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不用，不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乱用。”1940年，陶行知在致马侣贤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是整个的新预算，而不是一部分的来解决。希望您在最近提出一个完整的预算。这预算最好有两个：一个是量入为出，作为较紧的预算；一个是量出为入，作为较宽之预算。较紧预算为艰苦维持现实支出之根据。较宽预算作为开源筹款、改善生活之根据。这样则学校生存、师生生活都可两全，并且可以逐步改善以求发展”。

陶行知认为，只要抓好两项工作，就能充分发挥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一是账目必须清楚详尽，“预算既成之后决算未成之前要有清楚的账目。账目根据预算又为决算所根据。预算决算只是大纲，账目则非详细不可。管理公有财产的人务必收支有据，逢账即录。一日总结一日之总，一月总结一月之总。决不可能懈怠，决不可拖延。他要做到随时可以交账的地步，才算无负于公家的付托。如果一天天的拖延下去，事后记忆必难周到。错出不过赔钱而己，错进就难免有侵吞公款的嫌疑，这是万万不可不谨慎的。再，凡是银钱出入，必须经过两个人看过签字，这个办法一则可以免去嫌疑，二则可以预防作弊”。陶行知曾多次致信马侣贤，强调账目的重要性，要求他及时清理账目，“关于账目处理之事，望你采取适当而迅速之方法”，希望他用全副精力完成学校账目，且保一切单据合法有效。二是预算必须公开。早在1922年，陶行知就强调办事贵在开诚布公，“至无公开之基础，则一事莫举”。1926年，陶行知进一步强调，“做一件公共的事，必须有一个公开的预算和决算。村政、市政、县政、省政、国政，都要有公开的预算决算。太阳光所到的地方必无微生物。要免公有财产的损失，最要紧是要有公开预算决算。到处要求一个公开的预算与决算是公民的一种重要责任”。

陶行知重视预算，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它是推行科学管理、民主领导的重要条件这一考虑外，还在于预算和账目管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陶行知认为，教导师生依照经济手续办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1943年，陶行知在给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李凌的一封信中强调：“领款之事是一种处理公务而有标准之手续，使学生严格依照办理也是一种教育。”陶行知叮嘱李凌，托他告诫学生：每月用款须制详细预算；照预算领款时，须有会计及经手人图章；买东西的发票，须有印花、育才学校抬头、验收人、出纳、主管人、经手人盖章。陶行知甚至说：“收条写字要令学生写得端正清楚，纸张亦宜裁得端正，这是无声之乐，也可说是办事音乐化，办事美术化，是诸生所应受之教育之一小节，但是必要之一个螺旋。”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 张新平）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20日

“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

——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系列之二

1921年，陶行知就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层干部邹秉文为学校着想，向校方建议将南开学校教员钟心喧挖过来，得到校长郭秉文的支持。陶行知闻听此事，立即致书郭秉文，陈述四点意见予以反对：“一、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即张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二、个人应顾全友谊，机关亦应顾全友谊，近而金陵以地方关系，远而北大、南开以宗旨关系，其感情皆当维系，而不容丝毫之损伤。三、此数校之教员来去，应由自决，而不由一方面学校发动。四、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举办学校无疑需要相应的师资，但陶行知主张，自己培养所需师资乃为上策，办学治校应注重校际间的合作与情谊，不守规则不讲道德地挖他校的师资乃是损人害己之举，应坚决杜绝。显然，陶行知所倡导的这种师资管理意见，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没有一个量够质优、志同道合的教师团队，再好的学校改革构想也很难实现。“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既是为试验他的新教育主张，更是为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培养理想师资。1926年，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指出：“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陶行知认为，旧教育是死的教育，新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在新学校里从事新教育的新教员应具备五条件：一是要有信仰心；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要有共和精神；四是要有开辟精神；五是要有试验精神。后来，陶行知为推行民主教育，又强调教师应有协作合群意识，同事之间应相互尊重、民主协商。教师务必“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

陶行知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既求贤若渴又感情留人。在这方面，陶行知致杨效春的两封信很具说服力。其中，一封是陶行知为邀请杨效春加盟晓庄师范而作的，其内容如下：“予与叔愚先生（指赵叔愚）创设试验乡村师范，拟将乡村教育及师范教育作一彻底腾翻之改革，急愿弟同来努力，留学迟数年无碍。叔愚先生来信谓倘能得弟，胜得黄金百万。弟之见信于叔愚兄也如此，安可不佐彼一臂之力！”另一封是陶行知得知杨效春心生去意后写的，信中这样说道：“您（指杨效春）可晓得‘回校与否’四个字所引起之轩然大波。……您和同学所发生的关系，只有奶妈乳儿可以比得。您一想到这种关系，就晓得同学们和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痛苦。”“总之，本校前途，至有希望。没有您回来，即不但以前工作付之流水，以后命脉也要斩绝。您是去不得的。”为挽留杨效春，陶行知紧接着还向晓庄师范的共同创办者之一赵叔愚写信，强调须全校共同用力以留下杨效春，同时附上一首感情真挚的《催效春先生回校歌》，其歌词如下：“来，来，来，来喂婴儿奶！呱呱日已瘦，奶妈莫徘徊！”

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陶行知一方面重视解决教师面临的生活困难，“学校要解决教员的生计问题，要为教员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更注重用信念来激励教师，鼓舞教师的干劲，强调教师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陶行知深信，“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是要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困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斗胜之智慧。”

1941年前后，育才学校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学校“每月所亏超出预算甚巨”，一些老师和学生流露出悲观畏难情绪。为此，陶行知迅即写信给育才学校的马侣贤，要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陶行知这样说道：“在平时办学，一帆顺风，人人能办。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奋斗是万物之父。”此前，马侣贤曾写信陶行知，提出辞职申请。陶行知明确答复：“您的总务部没有办好，后继的人您也没有贤推荐，因此我在教育的立场，不愿接受您的辞职。”又说，“真正的要想打开一条光明的道路，还要靠全校和衷共济，把各人的生命放进事业里去，才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张新平)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日

“学校里谁也无权搞特殊”

——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系列之三

南京晓庄师范开办时，学校聘请了一位高姓校工。陶行知很喜欢这位校工，觉得他虽不识字，却耿直率真，颇有诗人气质。当时曾有人建议解聘该校工，对这一提议，陶行知断然拒绝，并说“他也是我们当中一个，决不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当听说这位校工不听调度后，陶行知即刻写一信给他，真诚地奉劝他要尽本份、守职责。

陶行知说道：“我们主张人类平等：校长和校工一律看待，吃一样的饭，一样的要尽本分。校长不尽本分，校长的饭碗便要打破；校工不尽本分，校工的饭碗也是要打破的。”又说：“您倘若诚实到老，尽本分，听调度，帮人忙，和气待人，那您便是我们晓庄理想的校工，也可以说是校工中之圣人，保您有个铁饭碗，永远打不破。您要不信我的话，那便是瓷器饭碗，随时可以打破的。”

在主张人人平等的同时，陶行知很重视培养学生的互助品质，引导学生在说话做事中学习如何商量合作。“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互助即自助，一个人如果没有互助的习惯，他在社会上也是断难生存的。陶行知曾在他所创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寓言小说《古庙敲钟录》中，诗意地表达了他对平等互助重要性的认识。“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1931年，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及其教育的出路在于平等互助。“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是学校组织必须履行的重要使命和责任。陶行知对我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予以批判，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我们应当知道民国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学校里的一切成员，无论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搞特殊。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 张新平）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8日

“糖发完了，谈话也结束了”

——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系列之四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是学校中颇有名气的“孩子王”，经常惹是生非，屡生事端。一天，陶行知看见王友用土块砸一个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放学之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回来，远远地看见王友在校长室门前徘徊等候，于是，他赶紧把王友请进校长室。

进入校长室后，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带着歉意的语气说：“这块糖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王友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校长，迟疑地接过糖。这时，陶行知微笑地看了一眼他，想了一想，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说道：“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是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听我的话，很尊重我。”这时，王友神态紧张，愈发不安起来。接着，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一块糖来，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位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应该奖励你啊！”没想到，陶行知话音刚落，王友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道：“陶校长，我错了，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应该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到这里，不禁大笑，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来递给他，高兴地说：“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现在我的糖已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希望你以后改正错误，好好地学习，把精力用在课业上”。自此以后，王友同学果然认真学习，团结同学，遵守学校纪律，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这小小的“四块糖”，折射出了陶行知高超的批评艺术。当陶行知看到王友站在校长室门前等他的时候，心里不免为他遵守时间而高兴，第一块糖在表扬他能够准时来到校长室，也创造出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让王友感觉到校长的慈祥与宽容，拉近了两者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陶行知没有正面批评王友，而是抓住他听话的优点，从“侧翼”进一步表扬他，第二块糖不仅让王友折服于校长的宽容态度，而且开始自觉地反思他所犯的错误，从而真正地认识到错误。接着，陶行知依然没有直接批评他砸人的结果，而是从事情的反面入手，表扬王友砸人的原因，通过表扬王友犯错误的良好动机，使王友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砸人的不良后果，所以第三块糖不仅使王友完全被校长的人格所征服，并主动承认了错误。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但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块糖进一步激励他，既表扬他承认错误，又教育他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从而将批评延伸到王友将来的行为之中。

在整个过程中，陶行知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提及王友的错误，而是将对他的关心、热爱与期望融入宽松和谐、幽默诙谐的情景之中，通过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激励表扬，让王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整个批评过程自然流畅，“水到渠成”。陶行知的“四块糖”的确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批评效果。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刘建）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5日

“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

——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系列之五

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认为“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批评一般的“学校历”脱离了实际的生活，他曾以某农校的教学安排为例，形象地揭露了“学校历”与生活脱节的弊端。该校规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实习农事。某周六晚，恰逢久旱后天降大雨，本应于次日乘机耕地，但第二日学校休息，第三日是周一，学校又没有安排农事实习，当等到周二下午有农事实习课时土地已经干硬而不便耕种。“此乃违农时又违人时之教育，皆坐？有学校历而无生活历为指针之弊端也”。

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既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没有固定的班级编制，教学活动按生活周期在各小组中自主展开，上课的时间和形式根据各组需要，灵活多变，有的科目仅讲几个小时，而有的科目则要讲一个学期。从早晨的寅会到晚上准点就寝，从春天的播种到秋天的收割，从洒扫庭院到军事训练，晓庄的教学常规管理完全按每日、每月、每年的生活安排。

陶行知向来反对死板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他认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以晓庄学校的课程安排为例，那里的教学过程完全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先生教学生学的样式，学生通过与指导员共同参与的、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招待教学做”、“烹饪教学做”、“洒扫教学做”、“科学的农业教学做”、“基本手工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等课程，在做的过程中完成学习。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还发明了“艺友制”的教学方式。所谓艺友制，就是“凡以朋友之道教人艺术或手艺者，谓之艺友制教育”，陶行知认为，学习劳动技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师傅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中学，只有师徒双方“共教、共学、共做方为真正之艺友制，亦唯艺友制始能彻底实现教、学、做合一之原则”。

除此之外，陶行知还主张学生到工厂、农村去，为工农服务，拜人民为师，把教学活动推及到更广的范围中去，使教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担当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小孩也可以教小孩，陶行知甚至认为“小先生”是普及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样的，农人最好的先生“是农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农人”，工人最好的先生“是工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工人”，通过生活教学，不仅仅是教学的良策，同时也是普及教育的有效手段。

陶行知认为，应将学生是否具备了“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为此陶行知在考试的内容、方法与形式等方面做了大胆的变革与创新。

在南京晓庄师范招生考试时，陶行知一反常规地将农事或木工操作、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国文写作、三分钟演讲作为考试科目；而在重庆的社会大学，他则通过个人学习心得、开卷的问题问答、学习小组的学习总结、专题组研究报告、个人自我反省等五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考试。

可见，陶行知的教学评估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文化成绩的评估，而是立足于生活、着眼于社会，是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性的评估。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要为学生独立自主思考留有时空，“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要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姚继军 张新平）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19日